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雷颐)

“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

南方周末　 　2007-06-28 16:03:59
　　
　　■晚清变局丛谈
　　
　　□雷颐(北京)
　　
　　编者按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仿照欧洲国际关系体制来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相对于以往的“朝贡体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一个专职外交机构，未能将事权完全统一，许多外交权力仍掌握在封疆大吏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所谓的“北洋系”，即得名于此。
　　
　　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与清末民初政治紧密相联的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而清王朝的覆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却大有干系，这种历史的讽刺，的确令人深思。
　　
　　清政府力图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
　　事情的原委，不能不从中国传统观念说起。中国向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四周都是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的“蛮、狄、夷、戎”，中国是“天下共主”，而周边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在这种“宗藩”关系中，中国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蛮夷”、“涵养四方”的责任，藩属国要到中国来朝贡，藩属国立新王也要经中国皇帝册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没有专职外交机构。在传统关系中，对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总之，当时只有“理藩”而无“外交”。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北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在清政府的观念里，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而结束，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对清政府来说，这可谓体制上的一次巨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恭亲王奕盉等于1861年初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盉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奕盉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5口增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3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成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若依朝廷本意，连总理衙门前也要加“通商”二字，反映出当时把“夷务”与“通商”看成一回事的观念，或者说仍想保持与“狄夷”只有“通商”关系而无外交、政治关系(因其无资格)的名分。
　　
　　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的确立
　　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初即由苏抚或江督兼任，因此苏抚或江督在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北洋通商大臣在设置之初则是专职，专办洋务兼筹海防，而直隶总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从体制上说此时直隶总督与外交无缘。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地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例如，从1861年到1869年这9年间，清政府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十余个条约，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参与了其中9个条约的谈判签约，并且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派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这些规定或曰惯例，使三口通商大臣实际深深参与国家外交。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专任，因此与直隶总督往往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屡有矛盾。曾经参与天津教案处理、对直隶总督曾国藩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间的矛盾有切身感受的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于1870年10月上折，认为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办理对外交涉的通商大臣，彼此难以协调，因而奏请“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11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决定裁撤专任三口通商大臣，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一改变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的积弊，大大扩充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其工作重心亦从“省防”转为“海防”、“洋务”，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直隶的府城是保定，三口通商大臣衙署在天津，为解决这一矛盾，上谕规定“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直隶总督在天津、保定间轮驻，但可“长驻津郡”，“如天津遇有要件”更可不必回省城保定，明确规定直督驻天津优先于驻保定，为直督处理“海防”重于“省防”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保证。
　　
　　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
　　恰恰此前不久，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因此成为直督兼通商大臣第一人。李鸿章当上“北洋”大臣不久，就开始积极参与一系列国家外交活动。就体制上的承属系统而言，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南北洋大臣只是地方上办理外交的代表，为总理衙门所统属，受总理衙门之命主持对外重大交涉，但实际上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却常常是代替总理衙门，成为国家外交的总代表。在李的努力经营下，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总理衙门办理每一件事几乎都要向他通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驻外外交人员更是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李已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他在天津的官衙渐渐成了清政府实际上的外交部，外国人与他打交道越来越多，反之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地位。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北洋大臣李鸿章“甚至不想掩盖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一事实”，“像现在这样组成、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
　　本应承属于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现在却超越总理衙门，固然有李的个人原因，更有体制原因。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的重镇。而就南北洋“分量”而言，由于南洋大臣早设约20年，再加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参与全国外交，渐渐地“北重于南”。
　　“北洋系”终成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囿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仍局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吊诡。

秋葵、冬葵与落葵

秋葵、冬葵与落葵

前面与浮生讨论葵，今天再查诗经植物图鉴，面目稍微清晰。

秋葵传入中国比较晚，我书中还是把秋葵当作冬葵的五、六月栽种的
品种。可惜现在秋葵已有了新名目了，还很尚口。

诗经《七月》中有：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此处的葵应为“冬葵”的，可惜科葵应该是八、九月栽种，冬末春初
采集的植物，但《七月》列为七月采集和烹食李时珍认为“冬葵”是
古人常食的蔬菜，应早已栽培出不同时期栽种及收成的品种。

冬葵古时常见栽培，但自明代以后已经很少栽培食用。据说孕妇临产
，若煮冬葵食之，可使“胎滑易生”；根亦为药用材料，主治恶疮。

《毛诗名物图说》认为葵指的是落葵科的落葵，古称“蔠葵”、“蘩
露”。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引进中国的时间很早，但在诗经时代中
国北方应无分布。

冬葵Malva verticillata L.，与古罗马一类。

冬葵于冬春之际开花，因谓之冬葵。古代即为重要的蔬用植物，以幼
苗及嫩叶作菜，即《本草纲目》所云：“古者葵为五菜之主”，《农
药通诀》也说：“葵为百菜之王，备四时之馔”，耐旱，味甘无毒，
供食之余，还可以泡制为腌菜，堪称为“蔬菜之上品”。

可惜现在很少食用了！

一记。

Satyagraha

Satyagraha

Good news:

Philip Glass’s landmark 1980 work, set to text from the ancient Sanskrit scripture the Bhagavad Gita, is a moving account of Mahatma Gandhi’s formative experiences in South Africa, which transformed him into a great leader. For the opera’s Met premiere, director Phelim McDermott and designer Julian Crouch (artistic directors of London’s provocative Improbable theater company) use adventurous, improvisational puppetry, achieved by a brilliant team of aerialists, to illuminate this formative period in Gandhi’s life and work. Tenor Richard Croft (pictured) brings his crystalline timbre and musical finesse to Glass’s gently unfolding, chant-like music.

http://eventful.com/events/E0-001-004494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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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era basic on Sanskrit Bhagavad-Gita.

The bad thing is, British opera composers are mostly bad,

Purcell is an exception.

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

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

http://www.pp39.com 　 2007-2-8 12:46:42　

[摘 要]美洲作物之引种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番薯、马铃薯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蔬菜果树，也有烟草、陆地棉这样的嗜好作物和衣被原料，总数接近30种。虽然它们传入时有先后、途径不一，但在不长的时 间中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不少在今天的作物构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究其原因， 与明清以来人口激增导致的人地矛盾加剧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美洲作物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求，适应了人们对营养和享受多方面的需要，对充分用地和养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美洲作物；传播；饮食原料；农业生产

Introduction of the American-originated Crop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Food Raw Materials

[Abstract]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the American-originated crop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mong which there are not only grain crops like maize, sweet potato and potato; oil crops like peanut and sunflower; but also vegetables and fruits like tomato, capsicum; hobby crop like tobacco; and the crop for textile use like upland cotton, exceeding 20 in total. Though they were brought into China from different routes and at different time, they were fast expanded and hav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reason for such a rapid development might be due to the dramatic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booming of market econom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rops not only helped meet the demand of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it also gave a lot of help to rais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y a more reasonable use of the land.

[Key words] American-originated crops；introduction；food raw materials；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在我国的现有农作物中，至少有50多种来自国外。宋以前我国引入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部分原产于地中海、非洲或印度，它们大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些早期传入的农作物多为果树和蔬菜，鲜有粮食作物。中唐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不断有新的农作物引进，其中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作物的传入，不仅增加了我国作物的种类，同时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及饮食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说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专指原产美洲的作物，原产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物，即使是经由美洲传入者，也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

1492年，哥伦布重新发现美洲，引发了欧洲人对这块所谓“新大陆”的注意。在美洲成功殖民后，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进而在南亚的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到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中国。美洲作物的引种与传播成为明清时期我国农作物引进的一个显著特点。

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

玉米（Zea mays L.），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我国古代称番麦、御麦、玉麦、苞米、珍珠米、棒子等。至迟明代传入我国。嘉靖三十四年（1555）《巩县志》已有“玉麦”的名称，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则见于三十九年（1560）甘肃的《平凉府志》卷11：“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炊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此外，（明）田艺衡《留青日扎》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均有记载。

番薯（Ipomoea batatas（Lam.）L.），旋花科甘薯属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又名金薯、朱薯、玉枕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地瓜、红薯等，原产中、南美洲，主要用作粮食和蔬菜。宋元以前中国文献中屡见“甘薯”的记载，但那时所说得甘薯是薯蓣科植物的一种，而我们现在所说得甘薯则是旋花科植物，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自它被引种到中国以后，因其形似我国原有之薯蓣科得甘薯，有人便称之为甘薯，久而久之，甘薯一词几为旋花科的番薯所独占。

豆薯 (Pachyrrhizus erosus(L.) Urban)，豆科豆薯属中能形成块根的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又名凉薯、地瓜、土瓜、沙葛、新罗葛，是一种既可当水果又能当蔬菜的作物。原产中美洲，后由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可能后来从新罗经海道传入我国福建[1] 。中国西南、华南地区和台湾省种植较多。

马铃薯（Solannum tuberosum L.），一年生茄科茄属草本植物。我国亦称洋芋、土豆、山药蛋、地蛋、荷兰薯。原产南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为印第安人所驯化。大约1570年传入西班牙，1590年传入英格兰，1650年左右传入中国。

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大戟科木薯属栽培种，世界三大薯类之一。起源于热带美洲，16世纪末传入非洲，18世纪传入亚洲。中国于19世纪20年代引种栽培，遍种于长江以南，其中以两广、福建台湾为最。

蕉芋（Canna edulis Ker.），美人蕉科美人蕉属栽培种。别名蕉藕、姜芋，原产安第斯山脉。公元前2500年在哥伦比亚驯化，1821年传入日本，1948年引入中国，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少量栽培。

花生(Arachis hypogaea L.)，原产美洲。我国亦称长生果、落花生、落地松、万寿果、番豆、无花果等，是一种人们喜爱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分小粒型和大粒型两种，小粒型最早记载见于元末明初贾铭的《饮食须知》，大粒型是清代引进的。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s L.)，菊科向日葵属一年生草本油料作物，亦称西番菊、迎阳花、葵花等，原产北美。在中国的种植最早见于1621年（明）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称西番菊。1688年（清）陈淏子《花镜》始称向日葵。

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番椒、海椒、秦椒、地胡椒、辣茄。原产中南美热带地区，1493年传到欧洲，1593～1598年传至日本。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甘肃、陕西等地；一是经海路引入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中国关于辣椒的记载始见于（明）高濂《遵生八笺》（1591）：“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辣椒一名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柳州府志》。

南瓜(Cucurbita moschata Duch.)，一年生草本植物，葫芦科南瓜属。别名番瓜、饭瓜、倭瓜、回回瓜、金瓜等，原产中、南美洲。元末明初已见于贾铭的《饮食须知》：“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说明元代我国已经引种。

笋瓜（Cucurbita maxima Dutch. ex Lam. ），葫芦科南瓜属栽培种。别名印度南瓜、玉瓜、北瓜，原产南美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等地。中国笋瓜可能由印度传入，19世纪中叶安徽、河南等省方志有记载。

西葫芦（Cucurbita pepo L.），葫芦科南瓜属栽培种。别名美洲南瓜，原北美洲南部。17世纪后期已见于陕西、山西等方志。

佛手瓜（Sechium edule Swartz），葫芦科佛手瓜属栽培种。别名瓦瓜、拳头瓜、万年瓜、阳茄子、土耳其瓜、棒瓜等，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18世纪传入欧洲，后传到东南亚，1916年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现华南和西南等地有栽培。

番茄（Lycopersicon Mill），茄科番茄薯草本植物。亦称番柿、六月柿、西红柿、洋柿子等。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带。我国最早记载见于（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如艾，花如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来自西番，故名。”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L.），豆科菜豆属栽培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又称四季豆、时季豆、芸豆、四月豆、梅豆、联豆、架豆等, 具有粮食、蔬菜、饲料等多种用途。原产中美洲。16世纪初传入欧洲。中国自明后期曾多次引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清代《三农记》（1760）都有记载。南北皆有种植，栽培面积仅次于大豆。

莱豆（Phaseolus lunatus L.），豆科菜豆属栽培种。别称棉豆、荷包豆，原产中美洲。16世纪初传入欧洲。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中国。

菠萝（Ananas comosus (L.) Merr.），凤梨科凤梨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果品栽培植物。别名凤梨、王梨、黄梨。原产南美巴西，很早为印第安人驯化。16世纪初，热带各国相继引种。亚洲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引入印度（1550），后又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在17世纪初（1605）由葡萄牙人将菠萝苗带入澳门，后经广东传入福建和台湾。广东《东莞县志》（1639）和台湾林谦光的《台湾纪略》（1687）都有黄梨的记载。约在18世纪末传入广西，19世纪初传入云南。

番石榴（P. Guajava L.），桃金娘科番石榴属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原产美洲墨西哥和秘鲁。 （南宋）周去非《岭南代答》（1178）称黄肚子。清代《南越笔记》称秋果，《植物名实图考》称鸡矢果。台湾在200年前已有栽种，现主要分布在台湾、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等省区。

番荔枝（Anona squamosa L.），番荔枝科番荔枝属半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名佛头果。原产热带美洲，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最早见于《台湾府志》（1614）。现主要分布在台湾、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区。

番木瓜（Carica papaya L.），番木瓜科番木瓜属小乔木栽培种，又称木瓜、乳瓜、万寿果，原产墨西哥南部，18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种水果。清代传入我国，《岭南杂记》和《植物名实图考》均有记载。我国南方各省都有种植，尤以广东、台湾最多。

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漆树科腰果属乔木，又称槚汝树、介寿果、鸡腰果，果仁是营养丰富的美味食品。原产巴西东北部，16世纪由葡萄牙人传入非洲和亚洲。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台湾和海南，1984年海南栽培面积达1.1万公顷。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少量种植。

可可（Theobroma cacao L.），梧桐科可可属常绿乔木，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上游热带雨林地区。17～18世纪传入东南亚，1922年传入我国台湾，1954年引种于海南省。

油梨（Persea Americana Mill.），樟科油梨属常绿果树。原产中美洲。13～15世纪墨西哥西部和南部已有栽培，20世纪初传入亚洲。中国1918年开始引种，台湾、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均有栽培，其中以台湾、海南为最多。

人心果（Minikara zapotilla(Tacq.)），人心果科人心果属热带常绿果树。又名吴凤柿，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福建于1900年由华侨自新加坡引入，种植于漳州、厦门等地；广东于1910年引入，分布于湛江、汕头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市；台湾于1920年自爪哇引进，嘉义、台南、云林均有栽培。

蛋黄果（Pouteria campechiana(HKB)），人心果科蛋黄果属热带常绿果树。又名蛋果，原产南美秘鲁。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由印度尼西亚华侨带到海南繁殖，50年代在广州栽培。

西洋参（Panax quiquefolium L.），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栽培种，别名五叶参、广东人身、花旗参。原产北美。1976年后在中国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陕西等地先后引种成功。

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茄科烟草属叶用一年生作物。原产中南美洲，人类已有1500多年使用的历史。后经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传至欧洲和世界各地。传入我国是称“淡巴菰”，这是印第安语烟草的音译。我国最早纪录烟草的文献是[明]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此物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闽、广之间。”烟草的别称还有相思草、金丝烟、芬草、返魂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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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Thomas Jefferson那句话:

The greatest sevice in a culture
is to add a plant to its agriculture…

庄稼叙说的历史(索飒)

庄稼叙说的历史

南方周末　 　2007-06-21 15:48:30

　　□索飒
　　
　　摇曳在美洲大地上的烟草、甘蔗、玉米和它们的兄弟姐妹们今天仍然牵动着一个个民族的命运
　　　　
　　拉丁美洲的书林里，有些个性十足的书，每每因为作者、语言、内容、写法，或者因为多方面的锋芒毕露，让人过目难忘。如我多次介绍过的《拉丁美洲：裸露的血脉》(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汉译本书名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部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史被解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让人像阅读海盗小说和爱情文学一样读完五百年的沧桑变迁。又如阿根廷名著《法昆多》(Facundo，指外号为“草原之虎”的19世纪大军阀)，作者是倡导欧美发展模式的作家兼总统萨米恩托(Sarmiento)，这部至今无法归类于历史、政论或文学的鸿篇巨制，意在抨击军阀成长的反“文明”环境，却在行文中幻化成为对“野蛮”草原的恣肆赞美。
　　本文想介绍的一类书籍，主角是农作物。论其科学性，足以充当一种作物的百科全书，而其涵盖的文化层面则波及民族、世界和历史、政治、经济。这样的书由微观到宏观，不好写，正显示作者的功底，也是一种理想的写作。
　　
　　蔗糖是女性的你，烟草是男性的他
　　举一两个例子。其一是《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作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1881－1969)是著名的古巴社会学家。他以研究黑人社群犯罪问题起步，逐渐成为古巴黑奴制度的批判者，黑人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并在犯罪学、考古学、语言学、法律学、人种学、人类学、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都卓有建树。奥尔蒂斯是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委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高于这些显赫的成就之上、更有意义的是奥尔蒂斯的学术道路，他的道路体现了拉丁美洲优秀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两个特点：民族性与正义感。
　　《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是奥尔蒂斯全面研究作为古巴经济支柱的烟草和蔗糖的专著，1940年问世。全书分为两部分，上部是一篇浓缩全书内容的长散文，题目与书名同，下部是支撑第一部分观点的补充资料。长散文既是论文也是美文。为该书作序的原古巴国家图书馆馆长胡里奥·列·里维兰德称这篇散文是“美洲最精美的本土化西班牙语散文之一”，称奥尔蒂斯“不‘做’文学，却可以被称作语言大师”。奥尔蒂斯巧妙构思出烟草的男性形象和蔗糖的女性形象，在合乎情理的对比、优美诙谐的行文中，将两种作物的生长环境、种植、加工、传播、贸易这样的经济、技术内容，将作物起源、黑奴贸易这样的历史内容，将殖民主义的危害、资本主义的同化进程、劳动者的反抗斗争这样的政治内容，将消费者对两种产品的接受、享用、好恶等心理内容，逐一铺陈。烟草的本土性决定了奥尔蒂斯对它赋予更强的感情，更多的笔墨；也可以说，奥尔蒂斯的美洲情结深深融入了对这一农作物的细致描写。奥尔蒂斯借用文学式对比、比喻，目的在于使文章轻灵，同时也是潜在的抒情天赋使然。
　　比如，奥尔蒂斯这样描述烟草与甘蔗的身世：
　　烟草是蛮荒之地的神奇儿子，蔗糖是文明社会的科学骄子。
　　烟草是1492年11月初随哥伦布同来的欧洲人在古巴发现的土著植物。甘蔗对我们来说则是来自远方的外国植物：它最初被从东方带到欧洲，再被带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又从那里被哥伦布于1493年带来安的列斯群岛。烟草是在古巴被偶然发现的，而甘蔗是被精心筹划引进的。
　　又如，奥尔蒂斯在大段的排比中介绍两种作物的差异：
　　甘蔗与烟草迥然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竞争就开始激励它们，也开始离间它们。甘蔗是禾本，烟草是茄科。甘蔗通过枝插生长，烟草通过种子繁植；甘蔗靠粗壮的、带节的茎杆生根，烟草靠小巧的种子发芽。甘蔗的财富蕴含在茎里，无用的叶子被扔掉；而烟草值钱的是叶子，茎杆无人搭理。甘蔗在田里常年生长，烟草只存活数月。甘蔗追逐阳光，烟草喜爱阴凉。白昼与黑夜，太阳与月亮。甘蔗热爱从天而降的雨水，烟草依恋诞生于地心的炎热。人们从甘蔗节里榨汁以便利用，从烟草叶里去除汁液因其有害。蔗糖被水溶化，变成糖浆，再被人享用；烟草被火点燃，挥发为烟，再供人品味。蔗糖雪白，烟草棕黑。蔗糖味甜而没有气味，烟草味苦而香气四溢，永远的差异！你是食品他是毒药，你使人振奋他使人麻醉，你是能量他是幻觉，你给肉体以快感，他给精神以愉悦，你是感觉他是思维，你是得到满足的胃口，他是徐徐飘散的梦境，你是维持生命的卡路里，他是烘托想象的烟雾，你自诞生就是平淡无奇的芸芸众生，他是名传四海的个性化贵族，你是医药他是魔术，你是现实他是骗局，你是美德他是恶习。蔗糖是女性的你，烟草是男性的他……甘蔗是神仙的创造，烟草是魔鬼的作品。甘蔗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女儿，烟草是地狱女王普洛塞耳皮那的怪胎……
　　如果说奥尔蒂斯在谈论作物本身时有迷恋修辞之嫌，那么当他将之延伸到经济和政治领域时，问题就严肃化了：
　　对于古巴经济来说，两者在种植、加工和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烟草需要精心管理，甘蔗可以听其自然。烟草种植意味着持续的劳作，甘蔗种植意味着间断的农活。一个是密植，一个是广种。一个只需较少的人手，一个需要众多的劳力。一个靠白人移民，一个靠黑奴贸易。自由与奴役，手工业与卖苦力。一个靠双手，一个靠两臂。一个是人工细活，一个是机器压榨。细致与粗糙。在农业方面，烟草种植催生了农村小镇，甘蔗种植创造了大庄园。在工业方面，烟草加工属于城市，甘蔗加工留在农村。在贸易方面，我们的烟草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场，而我们的蔗糖在世界上只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市场。一个具有向心力，一个具有离心力。它们反映着古巴民族化与外向化、主权与殖民化、高耸的皇冠(指雪茄的牌子)与卑微的麻袋(指装蔗糖的麻袋)的对立。
　　下部是关于两种农作物的百科全书，奥尔蒂斯在上部长散文中也随处注明了读者应该在下部查阅的章节。这样一种文学性散文加资料汇编的成书方式也很别致。
　　
　　玉米与资本主义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私生子的历史：玉米与资本主义》。作者阿图罗·沃曼是几年前去世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学家，该书讲的是诞生于墨西哥的伟大作物———玉米。15个章节中的第一章为“美洲植物宝库”。作者在这一章里以大量事实对知识贫困的20世纪读者进行再教育：现代世界摄入的三分之一食物都直接或间接与美洲有关———从拯救过人类于饥馑的玉米、土豆、红薯，到消费社会不可或缺的可口可乐、巧克力、香烟、口香糖。这样的开篇迅速将一粒玉米的内涵融入世界文明进程的大命题。第二章“一种神奇作物的经济植物学”全面解剖玉米的物质层面，显示了作者的实证功底。在第三章“一个私生子的履历”里，作者不但介绍了围绕玉米起源的种种考证和结论，并且尖锐地指出：
　　从16世纪起，关乎玉米的兴趣和争论就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争论先是围绕美洲自然与文明相对于旧大陆的低劣以及后者对前者统治的合法性，后来演变为关于热带和温带孰优孰劣的辩论。玉米起源问题被嵌入人类文明和进步之演变的讨论框架中。不少源自那时的偏见改头换面延续至今，貌似中立的科学语言便成了这些偏见的遮护所。
　　同时，这一章提出了对书名的解释之一：如果玉米的父亲———野生玉米———的确切种类至今不甚明了，其母亲则明确无疑，即生活在今日墨西哥中南部地区的美洲大陆原住民，是他们通过采集、筛选、驯化、杂交等一系列古代科学实验和原始生物工程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这一卓越贡献。
　　关于玉米这个“私生子”的第二层寓意在以下几章中渐次显现。玉米从美洲原住民的清贫生活中走向世界，它在门第显赫的欧洲最初遭受冷遇，但在同样贫困的中国、亚洲、非洲却迅速落地生根，直到最终被全世界接受。作者详尽阐释了玉米在传播过程中丰富的多样性，同时指出“在玉米的传播和那个经常被称作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之间，存在着清楚的联系”。该书最重要的几章涉及了食品工业的巨大权力和世界粮食市场内幕，内容伴随着20世纪重大历史的演进。比如，我们从中获悉美国如何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打乱世界粮食市场的结构，甚至引导和改变粮食输入国的饮食习惯。如影子般存在的由世界七大家族控制的五大食品跨国公司，其秘密经济行为足以导致一国灾难性的政治改变。
　　除了《对奏》的作者奥尔蒂斯所具有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性和正义感，我们在《玉米》作者阿图罗·沃曼身上还觉出现代的批判眼光和变革现实的决意。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批判性”立场；他主张没有什么落后的原始民族，只有不同形态的生存方式；他以玉米发展的丰富历史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发展模式。使阿图罗·沃曼更高人一筹的，是他身为社会学家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他毫不掩饰这点：“在本质上，本书谈及的是一个想象未来的问题。”
　　阿图罗·沃曼在《玉米与资本主义》的结尾处又一次显示了拉丁美洲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文风：
　　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和掌权者书写的。我们对统治的一方知之甚多，对抵抗的一方知之甚少；对少数精英知之甚多，对其他人知之甚少。因此我们经常犯错误，从错误中引申出名不符实的普遍规律。我们面对着太多的空白和缄默。本书希望有助于弥补一些这样的漏洞，强调以往被忽略的历史进程和命题，将历史从高高的宝座上移向底层的大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历史朝着大众的普通体验走近一步。本书的最高理想是对我所理解的乌托邦、对建设未来能有些微贡献，而建设未来的基石就是我们的日常体验，是多元文化，是我们发自肺腑的感受……因此，本书的角色是一株常见但不失神奇的、且非婚生的植物，这株几乎仅为食用的植物是无名大众留下的珍奇遗产。
　　《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问世于1940年，《一个私生子的历史：玉米与资本主义》出版于1988年。摇曳在美洲大地上的烟草、甘蔗、玉米和它们的兄弟姐妹们今天仍然牵动着一个个民族的命运。曾几何时，在流传着玉米造人神话的玉米的故乡，墨西哥人要从美国进口日常食用玉米消费的40％，而且进口来的竟有许多是北方邻居用于喂牲口的黄玉米！谁曾预料，古巴经济赖以生存的蔗糖和烟草成了富裕民族竭力躲避的食品。而在石油日益成为战略资源的今天，美国的总统正在蛊惑吃不饱肚子的穷国穷人广种玉米甘蔗，为富国富人提供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
　　当今世界需要更多的《对奏》和《玉米与资本主义》问世，中国读者急需好的译著以填补知识的真空和盲点。遗憾的是，已有的《玉米与资本主义》汉译本是一个不值得推荐的版本。除了它系自英译本译出，除了英译本译者自我宣布的可疑的“删除”和“修改”，汉译本身也很粗糙，甚至存在不可原谅的原则性错误。谨以此文呼唤类似的好书和好的译本问世。

資本主義與浮士德的結盟 （黃鳳祝）

資本主義與浮士德的結盟　（黃鳳祝）

泰勒（圖）認為，在每個人都能夠自願負起一定社會責任的前提下，才能確立新的社會道德。

　　在歌德的著作中，浮士德為了追求知識和美好的事物花費了一生的精力。他擁有崇高的理想，但是無法抗拒罪惡和自然的力量，最後只好與魔鬼結盟。在他死後，靈魂被魔鬼攫取。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認為，人類的現代生活就是一種浮士德式的結盟，資本主義是其中的魔鬼。

　　泰勒的研究領域包括行為哲學、社會哲學、政治理論、希臘政治思想、道德哲學、西方現代性文化、語言哲學以及哲學理論。泰勒主張多重現代性的文化規範，他是當代北美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中「社群主義」理念的主要代表，在行動哲學、語言哲學、社會科學的哲學和德國哲學等領域也有卓越的建樹。在哲學方面，泰勒的研究重心是黑格爾哲學，其「社群主義」的道德理念，即出自黑格爾的「整體」觀。

　　一九七五年，泰勒的鴻篇巨制《黑格爾》出版。這部著作涉及黑格爾著作的所有領域。在方法上，泰勒運用現代的分析手段，結合黑格爾的歷史意識，詳盡平實地闡述了黑格爾的思想。他認為黑格爾試圖借助理性，調和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九九七年，泰勒獲得黑格爾獎；二○○七年獲得坦普爾頓獎。像黑格爾一樣，泰勒熱愛自由，他的自由理念來自他的老師柏林，但基本意識卻是黑格爾的影子。

資本主義社會的兩難困境

　　泰勒指出，早在一八四○年，馬克思就已經預見到資本主義的能量。當時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有創造力和最先進的、同時具有破壞力的一種經濟秩序。馬克思認識到，資本主義一方面會帶來無可想像的經濟效益，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像其他社會形態一樣，無可避免地都會走向崩潰和滅亡。

　　泰勒認為，沒有資本主義，我們就無法生存，但是在另一方面，人們又無法忍受這種生活。資本主義成功地破壞了社會福利制度，污染了環境，造成了不穩定的就業環境，壓低工人工資，來獲取暴利。資本主義社會處於兩難的困境中。對企業採取過於嚴厲的措施，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企業投資轉向其他區域。面對這種威脅，政府在社會和環保政策上，不得不與企業妥協。當徹底的和諧政策無法貫徹時，政府只能採取一些臨時的、不穩定的措施，這些措施只能限制企業的某些破壞性行為。泰勒批評世界上「最強盛和最骯髒」的超級大國，對於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無動於衷，不參與簽訂《京都協議書》。如果任由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繼續蔓延，將促使資本主義體系最終走向全面的崩潰。

　　東歐「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後，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度過一段消沉的日子。但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全球貧窮化和污染化的絕望呼聲下，越來越多人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決資本主義引致的兩難問題。資本主義的道德建立在自由和個人主義的信念之上。泰勒認為，只依賴這兩個信念，無法成就社會道德的基礎。只有脫離極端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自願地為社會擔負起一定的責任，新的社會道德才能確立。

　　資本主義為社會提供了豐富的商品。有購買能力的每一個人，都擁有無限選擇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利用媒體的宣傳，塑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心態：即將「自由」的概念簡化為商品「選擇的自由」。這裏有一個隱蔽的前提：購買力。「有購買力者」才是「有選擇的自由者」。在這種理念下，資本主義推銷一種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名牌意識心態。資本主義提倡消費，特別是名牌的消費。不管消費是否有意義，只有借助消費和浪費的社會生活方式，社會財富才有可能不斷地增長，企業才有可能獲取最大的利益。

　　資本主義將幸福、美好和自由與消費聯繫在一起，消費成為人們的迷幻藥。在消費時，人脫離了現實中的問題，產生了無限的幻覺和希望。消費帶來幸福和美好，賦予人們自由的創造力。消費就是人的自由創造力。只有在消費中，人才能被社會認同，個人的真正能力和道德卻遭到忽視。資本主義提供大量消費「選擇自由」的可能性，使社會中的個人看似生活得「更為美滿和幸福」。

對自己和他人都得負責

　　資本主義這種無止境的消費心態和商品生產，消耗了大量資源。生化資源的消費，帶來嚴重的污染。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冰川溶化，海平面不斷上升，人為的自然災害頻發。窮苦的平民和落後的國家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貧富分化加劇，貧窮使人們重新嚮往馬克思主義，貧窮同時也是恐怖主義孕育的土壤。為了維繫市場機制的優點，使社會能夠持續健康的發展，同時防止恐怖主義的蔓延和馬克思主義的回潮，泰勒提出了「社群主義」。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無法解決西方現代化帶來的問題。他指出，傳統的西方理念相信單一的現代化，認為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可以在任何地方實現，但事實並非如此。現代化在不同的文化地區，顯示出不同的形態。泰勒認為不存在單一性的現代化，現代化是多元性的。不同文化的更新，都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顯示出一定的差異。元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無法適應這個世界的發展。人們必須接受各種文化的差異，放棄極端的個人主義，對自己和他人都要擔負一定的責任，才能挽救自己的靈魂，避免與資本主義結成浮士德式的結盟。

侯书议：从京剧《锁麟囊》说开去

侯书议：从京剧《锁麟囊》说开去

金羊网 2007-04-26 09:28:02

侯书议

用了好长的时间，间断地才把京剧《锁麟囊》听完的。剧中的薛湘灵的扮演者是李世济。《锁》剧是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代表剧目之一。本想找程砚秋的原唱，可惜录音都是很噪杂的，却故不能够享受了。李版的《锁麟囊》显然不抵程砚秋。

《锁》剧故事源自《剧说》所引《只尘谈》，讲述
了登州富商之女薛湘灵在出嫁之日，将“锁麟囊”赠与同在春秋亭内避雨的另一个新娘赵守贞。6年后，登州遭水灾，湘灵辗转流离至莱州，做了当地富户卢家保姆。不想卢家女主人正是当年被其施赠的赵守贞，因为“锁麟囊”，两人得以相认，并结为金兰。

这本是一个平凡的故事吧，中国固有的东西，很深。譬如仗义、譬如传奇、譬如才子佳人、譬如帝王将相（贵妃醉酒等）都是障显了中国艺术的素材来源。直至目前，还大抵是靠这些东西支撑着观众的欣赏欲望的。新编剧流行起来的比较少《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也是时代的造就吧？今天为什么没有了？我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看京剧《锁麟囊》也带给我不少现实生活的启发，为什么百姓喜欢这样的剧目，抛却唱腔、唱词这些艺术自身的东西，而内容是使得观众继续欣赏下去的最主要原始动力吧？

锁麟囊揭示了一个很宽泛的社会问题：助人美德。看原薛家小姐，大户人家，最后却因自然的原因，生活无依靠、卖人为奴，而几年前的贫家女赵守贞变成了富家妇。六年的光景么，天翻地覆。但付出总有回报的——两人得以相认，并结为金兰。连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也得到刘姥姥的报答呢？社会需要以心交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于坏蛋、流氓、恶棍、贪官、污吏，也许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不到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不要紧，历史会公平公正的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

因为老百姓都有思维上的暴力倾向，借助戏曲满足自己心里的渴求或宣泄——这本不是什么坏事，人在这儿发泄了、满足了，或许在生活中就和蔼可亲多了。譬如人们狠贪官污吏、狠仗势欺人、狠裙带关系，所以有以《铡美案》为代表的大快人心的剧目。

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吗？给老百姓一个合适的发泄沙袋，天塌不下来。这告诉我们文化环境的宽松，不单对于文化繁荣有好处，即使对于社会安定也会有好处的。当年不是内忧外患的时候出的四大名旦，优秀剧目也是层出不穷的辉煌时期吗？

锁麟囊就是锁麟囊：老百姓在现实中无法渴求的，或者说不期而遇的，有点寄托心理的，常常因为戏剧给予了补偿，戏剧给其精神带来无法言喻的安慰，戏剧给其的精神疗养以及一拍即合的精神充实……戏剧就是戏剧，但老百姓不能永远活在这样陈旧的梦境里。

虽说经典就是经典，常听常新，但，我们的开拓创新从哪里来？没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别说你再持久弥深，也终归一日繁华尽逝。

京剧是国粹。作为国粹，也有灭亡的时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谁给我个答案：中国本土的艺术还有多少?且不说曲艺、国画、书法，我不担心没有人继承，我担心我们糟蹋了。

说起艺术，也甭给我提多么高深伟大，现在这个社会，艺术的代名词就是垃圾，一文不值。一旦艺术沾染上名利、铜臭、权力（譬如书协、画协）就不是艺术了。有人可能要辩解古代那些艺术家也有靠卖画卖字为生的啊？不错。我不和你辩驳。我仅仅知道，宋徽宗的《写生禽鸟图》是在没有登基当皇帝之前画的。之后的岁月里，这位亡国之君，再没有那份《写生禽鸟图》的至性至真的天性了。

看今日新剧目的出现与否足可以看出当代是一个什么状况了：一，是没有什么合适的题材和素材来源么？显然不对，有。只是没有人愿意发掘了，娱乐化的时代，是真正的艺术的沙漠之地，不适宜生存。二，国人比较浮躁的缘故。浮躁了，艺术也就堕落了。媚俗、市场化、金钱化，是没有艺术的立锥之地。看看这么多年来，我们艺术上有何种大的突破就可想而知了？

我决不是杞人忧天，我也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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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老兄讲话蛮实在，没有夫子气。

《锁麟囊》确也是一流的好剧，双轿会最好！前回与玛雅聊张爱玲，我特
别提到张爱玲对中国戏的癖好。此可见伊不少小说标题，比如《金锁记》
，《连环套》等。

周氏兄弟画梦(王寅)

周氏兄弟画梦

南方周末　 　2007-06-14 15:44:21

　　□本报记者　王寅　发自芝加哥、上海
　　
　　周氏兄弟(Zhou　Brothers)名列全球在世艺术家销售金额排行榜的前10位。2007年8月31日，“周氏兄弟三十年创作回顾展”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被定为中国美术馆今年的四大展览之一，另外三个大型展览分别是“美国艺术三百年”、“从提香到戈雅——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馆藏艺术珍品展”、“近五十年德国绘画艺术展”
　　　　
　　“与‘大汉族’文明过度成熟后的衰败相比，少数民族仍保持着其率真、骁勇、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所谓内在动力，也许正来自这血缘的召唤，并由此可一直追溯到那古老的壁画中。”
　　———摘自北岛文章《话说周氏兄弟》
　　　　
　　故事的开头总是大同小异，和所有在异国他乡发展的中国人一样，周氏兄弟也经历了最初的困顿，他们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来到芝加哥……
　　
　　《芝加哥之梦》
　　1986年11月，连降大雪之后的芝加哥，广阔的密歇根湖和整个城市一片洁白。行人寥寥的湖滨大道上，每天都有两位华人青年冒着严寒沿着湖岸散步。
　　这两位华人青年是来自中国广西的周山作、周大荒兄弟，他们应芝加哥一家画廊的邀请来此举办画展。这是他们在国外的第一次展览，但是事与愿违，一幅画都没卖出去。
　　兄弟俩住在画廊提供的公寓里等待转机。公寓紧临密歇根湖，他们每天都到湖畔散步，考虑下一步该干什么。
　　他们的饮食起居每天都有人伺候，但一个月后，兄弟俩待不住了，他们决定自己找一个空间进行创作：“我们家的人是不太那么容易服输的，怎么可能刚过了两招就认输呢？”兄弟俩身上只有从中国带来的30美元。为了筹措租房，他们将自己的10幅画卖给画廊，换得1500美元。
　　山作问开车带他们找房子的当地朋友，在美国生存艰难吗？朋友看了他们一眼：对你们来说不难。山作不明白朋友为什么这样断言，那时他们刚到美国，语言不通，一无所有。
　　搬家时，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个皮箱。租来的房子没有床，也没有家具。第一天晚上睡觉时没有被子，兄弟俩裹着从中国带来的两件大衣睡在冰冷的地板上。尽管有“风之城”之称的芝加哥冬天出奇地寒冷，但他们听说暖气很贵，就咬牙不开暖气，忍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山作病倒了。为了与外界联络，大荒出门去买电话，那是他们添置的第一件物品，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电话的价格：7美元9角9分。回来的路上，大荒又在旧货店花4美元买了两床旧棉被。而旧床垫是一周以后朋友送来的。
　　买不起画布，兄弟俩又去了旧货店，买回来的是床单。他们用床单当作画布，把颜料直接涂抹在床单上。房间不够大，他们就分开画，画完了再接在一起。“那个年代是没有钱的，但是那个气质是在的，那种高贵气质。其实你从来没有高贵过，只是精神上是这样。早期我们看过中国的很多电影就是暴露中国很落后的一面给外国人看，我们不喜欢这样。”
　　一天晚上，兄弟俩接到画廊打来的电话：他们终于卖掉了第一幅画。那幅名为《岷江之梦》的画是在中国带过来的作品。“这是一个信息，就像进球的那种感觉。”兄弟俩的创作激情持续高涨，每天晚上灯火通明。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周氏兄弟连续办了五次画展，最后一次画展上的17幅画卖出去15幅。1987年，周氏兄弟获得第69届美国现代艺术大展金奖，这对来自中国的兄弟艺术家终于为美国的艺术圈所承认。此时，距离他们来到美国仅仅一年。
　　初来美国时画在床单上的作品，后来都以3500美元一张出手。
　　山作开车带着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他们最早租住的房子，一条僻静街道上的一座两层公寓。一切还是原样，当年兄弟俩住在楼上。在一部关于兄弟俩的记录短片中，面容清癯的山作就在这里用生硬的英语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
　　1987年，周氏兄弟创作了名为《芝加哥之梦》的大型油画作品，他们说，这幅充满了激情和梦想的作品就像他们的自画像。1990年，这幅作品被人收藏，一直悬挂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座大厦的大堂里。
　　1988年2月5日，周氏兄弟在芝加哥文化中心举办画展，他们决定把整个画展卖画所得的8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当地的儿童基金会。当时的市长发出邀请：你们愿不愿意成为芝加哥的永久居民？十几天之后，他们拿到了绿卡。
　　很多时候，兄弟俩打算搬到纽约或者柏林。但是，芝加哥早期奋斗的记忆，再加上后来的工作组越来越大，使得他们一直留在芝加哥。“有时候是命运的一个安排，就像风吹着种子，吹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
　　
　　《新的开端》
　　当年邀请周氏兄弟到美国的画廊早已不复存在，而周氏兄弟(Zhou　Brothers，他们的联合署名)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名扬世界。
　　1994年，德国丹姆斯现代艺术博物馆、柏林现代博物馆、路德威格现代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周氏兄弟大型艺术巡回展，从此奠定了他们在国际现代艺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同年，正值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15周年，周氏兄弟应邀创作一件大型装置艺术作品，他们选择了芝加哥的地标性建筑海军码头作为创作场地，作品的标题叫作《风·智慧》。总面积达3.6万平方英尺(约半个足球场大)的画布覆盖了整个海军码头。兄弟俩干脆将一辆装满了颜料的大卡车停在码头上。在博览会进行的一周时间里，所有人都可以在画布上画下自己想画的一切。这个充满想象的大胆创意造就了艺术史上最大规模的合作，也完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外油画。从空中俯瞰，海军码头就像一把锥子突出于密歇根湖畔，这里彩旗招展，地面色彩斑斓，与蓝色的湖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蔚为壮观。
　　1998年，周氏兄弟应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艺术学院的邀请，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夏天去萨尔茨堡授课，一教就是10年，这也是该院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记录。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在柏林购置了一座前国王的行宫作为在德国的工作室。
　　2000年，瑞士达沃斯，为期七天的世界经济论坛，新世纪的首次重要聚会，全世界250名政治领袖、1000多名经济巨头、600多位传媒界人士聚集一堂。论坛的开幕式邀请了周氏兄弟现场作画。世界经济论坛将由两位华人艺术家定下基调，他们创作的作品标题和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相同，都叫做《新的开端》。
　　一块5米×8米的巨大画布悬挂在开幕式的舞台上，在明亮的灯光下，周氏兄弟举起了画笔，“当时作画现场非常安静，世界上最牵动历史的重要人物都在那里。画那幅画是我们那么多年的人生经验的表达，那个时刻是美好的。”
　　偌大的画布上，笔墨酣畅淋漓，整个作画过程为45分钟。之后，克林顿代表政治领袖发表演说。后来有人开出天价求购这幅大画，均被周氏兄弟婉言谢绝。
　　
　　《浪》
　　周氏兄弟原名少立、少宁，山作、大荒只是艺名，壮族人，出生在南宁市武鸣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外祖母周锦华是武鸣县第一所女子学堂的创校校长，外祖父担任过武鸣县教育局长，也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文化人。但是，当外祖父纳妾之后，外祖母毅然带着独生女儿离家出走，开始独立的生活。周氏兄弟在艺术上的启蒙老师就是他们的外祖母，她教他们学习书法，临摹《芥子园画谱》。
　　山作、大荒的父亲也是文人，曾经担任武鸣二中的校长，善饮，喜诗文，好交际。1957年，他们的父亲由于“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被冰冷的镣铐带走，投入监狱，从此与家人断绝音讯二十多年。孩子们不得不随了外祖母的姓。
　　艺术成为他们惟一的选择，“我想上天要造就我们，第一是不给我们太多想法———这条路也不行，那条路也不行，你只能搞艺术。现实中很多想法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实现，没人能阻止你的幻想。”
　　周氏兄弟第一次合作作画是在1973年。当时，全家都被下放，山作在农村插队，大荒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久别重逢的兄弟俩回到外祖母的家，外祖母的家以前曾经开过锦华书店，楼下是书店，楼上是住家。他们在那里从小长大，有过很多童年的记忆，他们在花园里坐在老人的藤椅上看书，花园有金鱼池、柚子树……那年回家时，花园里的荒草比人还高，楼上都是尘土，他们的画具上结满了蛛网尘土。
　　“我们都不说话，眼里含着泪水，默默地拿出一个画框在里面画。这幅画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一幅作品《浪》，当时两个人很默契。”
　　在这幅现在看来创意和技法尚不成熟的作品中，桅杆被压弯的扁舟驶过惊涛骇浪，两个青年正在奋力摇桨，远方的地平线上曙光初露。也正是这幅作品奠定了兄弟俩联手创作的基本形式，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山作和大荒先后被借调到广西彩调剧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担任美工。但是，他们的艺术的道路并不顺利，山作两次报考艺术院校，都因为出身问题被拒之门外。
　　1980年，兄弟俩的作品《依俚和古卡》参加全国首届青年美展，因为其中有人体和没有鲜明的政治主题而落选。
　　周氏兄弟将自己的作品放在宾馆代售。按照程序，卖画给外宾，要单位盖章。但是，规定极其苛刻：被宾馆抽成70％之后，单位还要再抽70％，心有不甘的兄弟俩在一块切开的生红薯上“私刻公章”。结果被单位发现，受到严厉的处分。
　　大荒报考艺术院校，美术专业成绩出类拔萃。但是，却榜上无名。原来，广西歌舞团在大荒的档案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此人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散漫，为了获取收入，私自卖画给外宾……
　　1978年，山作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进修。不久大荒也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当旁听生。兄弟俩近乎疯狂地学习绘画，他们合睡的一张床利用率极高，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晚上山作把钥匙交给大荒进教室画画。
　　1980年，家乡附近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一下子抓住了兄弟俩的眼睛。他们风餐露宿，画了几十本速写。“在任何领域，神秘总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最大的征服力，它会征服人类，但是这个原始东西一定要有现代版本。”
　　1982年，一路坎坷的周氏兄弟终于遇到贵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十分欣赏他们的作品，安排在学院画廊展出。1985年2月5日，两个籍籍无名的青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花山壁画艺术展览”，展出了180幅作品，得到刘海粟、吴作人、李苦禅、李可染、张汀等老画家的高度肯定，刘海粟写下“环玮博达，开创一代新风”送给周氏兄弟。
　　画展结束后一个月，周氏兄弟收到一封来信，信封上写着“中国周氏兄弟”收。这封通过文化部转交的信是美国的一个画廊写来的，信上说他们看到很多有关周氏兄弟的报道，就写来了邀请信，于是有了本文开始兄弟俩终日徘徊在密歇根湖畔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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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氏兄弟，七月知道？

“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严泉)

“国王陛下的反对党”

南方周末　 　2007-06-14 15:45:56

　　“国王陛下的反对党”
　　反对党成为英国宪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过程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严泉(上海)
　　
　　反对党如今已经成为欧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但是反对党从它诞生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不是一个“政治宠儿”，相反一直备受非议，差一点在近代民主化历程中不幸“夭折”。
　　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发源地，也是最早出现反对党的国家。“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进入君主立宪时代，反对党的活动更加活跃，但是反对党的形象却大打折扣。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政党对立造成内战与流血，使国民充满怨恨仇视，所以“政党冲突必将危害国家”。在世人眼里，反对党领导人物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阴谋家，他们破坏传统制度，违背宪政精神。18世纪初，国王乔治二世把当时的反对党人士称为“流氓”、“无赖”和“自高自大者”。一直到1794年，以福克斯为首的反对党还被骂为“雅各宾分子”和“祖国的敌人”。
　　即便是在人们对反对党的日常称呼中，也不时流露出一种厌恶情绪。18世纪20年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未用词首大写的“Opposition”(反对党)一词去称呼政府的反对派。词首小写的“opposition”一词主要是指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而不是政党本身。当时反对党既有“辉格党”、“托利党”等正常称号，也有“牢骚分子”、“反宫廷分子”、“敌对者”等贬义性称呼。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甚至还有人将反对党比作叛国者，认为反对派是“里通外国者”的同义词，因为他们都是接受法国贿赂的人。
　　为改变反对党在公众心目中的不良形象，在漫长的18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反对党人士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8世纪初，就有人撰文鼓吹反对党监督政府的积极作用，宣称：“这个政党鼓励人们不要驯服地屈从于任何偏见，它维护那应当出现在议会辩论中的生气和自由，它努力制止那些执政者愚蠢的随心所欲的臆想。”1747年，一位叫汉姆波顿的律师在《罗马英国宪法比较》一书中，对反对党的政治作用作出了超党派的客观评价，“无论反对者成就如何，民众都从‘反对政府活动’中获益匪浅，因为它使大臣恪守其职，并时常制止他们实行冒进政策……，同时，对权力的渴求，因失望造成的愤懑，激烈的反对者们对公务的专心致志，远远超过微不足道的职薪对他们的刺激。通过这种活动，反对党成为能干的政治家，当他们担任大臣时，就不但能为不适当的计划辩护，而且，当他们乐意时，能制定良好的计划。”不过，这些议论在当时还是曲高和寡，并未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声音。
　　一直到18世纪晚期，英国才迎来了反对党的正名时代，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来自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爱德蒙·伯克。1770年初，伯克发表了《对于不满现状之原因的感想》。他在文中系统论证了政党政治的必要性，顺带解决了有关反对党正当性的问题。伯克指出，一个政党的议员履行职责时，既反对错误的议案，也反对该议案的制定者，并希图击败他们，取而代之。政党把追求公职看作第一需要，不是为了谋求薪俸，而是要占据“强大的政府堡垒”，去实现他们的有利计划。可见，政党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而是一个使政府、议会和全体选民之间的关系达到充分协调的中介性工具。此后，反对党正当性理念开始深入英国社会。19世纪初，一些主流媒体已经认识到：“反对党必须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它必须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动的检查者、大臣的失职做法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和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
　　即使如此，在刚刚进入19世纪的时候，反对党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从世人眼里，反对党是自封的，并没有得到宪法的书面承认。为此，在1826年春，反对党议员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在一次议会会议上，反对党议员约翰·霍布豪斯模仿“国王陛下的大臣”这一政治习惯用语，创造性使用“国王陛下的反对党”新术语，而不再使用含有贬义的“反对党”。之所以使用新术语，反对党议员的理由是“不能再发明一个更好的短语来称呼我们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国王政府的一部分，过去一些时候的活动表明，虽然对面的先生(指执政党议员)担任官职，我们也还掌握权力。议案是我们的，但所有的职薪是他们的”。执政党议员们当然不太习惯这一新称呼，但是英国社会很快接受了“国王陛下的反对党”这一说法，不少媒体纷纷采用。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一政治术语“体现了19世纪对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一个在野的党，被人承认着对国家制度具有完全的忠诚，并随时准备着上台执政，而不至于震撼国家的政治传统”。
　　反对党终于成为英国宪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过程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一帆风顺，关键因素还是在制度实践层面，即英国民主政治长期演进的作用与结果。从17世纪末期的“光荣革命”，到19世纪初的议会改革，近一个半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掌权的政治人物在宪政民主规则下，已经逐步习惯了反对党的存在与反对党政治，政治协商与妥协成为议会政治的主流。此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小觑。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已经初步成为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社会利益分化加剧，众多社会利益集团不断涌现。对大量政治地位低下的新兴社会阶层来说，反对党可以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顾英国反对党的历史，也许可以纠正我们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长期误读，即民主政治在欧美国家的开花结果，是因为西方存在民主传统与文化的肥沃土壤。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制度构建所需要的时间、耐心与智慧。
　　(本文中有关英国反对党的史料均引自阎照祥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

思凡

思凡（一名：小尼姑下山）

主要角色
色空：旦

《思凡》梅兰芳饰色空情节

谓有赵氏女，自孩童之时，为父母舍入尼庵。削去八千烦恼丝，做佛门弟子。及至情窦初开，始悔空门之中，不足以结善缘，并不足以证善果。于是晨钟暮鼓，转辗愁思。礼忏唪经，反增魔道。入夜来僧房寂寞，对此半明半灭之孤灯，更难消释。左盘算，右盘算，九转回肠：计惟觅一如意郎君，度少年大好之光阴，结我善缘，证我善果，且可举我善愿。正值庵中一切优婆塞优婆夷等，均有事他往，遂逃下山去。

注释

是剧本无出处。形容女子怀春只情状，颇得神似。为昆班中贴旦之独角戏。近来京班亦常演之。纯用吹腔曲调。犹存昆剧之余味焉。

（色空上。）

色空　　　（诵子）　　　　昔日有个目莲僧，救母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有十万八千有余零。

　　　　　（白）　　　　　南无阿弥陀佛！

　　　　　（念）　　　　　削发为尼实可怜，禅灯一盏伴奴眠。光阴易过催人老，辜负青春美少年。

　　　　　（白）　　　　　小尼，赵氏，法名色空。自幼在仙桃庵出家，终日烧香念佛；到晚来，孤枕独眠，好不凄凉人也。

　　　　　（山坡羊牌）　　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师傅削了头发。

　　　　　　　　　　　　　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

　　　　　　　　　　　　　见几个子弟游戏在山门下。

　　　　　　　　　　　　　他把眼儿瞧着咱，

　　　　　　　　　　　　　咱把眼儿觑着他。

　　　　　　　　　　　　　他与咱，咱共他，

　　　　　　　　　　　　　两下里多牵挂。

　　　　　　　　　　　　　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

　　　　　　　　　　　　　死在阎王殿前由他。

　　　　　　　　　　　　　把那碾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

　　　　　　　　　　　　　放在油锅里去炸，啊呀，由他！

　　　　　　　　　　　　　则见那活人受罪，

　　　　　　　　　　　　　哪曾见死鬼带枷？

　　　　　　　　　　　　　啊呀，由他，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白）　　　　　想我在此出家，非干别人之事吓！

　　　　　（采茶歌牌）　　只因俺父好看经，俺娘亲爱念佛，

　　　　　　　　　　　　　暮祷朝参，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供佛。

　　　　　　　　　　　　　生下我来疾病多，

　　　　　　　　　　　　　因此上，把奴家舍入在空门为尼寄活。

　　　　　　　　　　　　　与人家追荐亡灵，不住口的念着弥陀，

　　　　　　　　　　　　　只听得钟声法号，不住手的击磬摇铃擂鼓吹螺，

　　　　　　　　　　　　　平白地与那地府阴司做工课。

　　　　　　　　　　　　　《多心经》，都念过；《孔雀经》，参不破，

　　　　　　　　　　　　　惟有《莲经》七卷，是最难学，咱师傅在眠里梦里都叫过。

　　　　　　　　　　　　　念几声南无佛，哆咀哆，萨嘛呵的般若波罗，

　　　　　　　　　　　　　念几声南无佛，恨一声媒婆，娑婆呵，嗳！叫，叫一声，没奈何！

　　　　　　　　　　　　　念几声哆嘴哆，怎知我感叹还多。

　　　　　（白）　　　　　越思越想，反添愁闷。不免到那回廊下，散步一回，多少是好。

　　　　　（采茶歌牌）　　绕回廊散闷则个，绕回廊散闷则个！

　　　　　（白）　　　　　你看两旁的罗汉，塑得来好庄严也。

　　　　　（哭皇天牌）　　又只见那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

　　　　　　　　　　　　　一个儿抱膝舒怀，口儿里念着我。

　　　　　　　　　　　　　一个儿手托香腮，心儿里想着我。

　　　　　　　　　　　　　一个儿眼倦开，朦胧的觑看我。

　　　　　　　　　　　　　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

　　　　　　　　　　　　　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

　　　　　　　　　　　　　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长眉大仙愁着我，

　　　　　　　　　　　　　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香雪灯牌）　　佛前灯，做不得洞房花烛。

　　　　　　　　　　　　　香积厨，做不得玳筵东阁。

　　　　　　　　　　　　　钟鼓楼，做不得望夫台。

　　　　　　　　　　　　　草蒲团，做不得芙蓉，芙蓉软褥。

　　　　　　　　　　　　　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

　　　　　　　　　　　　　为何腰盘黄绦，身穿直缀？

　　　　　　　　　　　　　见人家夫妻们，一对对着锦穿罗，

　　　　　　　　　　　　　啊呀天吓！不由人心热如火，不由人心热如火！

　　　　　（白）　　　　　今日师父师兄，多不在庵。不免逃下山去，倘有姻缘，亦未可知。有理吓，有理！

　　　　　（风吹荷叶煞牌）奴把袈裟扯破，

　　　　　　　　　　　　　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钹。

　　　　　　　　　　　　　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

　　　　　　　　　　　　　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

　　　　　　　　　　　　　夜深沉，独自卧，

　　　　　　　　　　　　　起来时，独自坐。

　　　　　　　　　　　　　有谁人，孤凄似我？

　　　　　　　　　　　　　似这等，削发缘何？

　　　　　　　　　　　　　恨只恨，说谎的僧和俗，

　　　　　　　　　　　　　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

　　　　　　　　　　　　　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

　　　　　　　　　　　　　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

　　　　　　　　　　　　　哪里有八千四万弥陀佛？

　　　　　　　　　　　　　从今去把钟鼓楼佛殿远离却，

　　　　　　　　　　　　　下山去寻一个少哥哥，

　　　　　　　　　　　　　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

　　　　　　　　　　　　　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白）　　　　　好了，被我逃下山来了！

　　　　　（尾声）　　　　但愿生下一个小孩儿，

　　　　　　　　　　　　　却不道是快活煞了我！

（色空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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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冉引马格丽特爱男人，我想到梅兰芳的《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