Daily Archives: August 31, 2006

中国人研究汉学未必有先天优势(田晓菲)

中国人研究汉学未必有先天优势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28:20

  有些文化偏见和陈词滥调,身在国内的人已经习以为常。比如,“中国人如何如何”,“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如何如何”
  中国人研究汉学未必有先天优势
  
  □口述:田晓菲(哈佛大学学者)
  □整理:本报记者 王寅
  
  “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田晓菲认为,这种看法自己幼年就听习惯了,不构成压力。最近,田晓菲出版了《赭城》。
  “我们刚刚走出阿尔白馨狭窄弯曲的小巷,迎面便看到高高的山顶上,因为夜色和山色的浓黑,而好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金红色的,静静燃烧着的城池。那是属于我的赭城。”
  这是《赭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的段落。赭城是“阿尔罕布拉”的意译,意为红色的城堡。赭城是统治西班牙的摩尔王朝修建的一座独立于格拉纳达的皇城,宫殿、花园和自然美景融为一体,堪称阿拉伯人创造的辉煌的文化奇迹。2001年冬天的西班牙之旅,使得田晓菲与赭城有了亲密的接触。
  在赭城的狮子园,田晓菲由于揿错了数码相机的按钮,丢失了60多张照片。这次失误,成为写作这本书的起因。从2003年初夏开始,田晓菲花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赭城》。
  “旅途中的旅途”是《赭城》中一个章节的标题,其实也可以看作《赭城》体例的形象注解。西班牙之旅既是一位东方诗人与西方文明的一次相遇,也是一次文学和历史之旅,穿插在风景描述之间的是大量的译诗和引文,贯穿始终的是对西班牙和古代阿拉伯文学的礼赞。在《赭城》中,诗歌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其中有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诗,也有汉语读者此前不甚了解的古代阿拉伯诗人的作品,除了书中多处引用之外,书后还有三段附录。对此,田晓菲有自己的理由:选择洛尔迦的诗,是因为他和格拉纳达、和南部西班牙的文化风景密不可分;中世纪阿拉伯诗人的作品也是西班牙文化和安达露西亚平原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写《赭城》的过程,是一个向内吸收的过程:对安达露西亚历史与文化产生深层的了解,再把这种了解和我对摩尔文化的爱悦传达给读者,是写作《赭城》最大的收获。”
  昔日的少年诗人已经在海外汉学界崭露头角。2003年她出版了学术史著《秋水堂论金瓶梅》,2005年出版《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在继续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田晓菲将致力于对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古典文学和非西方文学传统)的介绍。
  田晓菲和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结合是一段佳话,他们现在同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
  
  别把偏见当真知
  
  身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相对于华裔美国人而言),在研究现代白话文学方面优势大概更明显一些,但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优势未必很大,有时甚至还会被这样的身份所耽误,因为头脑里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和陈词滥调之故。
  有些文化偏见和陈词滥调,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安宁;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为注重家庭、热爱故乡;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缺乏个人主义精神,喜欢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等等。
  我想强调的是:以上所举的,往往确实是我们的文化所看重和追求的价值观念,但它们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
  这就好比儒家的价值观代表了我们的文化理想,但是不代表我们的文化现实。文化理想往往从侧面显示了一个社会的问题区域,否则,也就不会得到热切的鼓吹了,甚至可能得不到存在的机会。再有,“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是如何如何”这样的概括性结论,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结论失之于大而笼统,如果不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就不是很有意义。
  就连古代汉语程度,我自教书以来渐渐发现,受过名牌大学中文系教育的华人学生也未必就一定比勤奋刻苦的白人学生更好,在课堂上,在写论文时,因为一切文本都要求翻译为英文,并用英文探讨,顿然暴露了很多理解上的漏洞(和英语程度没有关系)——这一点,在用中文写论文时通常是看不出来的。还有时,因为汉语是母语,自信了解自己的语言,不肯勤使用辞书、工具书,又觉得在阅读文本时差不多知道大意就可以了,这实在是我们现代人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致命伤。
  
  个人倾向大于民族与血统
  
  在美国,汉学研究界虽然比起英美文学等研究领域来说还是小得多,但是发展得相当蓬勃。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学习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多。这自然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但是,人们对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往往大于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这是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非独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为然。拿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对上古中国和近现代中国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兴旺(上古文献不断在考古发掘中问世刺激了研究热潮)。如果说研究上古的学者可以置后代于不顾,研究近现代中国而不熟悉前代的文化传统,则是一种缺陷。在当今世界,知识有割裂化、碎片化的趋向,这就更需要高等教育工作者有意识地强调知识广博性与延续性的重要。不仅研究中国文学是如此,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非常多样化,有的美国学者采取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角度,和我们的传统学术研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在美国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也不都是“西方人”。以哈佛为例,现在哈佛的6位古典和现代中国文学教授里,亚裔占三分之二(包括我在内)。又,“西方”按说包括美国和欧洲,可是,美国文化和欧洲非常不同,美国的汉学研究和欧洲也存在差异。我想说的是,治学角度、思想方式的差异不取决于民族和血统,而取决每一位学者的个人倾向。至于和国内研究差异较大的方面,恐怕主要体现在研究视野的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
  
  急于求新会丧失真意
  
  其实,近十几年之间,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发展趋势非常令人欣慰。中国文学有一个很长的诠释传统,这一诠释传统有其优点,但有时也不免变成负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想我们应该以广泛阅读和细读文本为基础,重新检视传统结论,检视任何“常识”性的知识;进一步打开研究视野,多了解国际汉学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多增加一些对世界文学的了解,多增加一点对理论的了解。无论中外,研究一国文学的人往往对其他文学不闻不问,形成一个密闭的小圈子,我倒觉得文学研究者都应有点广泛的文学阅读经验。
  说到西方理论,近年来译介很多,但是,是否能够超越对某些理论名词的点缀性使用,真正了解其精神,还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所谓“理论”,不过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虽然有其局限、但是相当聪明的思想方式,如果能融会贯通,不被艰涩无聊的术语所困,就会受益良多。而且,西方理论有其历史来源,我总觉得我们对欧美古典人文传统的介绍还不够,大家都有些太急于了解“最新动向”了。我在校对《迷楼》一书时,曾发奇想,觉得可以给《迷楼》的中文版作注,因为其中太多的词语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里有其历史渊源与丰富的回声,这些回声到了另一种文化框架和语言里,就完全丧失了,所以,有些议论在习惯于英语文学批评传统的英语读者看来,会觉得十分通畅,但是译成中文以后,会显得很奇怪,甚至不知所云。有些词语,完全可以就之写出一篇追根溯源的阐释文章,使其变得透明起来。
  此外,我们译介欧美文学作品虽然很多,可是,是否也能及时了解各种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国际学术界接轨呢?即如我翻译萨福,当然也觉得没有直接译自古希腊文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一方面借鉴了大量近年来美国学界的萨福研究———这些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础上,比起周作人时代的萨福研究已有极大的进展。
  任何名家名著的翻译,原不必只有一种,如果可以抛砖引玉,激发读者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进而走上专门的研究探索之路,则再好不过了。
  (P1177551)
  

  田晓菲,1971年生于哈尔滨。5岁开始写诗,有神童之称。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执教至今。 

====

这“赭城”(阿尔罕布拉宫)译得多别扭啊,这也是诗人?

逐奇弄怪?

陶哲轩:一个华裔数学天才的传奇(李虎军)

陶哲轩:一个华裔数学天才的传奇

南方周末   2006-08-31 14:53:35

  同样是奥数奖牌得主,为什么他能够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陶哲轩:一个华裔数学天才的传奇
  
  □本报记者 李虎军
  
  2006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四位获奖者中的两位,俄罗斯的佩雷尔曼和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均为昔日奥数金牌得主。相形之下,中国虽然也有不少奥数奖牌得主,却没有人能够取得像他们那样的杰出成就,有些人甚至远离了数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陶哲轩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手中领走了菲尔兹奖章。上个月,他刚满31岁。
  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系任教的陶哲轩(Terence Tao),是赢得菲尔兹奖的第一位澳大利亚人,也是继1982年的丘成桐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
  本月22日至30日,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该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大会开幕式上专为40岁以下杰出数学家颁发的菲尔兹奖,则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此次与陶哲轩同获菲尔兹奖的,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欧克恩科夫(Andrei Okounkov)、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的沃纳(Wendelin Werner),以及过着隐居生活的俄罗斯人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而陶哲轩是最年轻的一位。
  “陶哲轩是一位解决问题的顶尖高手……他的兴趣横跨多个数学领域,包括调和分析、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组合论。”颁奖词称。
  听到自己获奖时,陶哲轩最初的反应是非常惊讶。他对本报记者说:“几天以后,我才开始适应……”当一位友人发电子邮件向他祝贺时,他回复说:“现在我仍在继续进行我的研究项目,我想要解决的那些难题,并没有因为获奖就魔法般地自动得到解决。”
  但在许多数学家看来,陶哲轩的获奖并无悬念。“我并不惊讶,”洛杉矶加州大学物质科学学院院长、数学教授陈繁昌(Tony Chan)说,“像他这样的人数十年才出一个。他解决了几个数学领域中困扰别人多时的重要问题。”“他就像莫扎特,数学是从他身体中流淌出来的,”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系前主任约翰·加内特(John Garnett)说,“不同的是,他没有莫扎特的人格问题,所有人都喜欢他。他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还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
  29岁时即获得菲尔兹奖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查尔斯·费弗曼(Charles Fefferman)则愿意用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来形容陶哲轩。他告诉本报记者:“莫扎特的音乐只有一种风格,陶的数学却有很多种风格,他大概更像斯特拉文斯基。”
  天才儿童1975年7月15日,陶哲轩出生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是家中的长子。
  他的父亲陶象国(Billy Tao)和母亲梁蕙兰(Grace Tao)均毕业于香港大学。陶象国后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梁蕙兰是物理和数学专业的高才生,曾做过中学数学教师。1972年,夫妇俩从香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陶哲轩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发现这个孩子对数字非常着迷,还试图教别的孩子用数字积木进行计算。
  3岁半时,早慧的陶哲轩被父母送进一所私立小学。然而,研究天才教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米那卡·格罗斯(Miraca Gross)在陶哲轩11岁时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写道,陶哲轩的智力明显超过班上其他孩子,但他不知道怎么与那些比自己大两岁的孩子相处,而学校的老师面对这种状况也束手无策。
  几个星期以后,陶哲轩退学了。陶象国夫妇从这次失败经历中吸取的一个宝贵教训是:培养孩子一定要和孩子的天分同步,太快太慢都不是好事。陶象国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决定还是让他去上幼儿园。”幼儿园里有陶哲轩的同龄人。
  上幼儿园的一年半里,陶哲轩还在母亲梁蕙兰指导下完成了几乎全部小学数学课程。母亲更多是对他进行启发,而不是进行填鸭式的教育。而陶哲轩更喜欢的也似乎是自学,他贪婪地阅读了许多数学书。
  陶象国夫妇还开始阅读天才教育的书籍,并且加入了南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陶哲轩也因此结识了其他的天才儿童。
  5岁生日过后,陶哲轩再次迈进了小学的大门。这一次,父母考察当地很多学校后,最终选择了离家2英里外的一所公立学校。这所小学的校长答应他们,为陶哲轩提供灵活的教育方案。刚进校时,陶哲轩和二年级孩子一起学习大多数课程,数学课则与5年级孩子一起上。
  7岁时,陶哲轩开始自学微积分。“这不是我们逼他看的,是他自己感兴趣。”陶象国说。而小学校长也意识到小学数学课程已经无法满足陶哲轩的需要,在与陶象国夫妇讨论之后,他成功地说服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让陶哲轩每天去中学听一两堂数学课。
  陶哲轩8岁半升入了中学。9岁半时,他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离家不远的弗林德斯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8岁零10个月时,陶哲轩曾参加一项数学才能测试,得了760分的高分。在美国,十七八岁的学生中只有1%能够达到750分,而8岁的孩子里面还没有人超过700分。
  这期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将陶象国夫妇和陶哲轩邀请到美国,游历了三个星期。夫妇俩曾请教费弗曼和其他数学家,陶哲轩是否真的有天才。“还好我们做了肯定答复,否则今天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傻瓜。”费弗曼回忆说。
  一年后,陶象国夫妇面临一个重大抉择:陶哲轩什么时候升入大学?格罗斯教授在她的论文中写道,陶哲轩的智商介于220至230之间,如此高的智商百万人中才会有一个,他也完全有能力在12岁生日前读完大学课程,打破当时最年轻大学毕业生的记录。
  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一个所谓的记录就让孩子提前升入大学,希望他在科学、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此外,陶象国认为,让陶哲轩在中学阶段多呆3年,同时先进修一部分大学课程,等到升入大学以后,他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创造性地思考问题。
  后来,陶哲轩20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被洛杉矶加州大学聘为正教授。
  
  奥数金牌
  陶哲轩的数学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9岁多时,他未能入选澳大利亚队,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但接下来三年中,他先后三次代表澳大利亚参赛,分别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他在1988年获得金牌时,尚不满13岁,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教授告诉本报记者,陶哲轩还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位有自闭症,是澳大利亚的国际象棋冠军,并且拥有非凡的音乐才能。这两个弟弟同时参加了1995年多伦多国际奥数。他们解题时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同样的分数,最终双双获得铜牌。
  本次菲尔兹奖得主之一、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也曾参加过1982年奥数并获得金牌。于是有人感叹,中国也有不少奥数奖牌得主,却没有人能够取得像陶哲轩或佩雷尔曼那样杰出的成就,有些人甚至远离了数学。
  这是一个令顶尖数学家们都很难回答的问题。在香港长大的陈繁昌教授对本报记者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数学研究和数学竞赛所需的才能并不一样,尽管有些人(比如陶哲轩)可以同时擅长数学研究和数学竞赛。
  陶哲轩也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奥数奖牌得主后来没有继续数学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数学研究和奥数所需的环境不一样,奥数就像是在可以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短跑比赛,而数学研究则是在现实生活的不可预知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马拉松,需要更多的耐心,在攻克大难题之前要有首先研究小问题的意愿。
  和中国一样,澳大利亚参加奥数的选手也需要集训,但集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陶哲轩说,他当时参加了为期两周的训练营,“我们白天练习解题,晚上玩各种游戏。”“他主要是喜欢做数学,而不是为了(获)奖去做数学。”陶象国说。
  泰勒教授说,目前澳大利亚会为那些最好的学生再提供为期十天的集训,但通常他们只会从各自的学校缺课一周,“我不了解中国集训的情况,但可能澳大利亚的训练要松散一些。”
  在中国,不少中学和中学生将奥数视为升入大学的一条捷径,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训练。陶象国说,如果参加奥数只是为了升入一所好的大学,“这个目标太小了”。
  一位奥数奖牌得主、目前在美国某大学任教的华人数学家认为,中国奥数奖牌得主之所以不那么成功,原因之一是在奥数环境下有平等的机会,但在现实中,也许除了陈省身和丘成桐所在的几何和微分方程领域以外,华人数学家与西方数学家的机会并不均等。中国数学教育和研究的大环境还无法与根基深厚的发达国家相比。
  陶象国也说,如果陶哲轩在中国内地成长,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国外,我们做家长的可以和学校协商(培养方案),哲轩7岁开始在中学修课,在中国哪个学校肯收他?”
  中国著名的少年班天才宁铂后来出家做了和尚,对这一现象,陶象国认为,“对于孩子,只可以带引他,鼓励他,教他怎么走,但中国很多父母望子成龙,推孩子的速度太快,但推得太快,可能走不稳,就会跌倒。”
  
  快乐生活
  佩雷尔曼也被视作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天才。不过,这位天才离群索居,通常不喜和人合作。
  陶象国说:“假如你的孩子是天才,你大概会希望他像哲轩一样,是一个容易亲近的天才。”
  陶哲轩是一位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都极高的数学家。他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30多篇系与他人合作。
  他说:“我喜欢与合作者一起工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实际上,我能够从谐波分析领域出发,涉足其他的数学领域,都是因为在那个领域找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合作者。我将数学看作一个统一的科目,当我将某个领域形成的想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时,我总是很开心。”
  费弗曼则说,陶哲轩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善于向别人学习,他同时也擅长向别人清楚地解释自己的想法。
  加内特更是说:“一流的数学家喜欢与他一起工作,他的合作者就能组建起世界上最好的数学系。”
  陶象国认为,一流数学家喜欢与陶哲轩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合作中不是利用别人,而是激发合作者的才能。“哲轩从来没有和别人争执过,他想的都是怎么开开心心地和别人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争权夺利。中国的数学家们如果多一些合作,少一些争执,中国的数学才会有更快的发展。”
  很多人问陶象国,为什么陶哲轩不会说中文。陶象国的解释是,他和妻子发现陶哲轩的二弟陶哲渊有自闭症以后,担心同时讲英文和中文不利于哲渊的成长,在家里就只说英文了。
  陶哲轩在自己的网页上说:他首先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喜欢澳大利亚的肉馅饼和板球,以及澳大利亚随和、坦诚和无拘无束的文化。由于不会中文,陶哲轩无法直接了解中国文化。不过,父母的中国背景多少对他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他对本报记者说:“在我成长过程中,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对我都有熏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区分其间的差别。”陶象国则提到,陶哲轩从中国文化里学到的一点是保持谦逊,从不自大。
  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以后,陶哲轩认识了听他课的一位韩裔女孩。这位女孩名叫劳拉(Laura),主修工程,年龄比他小三岁。后来,两人开始交往,并于四年多以前结婚,生有一子。劳拉目前是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一名工程师,参与了火星探测计划。
  陶象国说,陶哲轩一家是快乐家庭生活的一个好典型,“我们和哲轩都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快乐。”
  (P1177131)
    

  7岁开始自学微积分,8岁半升入中学,12岁获得奥数金牌,20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被洛杉矶加州大学聘为正教授,31岁获得菲尔兹奖。他就像莫扎特,数学是从他身体中流淌出来的……


  
  三位2006菲尔兹奖得主合影,从左到右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欧克恩科夫、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的沃纳,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陶哲轩。“独行大侠”俄罗斯的佩雷尔曼没有前来领奖。

====

看来二十一世纪还真象杨振宁说的,是“华人”的世纪。

这不,才说了钢琴,又来费尔兹。这当年俄国犹太佬的干劲都哪里去
了呢?

\’On Photography\'(William H. Gass)

‘On Photography’
Reviewed by WILLIAM H. GASS

Published: December 18, 1977

ON PHOTOGRAPHY
By Susan Sontag

Mirrors and fatherhood are abominable, the anonymous narrator of one of Borges’s apocalyptic tales tells us, because they multiply and disseminate an already illusory universe; and if this opinion is, as seems likely, surely true, then what of the most promiscuous and sensually primitive of all our gadgets — the camera — which copulates with the world merely by widening its eye, and thus so simply fertilized, divided itself as quietly as amoebas do, and with a gentle buzz slides its newborn image into view on a coated tongue?

No simple summary of the views contained in Susan Sontag’s brief but brilliant work on photography is possible, first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and second because the book is a thoughtful meditation, not a treatise, and its ideas are grouped more nearly like a gang of keys upon a ring than a run of onions on a sting. I can only try, here, to provide kid of dissolute echo of her words. The hollow sounds are all my own.

Susan Sontag not only has made films — and written critical essays (“Notes on Camp,”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fiction — she also has a passionate interest in the Nikon’s resonant echo or the Brownie’s little print, as this beautiful book attests. Every page of “On Photography” raises important and exciting questions about its subject and raises them in the best way. In a context of clarity, skepticism and passionate concern, with an energy that never weakens but never blusters, and with an admirable pungency of thought and directness of expression that sacrifices nothing of sublety or refinement, Sontag encourages the reader’s cooperation in her enterprise. Though disagreement at some point is certain, and every notion naturally needs refinement, every hypothesis support, every alleged connection further oil, the book understands exactly the locale and the level of its argument. Each issue is severed at precisely the right point, nothing left too short or let go on too long. So her book has, as we say, a good head: well cut, perfectly coiffed, uniform or complete in tone of color, with touches of intelligence so numerous they create a picture of photography the way those grains of gray compose the print.

Sontag’s comments on the work of Diane Arbus are particularly apt and beautifully orchestrated, as she raises the level of our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se strange photographs each time, in the course of her exposition, she has occasion to remark upon them. But these six elegant and carefully connected essays are not really about individual photographers, nor solely about the art, but rather about the act of photography at large, the plethora of the product, the puzzles of its nature.

Principal among these problems is the fact that “the line between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primitive’ and ‘sophisticated’ is not just harder to draw with photography than it is with painting — it has little meaning. Naive or commercial or merely utilitarian photography is no different in kind from photography as practiced by the most gifted professionals: there are pictures taken by anonymous amateurs which are just as interesting, as complex formally, as representative of photography’s characteristic powers as Stieglitz or a Walker Evans.”

Technical finish is not a measure. Intention scarcely maters. The subject alone signs no guarantee. I once took a terribly overexposed photograph of a Spanish olive grove, but if you thought I had intended the result, you could admire the interplay of the trees’ washed-out form, the heat that seems to sweep through the grove like the wind. The fact is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calculations which can be made before any photograph is taken, and of course tricks can be played during the developing afterward the real work is executed in a single click. A photograph comes into being, as it is seen, all at once.

The decisions a photographer must make,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flower-arranger or salad chef, are few and simple indeed. The effects of his actions are dominated by accident: the ambiance of an instant in the camera’s apprehension of the world. The formal properties of photographs, even the most formal ones, are too often exhausted in a glance, and we return to the subject, again and again, with other than esthetic interest. So far, certainly, the artistic importance of the camera has been secondary to its effect on society, on our knowledge of processes like aging, of things and beings (like the body of the opposite sex), on our standards of illustration an documentation, our ability to influence others with its powerful rhetoric, its untiring surveillance. It has changed the composition of our amusements and pastimes beyond return, altered our attitudes toward seeing itself.

One realizes, reading Susan Sontag’s book, that the image has done more than smother or mask or multiply its object. My face is only photography, and people inspect me to see if I resemble it. The family album demonstrates to me what I don’t yet feel: not that I was young once, but that I’m old now. Time, so long as it lingers in the look, is visible to us in this photographic age in a way it was never visible before, among familiar things, we fail to measure change with any accuracy; but the camera records one step upon the stone, and then another, until the foot has worn a hollow like a hand cupped to catch rain. Process has become perceptible in the still.

And that is strange. For the still photograph is rarely of a still subject, although in slower days one was cautioned not to move; and the image the camera caught, and was made to cough up, was an image already stopped, seized, like the victims of Pompeii’s lava, in the slow flow of the subject’s will. We can easily see the difference now, because, out of the continuities of experience, the sitter (that was the word) selected the slice that was to stand for his or her life, the prettiest or most imposing self (although this itself took skill that few possess); whereas it is normally the camera that makes the choice these days, and we are encouraged to relax, to guard against being on our guard, as if the pose were merely that, and the candid camera, more likely to serve up a fairer, fuller share of us that our own decision would supply. Besides, ceremonies are another thing of the past, and a visit to the photographer is itself something to be photographed before it disappears like the Aborigines. What was once a black box with a backwards beard, a menacing presence, a merciless eye, has become as discreet as a quick peek, friendly as an old chum, ubiquitous as bees at a picnic or Japanese school children at a shrine.

But camera enthusiasts are nor always fans of the photograph. There are too many benefits in the point and click itself. The business of taking a picture is, first of all, a flattering and righteous one, as Sontag points out, so the shooter is accorded considerable respect: If the subject, we are pleased to have been found “pictorial,” worthy of homage or memorial; if a bystander, we do not wish so come between the lens and its love, so we stop or turn aside or otherwise absent our image. It is bad manners to block the view or be insensitive to the claims of the camera.

We have learned to read resemblance as easily as English. A photograph is flat, reduced, rigidly rectangular like the view-finder, cropped out of space like a piece of grass, sliced from time like cheese or salami, fixed on a piece of transportable paper, soft or glossy as no perception is, often taken at artificial speeds, positions, distances, so we can “see” both shatters and implosions, the pale denizens of caves or the deep sea, the insides of minerals, as she says, crystals, sky, the speed of bees; and almost invariably, in the case of the serious camera, the photograph is composed wholly of shadow, its shades going from gray to gray like night or our moods in a state of depression; yet we breathe in its illusions like a heavy scent.

Sontag omits none of these matters, touching on them frequently, each time in a more complex and complete way, though her method (exactly appropriate to the vastness of her subject, the untechnical level of her language, the literary nature of her form) allows only the brush, the mention, the intriguing suggestion. Given my own philosophical biases, I should have been pleased to see her weigh more heavily the highly conventional character of the simplest Polaroid. However, the belief in the realism of its image is fundamental to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amera, and since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er theme, she is right to stress it.

Even if the camera were more like the eye than it is, and Sontag is both put off and beguiled by the parallels, it sits steady as the spider for the fly, sees only in a blink, and is sightless 99 percent of the time — while we see between blinks as between Venetian blinds, and our sight is thus relatively uninterrupted, in a sense continuing even through our sleep.

When we see, there is always the “I” as well as the eye. There is the frame of the eye socket, the fringe of hair, the feel of the face, our hungers, hopes and hates – that full and exuberant life in which objects seen are seen because they’re sought, complained of, or encountered — though no photograph contains them. And when we carry away from any experience a visual memory (remote, conventional, schematic in its own way, too … no souvenir), that recollection is private, not public; it cannot be handed round for sniggers, smiles or admiration; it cannot lie a lifetime in a box to be discovered by distant cousins who will giggle at the quaintness of its clothing.

No. I think that I would want to say that the camera only pretends to be an eye. It creates another object to be seen, yet one that exists quite differently than a perception; not merely differing as people differ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climates and geography, but as entities differ which have their homes in different realms of Being. It is not sight the camera satisfies so thoroughly, but the mind; for it creates in a click a visual concept of its object, a sign whose substance seems seductively the same as its sense, yet whose artificiality is no less than the S’s that line the sentence like nervous sparrows on a swaying wire.

Sontag discusses, it seems to me, a number of separate, though not necessarily equal or even exclusive views of what the serious purpose of photography might be, apart from the immediate needs of sentiment and utility it so obviously serves. The camera certainly confers an identity on whatever it isolates, however arbitrary the framing. It permits its subject to speak to the world, in a way it would otherwise never be able to do, by multiplying its presence, taking it from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placing it within the reach of many, as though it could live well anywhere, like the starling.

The lens removes reality from reality better than a surgeon, and allows us to witness killing with impunity, nakedness without shame, weddings without weeping, miracles without astonishment, poverty without pain, death without anxiety. It discovers a desirable titillation in overlooked, humble, ugly, out-of-the-way or unlikely objects, often reflecting the interest of a social class in what the camera considers exotic.

It can create an image that will interpret its object , so that the shot will not be a cartoon balloon fixed to something real, but a caption of commentary, like an epitaph, beneath. In addition, the camera finds forms in nature that are the same as those which establish beauty in the other arts, an thus proves that photography is itself an art — an art of structural epiphany, if God has had a hand in the laws of Nature.

The camera is a leveler. It makes everything photogenic. Every angle of an object has an interest, as has every object from any angle, every entrance, every exit, however odd or quick or small or previously proscribed. A scullery maid may make a better picture than a queen. And the eye is omnivorous as an army of army ants. The perfect cook, the camera can make anything, in a photograph as on a platter, look good. Of course, the camera may be registering exactly that relation of eye and apprehension which give the machine is particular epistemology.

The image is magically superior to the word because, though a gray ghost, the photo is believed to possess actual properties of its object.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image and object has been made by machine — a device that lifts off a look with less wear than a rubbing — yet what in the image is the same as its source?

In a sense, what one catches in a photograph is reflected light, and film is like river sand that receives the imprint of the drinking deer, or mud that preserves the tire tread of a robber’s car; but the causal connection is loose, and can be faked. Suppose, for instance, we contrived to dimple up an image, by artificial means, created the picture of a person who never existed (doctored photographs do that for events). The photo would still “look like” a man, but it would not be the image of anybody, and so (without its of) would not be an image. Would it any longer be a photograph?

The great equalizer, the camera has brought democracy to the visual levels of the world. Now images accompany us everywhere, even attesting to our quite fragile and always dubious identity (to paraphrase Gertrude Stein: I am I because my shrunken photo shows me). Though only a hundred years old as an art, photography seems already ageless as a skill, its product without limit, even if its images are not immortal and do decay, and even if some species are endangered. Perhaps they move us too easily, as though we stood on skates. Perhaps,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grown too familiar with the way the camera makes our common clay seem strange. Now, not even strangeness is unfamiliar.

Instead of text accompanied by photographs, Susan Sontag has appended to her book a collection of quotes, framed by punctuational space and the attribution of source. These are clipped from their context to create, through collage, another context — yet more words. And for a book on photography that shall surely stand near the beginning of all our thoughts upon the subject, maybe there is a message, a moral, a lesson, in that.

William H. Gass is the author of “Omensetter’s Luck,” “Fiction and the Figures of Life,” “On Being Blue” and other books. He i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