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起个好名字(BBC)

香港观察：起个好名字

江迅

香港海洋公园希望乐乐和盈盈能开枝散叶

中央政府为香港回归10周年，赠送香港人一对熊猫。政府举行为熊猫征名活动，13000个市民参与，起了7600个名字，经一番角逐定夺，雄的叫乐乐，雌的叫盈盈，取代了原先的代号”606″、”610″。

这对熊猫牵动了全城港人的心，一股熊猫热在香港掀起。4月底这对小熊猫已抵达香港入住海洋公园，因隔离检疫程序，香港人7月1日才能一睹这对熊猫的风采。届时， “乐乐”和”盈盈”的名字,必会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成为翘首以待的香港人的话题。

求助风水师

起名字在香港人心目中是一件大事。香港人乐于为熊猫起名，却将自己和家人的起名和改名的话事权，交托给风水师。香港人信奉”名正命顺”。”2007丁亥年香港道教节”正在举办多项活动。香港人对道教知之不多，其实道教文化早已融入生活各层面。香港人拜神祈福，敬天祭祖，求签问卜，测字占星，奇门遁甲，八字命理，风水术数都与道教文化关联。

这一阵，道教文化热，香港的堪舆学家也忙碌多了。经常为艺人、政经界后人改名起名的堪舆学家李丞责说，越来越多的人找相士风水师改名起名，改名起名生意额近来上升两三成。父母的要求大同小异，希望子女健康、快乐、孝顺、有愿景，名字顺口而动听。他有时为算一个名字要花一个月时间，拟出几十个上百个名字供一人选择，行内收费由数百至数十万港元，生意额可观。

香港人请风水师起名和改名

有些起名改名的过程相当复杂，利用周易、笔划数理、生辰八字等，算五行缺什么，根据个人取名原则及个案阴阳平衡作推算。

以笔划为例，起名前要算笔划数，用繁体字笔划计算。一些特殊的偏旁部首，笔划数和一般算法不一样，”月”旁，应从”肉”字，算6划，”氵（三点水）”旁，应从”水”，算4划，”艹（草字头）”应从”艹”，算6划。一般人还真难以驾驭。

曾听一位堪舆学家说，算笔划只是起名改名的准备阶段，关键是看笔划数是否”吉数”。以3个字的名字为例，第一个字的笔划数加1是”天格”，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的笔划数相加是”人格”，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的笔画数相加是”地格”，三个字笔划相加的总数是”总格”，这些数都必须是吉数，而”天格”、 “人格”、 “地格”所代表的五行不能相克……看来，要从符合要求的笔划数组合中，找到上口而好听，有意思而具个性的名字，可谓难上加难。

一年前，一个朋友为正在幼儿园的儿子改了名。儿子原名中有个”寅”字，取名”寅虎”，当时起名时，朋友夫妻俩希望儿子能像老虎那般威猛。但在幼儿园的一年里，那儿子脾气特别火爆，与小朋友一言不合就推搡对方，幼儿园教师对此颇为头痛。朋友深信这完全是名字中的”寅”字带来的，于是花了4000港元，见了个风水”老法师”，将”寅”字改掉，去掉”虎气”。前不久，再见朋友时，那朋友说，孩子的火气果然减弱了。

真是改名的关系？抑或是那孩子大了一岁，稍懂事了些？这样起的名、改的名真能为人避开凶险而给人带来好运？信不信由你了。有些孩子行为习惯不好，学习能力落后于同学，家长竟归咎于名字中含有”书”、”舒””纾”等字，这些字的广东话发音和”输”谐音，损害了孩子的运气，于是重新起名。名字这个符号寄托了父母对子女成才等多方面期望，本无可厚非，但将孩子表现不好归罪于名字，不是多数人能接受的理由。

时代特色

名字是一个人的专属符号。在不同的年代，常用的名字不同。其实，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名字特色。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萧放说过，六朝就有很多带佛教色彩的名字，东汉有很多但明，明清时期双名普遍。香港人名中最常见的字，上世纪六十年代，卿、娇、莲、珍、豪、伟、泉，相当普遍；七十年代，玲、思、纬、强、辉、杰，相当热门；八十年代，彤、轩、琪，相当常用；九十年代，欣、彦、诺，相当受捧。报载，香港比诺教育机构校董张女士说，上世纪后40年，明星效应不小，七十年代无线电视台播出《网中人》，令香港老少追捧，周润发饰演剧中程纬，郑裕玲饰演剧中方希文，一炮而红。过了好几年，学校招收的学生就多了叫”希文”、”裕玲”的，多了叫”纬”啊”发”的。多年前，他们出身时，父母正迷《网中人》。

猪年生的宝宝名字中含子和雨字居多。

今年是金猪年，凡是中国人的社会，大小医院产房几乎都挤满婴儿，香港亦然。一项中国人的调查显示，新生男婴的名字中，”子”字出现的频率最高，新生女婴的名字中，”雨”字出现的频率最高。

北京前不久从2600名新生婴儿中随机抽取了808人，调查发现，家长给婴儿起名时，带”子”字的占了首位，这一中性字，在男婴女婴中都有使用。男婴名字中用得最多的依次是：子、宇、睿、浩、博、天、泽、昊，女婴用得最多的依次是：雨、嘉、涵、欣、琪、婷、萱、蕊。据说，与猪有冲突的字，带”刀”、带”力”字偏旁的，就很少出现在名字上，而猪喜食豆饼、米，而今年出生的婴儿中，带”草”带”米”作偏旁的字，就使用特多。

虽然萧放认为把一生好运寄托在名字上是没有依据的。不过，萧放也承认，一个好名字还是可以给人带来某些机遇的。如果好听上口，自然会给别人好的联想，这无疑有利于人的发展。确实，给人起名需要有些文化，但也不能”文化”到作为某种炫耀，仿佛要与人作对，非得让别人看不懂或者没法认。这是最起码的了。

中国大陆第一家正式注册的专业起名机构”圆顺取名”，是14前在陕西省西安成立的。如今在网上以”取名”、”起名”搜索，至少有20万个网络测名，2000年起名网站才七八个，2007年已多达500多个。在中国大陆，《关于姓名命名的规定》是2003年公布的。规定有：中国公民起名要求全部用汉字，不允许用汉字加英文或汉语拼音字母或加阿拉伯数字；市民起名不要过于另类，以免上户籍时遇到麻烦，名字过长，户籍部门计算机系统会无法录入。

有趣的是，据《东方今报》报道，郑州人王先生要标新立异而与众不同，给孩子起名”王@””@”谐音”爱他”，是计算机中常用符号，结果报户口时没被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机构接纳。另据《武汉晨报》报道，湖北计算机程序员小赵，给孩子起名”赵.com”，想显示自己是搞计算机的，又能表露个性，更有”康”的谐音，意味安康，结果也不能报上户口。对香港的有关规定尚不了解，不知这样的名字能否顺利办妥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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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江迅这篇好玩。

《中国人》第八章艺术生活之三：绘画(林语堂)

绘画殆为中国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独立的精神气韵,纯然与西洋画不同。中国画之异于西洋画,犹如中国诗之不同于西洋诗。这种差异是难于了解亦难于言宣的。绘画有某种情调与气韵,西洋画中亦可见之,但根本上两方是不同的,而且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中国画显出其材料的经济,可注意其许多空白的地位,一种调合组织的意象,用它自己的和谐来构成,而显著有某种神韵的灵活的特征,更有一种笔触上的豪迈与活泼的情态。这使观者印着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陈设在吾们面前的绘画,它是曾经作者性灵的内在行进的转化的。作者把题材削

除它的不对题,不恰当,不和谐的成分,而递予我们只是一个完善的整体,这样真实的表现生命却又这样同于生命。意匠更为显明,材料之整理更为严峻,相对点与集中点较易于案索,吾们可以坚决地觉察艺术作家一定曾经干涉过材料本身的现实而呈现给我们仅以现实所表现于他意匠中的形象而不失其基本的逼真,亦不致丧失别人的可能理解性。它是主观的,但没有西洋画家的强烈的“自我”主张,也没有西洋画之非普通人所能了解之弊。它所构成的主观的物体外观,不致有所歪曲。它并不将一切意匠绘之于画面,却剩下一部分须待观者的拟想,但也不把现实的形体改成令人迷茫的几何形体。有时对于某一直觉对象之专注意味那样浓厚,致整幅画面只画一条梅枝的梢头,就算工作圆满。可是虽经将材料的现实加以主观的处理,其效果不是作家自我的困扰的固执,却为与自然完全的融和。这样的效果何由得之?此特殊的传统法式如何生长起来?

　　这种艺术的传统法式非出于幸致,亦非出于偶尔无意的发现。它的特性,我想最好用“抒情性”一词来统括起来。而此抒情性乃来自人类精神及文化的某种典型的。吾们必须注意,中国画之精神与技巧紧密地与书法并与诗相关连。书法赋予它以技巧,原始的一曲即决定它后来的发展,而中国的诗,假之以神韵,因为诗书画在中国为关系很密切的艺术。欲期懂得中国绘画艺术的最好途径,为研究此构成特殊传统法式的各种势力。

　　简言之,此特殊传统法式吾人所称为抒情性者为二种改革的成果,这种改革现代西洋画还正在行进的过程中,而中国绘画史上在第八世纪已经出现了。这种改革便是反对作家的被奴役于所勾描的物体,反对将题材现实作照相式的重映。中国书法帮助它解决第一难题,中国的诗帮助它解决第二个难题。将此等改革及此传统法式之起源一加研究,使吾人得以明了中国绘画何由演成今日之特性。

　　中国画的第一个问题亦即为一切绘画的问题:即不论在帆布上绘油画抑在绢本上绘水墨画,第一须问作家将何以善用其线条或涂抹。此问题纯粹为技术问题即“笔触问题”。没有一个画家可以避免笔触的应用,而笔触将决定他的作品的全般风格。倘此线条机械地摹拟所绘对象物体的线条,不能获得具个性的豪放精神,吾人不久终将厌弃之。

　　这种改革是吾人今日所见于现代艺术之同样的革新,这个改革在中国系由吴道子(七○○——七六○)创导,吴道子以其善于运用毛笔而完成了这个改革。他的特色为其笔触之豪放自然,非但不掩省线条,且从而尽量发挥之(吾人在中国建筑中将见此同样原理)。顾恺之(三四六——四○七)的死的沉闷的线条,宛如用铁锥所画者,今由吴道子的活泼线条代之而兴,这种笔姿世人喻之于“莼菜条”,曲折粗细变化无穷,笔意所至,无不暗合自然之韵律。他的门人张旭实脱胎于吴氏的笔触而始创惊雷激电,雄视千古的狂草。王维(六九九——七五九)更纵其天才,益精练其笔致以从事绘画,时而改进前人模拟轮廓的方法,结果创造了南派画宗。他所远被的影响,吾人在下面即将见之。

　　第二个问题为作家的个性将怎样映入作品中而使此作品值得称为艺术,超越无意义的写真,但不牺牲物体的真性及和谐?反对单纯的物理上的正确性,亦为现代艺术倾向的骨子,此种倾向可视为逃遁物质的现实而寻求灌注作家自我意识于作品中的方法。这样的革新在中国艺术史上发生于第八世纪,当时有新作风的树立。人们感觉到不满于照相型的物质现实的重映。

　　另一同样悠久的问题为作家怎样始能将其自我的情愫或反映输入作品中而不致流为怪诞的游戏画?这个问题在中国诗中早经解决。其改革为反对无意义的正确与琐细匠人式的手艺。新作风与旧作风的对峙,有一有趣的故事,李思训(六五一——七一六)与吴道子同为盛唐名画家,玄宗时奉命图绘四川嘉陵江风景于大同殿壁上,李思训为北派大师,设色敷彩,金碧辉煌,一月而蒇事;吴道子泼水墨图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竟。玄宗因说:“李思训一月而竣,吴道子一日而成,各尽其妙。”

　　当此反对琐细手艺之革新发生的时代,产生了一位天才大作家王维,他是一位第一流山水画家,他将中国诗的精神与技巧灌注入书画中,他用诗的印象主义、抒情、气韵的崇拜,与山川万物皆为灵秀所钟的观念来作画。如是,此具有艺术真价值而享盛名的“南派画宗”的开山大师,乃为一中国诗的精神所养成的人物。

　　就年代顺序言,其发展情形可概如下述。大概中国人的艺术天才之初次自觉的注意,约当第四至第六世纪,彼时艺术批评与文学批评相当发达。王羲之以望族世家而擅长书法,有“书圣”之目。继乎六世纪之后,佛教势力颇形发达,遗传给我们以著名之大同石刻与龙门碑志,其书体发展而盛行于北魏者,至今有碑拓存留,为人所珍视,立下很高的书法艺术法则。据著者所见,魏碑实为书法艺术史中最光辉的作品。魏碑之风格至为伟大,它不独为美,而为美、力、工,一致融和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谢赫第一个表彰六法论,树立了“气韵生动”的原则。千四百年来,凡绘画的创作与批评,未尝越过他的范围。

　　其后继之以伟大的第八世纪,这一个时期为中国历史上创造最丰富的时代,在绘画,在诗,在散文上都有新的伟大的创造。其原由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前一世纪战乱时代新血胤之混入,李白和王维都出生于西北,那里种族的混和最为活跃,不过吾们对此仍缺乏更适宜的系统论据耳。无论怎样,人类性灵在这个时期变成活泼而富创造力。这个时代传给吾们以李白、杜甫及其他第一流诗家,李思训、吴道子、王维的绘画,张旭的草书,颜鲁公的正楷,韩愈的古文。王维生于六九九年,吴道子之出生,约当七○○年,李白七○一年,颜鲁公七○八年,杜甫七一二年

,韩愈七六八年,白居易七七二年,柳宗元七七三年,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又适当这个时期,出了个绝代美人杨贵妃以伴天子,而奇才李白以增辉朝廷。惜乎好景不常,这个时代终究也不获久享太平。

　　无论北派之盛如何,南派终于应运产生。而吾们对于中国绘画所感之兴趣实亦集中于南派。因其为纯粹中国所特有之作风,这一派后世称之为“士大夫画”。到了十一世纪,在宋代学者像苏东坡(一○三六——一一○一)、米芾(一○五○——一一○七)及其子米友仁(一○八五——一一六五)辈创导之下,技巧更趋简单而主观化。此派称为“文人画”。苏东坡尝作墨竹,从地起一直至顶,观众不解,问其何不逐节分。苏东坡答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类如此。苏东坡又为书家及大诗人,长于画竹,是以极爱竹。尝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的画竹喜用水墨泼成,不施彩色,而气势变化,颇类醉书狂草。他的绘画方法亦往往先酣酒畅饮,既醉且饱,当酒后耳热之际,受着酒性的刺激,用毛笔沾饱水墨,乘意兴之所至,或以作书,或以作画,或以题诗,胸无定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一次在这样意兴之下,提起笔来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它的字句英气自然,不易翻释,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那个时候,绘画无复是绘画,却是像书法那样在“写”了。吴道子的绘画,也都乘着酒兴,或当观友人舞剑之后,舞剑的旋律,足资他的模拟而灌注于他的作品中。那很明白,在这样暂时兴奋下的作品,只能迅疾地寥寥数笔挥成,过了这个时刻,酒兴的效力怕不早就烟消云散了吗?

　　在此一切酒兴的背后,还有一种很优美的画学哲理。中国精研画学的学者,他们遗留给后世篇帙浩繁的艺术批评论著,很精细的分析“形”,即所绘物体的物质的外貌;“理”即物象内含的条理或精神;“意”,即作家自身的概念。“士大夫画”为一种反对“被役而非自主的象真”的抗议。这样为物象所奴役的手艺,自古迄今可资例证者很多。宋代文人特殊着重“理”,物体内含的精神。无意义的外形之精细正确为商业美术家的工作,绘画之值得称为艺术者,其惟一目的为把握住精神,固非是常人所见之无意义的醉态而已也。

　　所可注意者,此等绘画,非为专门美术家的作品,而为文人学士消闲游戏之作。此非专业的游戏三昧的特性,使作者得抒其轻淡愉快的精神从事绘画。当十一世纪之际,有所谓“士大夫画”的勃兴,这种士大夫画称为“墨戏”。这是文人学士的一种消遣方法,出于游戏性质,与作书吟诗无异,故没有一些沉滞不活泼的神态。大概那辈文人学士在书法中已把毛笔运用熟了,洞悉笔性,乃出其充溢有余的精力,发挥之于绘画,以为精神上愉快之调剂。书法与绘画,其物质的设备是一样的,同样轴子,同样毛笔,同样水墨,这四五样便是案桌上所有一切齐全的设备。米芾为“士大夫画”派的一大家,他的作画可不用毛笔,有时用卷纸渲泼,有时用甘蔗莲梗挥抹。当兴会已至,此辈文人腕下,简直有一种魔力,无不可为之事,因为他们具有把握住基本韵律的本领,此外的一切,都为气韵的附庸。就是当代画家中也有用手指作画,有一人甚且能用舌卷动舐纸而作画者。绘画是以为文人学士陶情遣性,修养身心的娱乐,虽至今犹然。

　　这种游戏三昧的精神,既为中国画中一种特质的来源,这个特质叫做“逸”。欲将这个逸字译为英文,取其最相近的意义,只好用Fugitiveness一个字(这个字在英文中的原义为浮浪性),或许这个字能同时包括“浪漫性”和“隐逸精神”二种的意义,则它的意义就该很与逸字相近了。李白诗的特点就是这种活泼无挂虑的特性。这个逸,或是浮浪,或是幽隐的特性被视为士大夫画的灵魂,而它是从游戏精神来的。仿佛道家精神,它是人类想摆脱这个劳形役性的俗世的努力,而获得心情上的解放与自由。

　　这种愿望是容易了解的,只要吾们明白这些士大夫精神上所受道德的政治的何等样束缚。他们只有从绘画中寻求自由的恢复。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一三○一——一三七一)尤富于这种特性,他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是以在南派的水墨山水和人物画中,吾人必须认识其所受书法之影响。第一,你可以看出其敏捷有力而常含高度韵律的笔触,从一枝松干的皴法你可以看出书法中旋曲线条的同样原理。董其昌云:“画树之法,须专以转折为主,每一动笔,便想转折处,如写字之于转笔。”而王羲之论书法则云:“每作一笔,须有三顿折。”董其昌又说“士人作画,常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你又可以从怪石的多孔而波浪形的皴法看出一种所谓“飞白”的书体,这种书体系用墨沈较为干燥的毛笔写的,每一笔的中间,露出许多白痕。又可以从斜曲的一枝枯树看出虫纽形的篆文的形体。这是赵孟告诉我们的秘诀。更进一步,空白地位的艺术的处置,亦为一重要书法原理,因为适宜的空白布置为书法之第一要诀,如包慎伯所说:“章法为一大事,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令透风,常计白以当黑。”故章法适当,不在墨守左右均齐之形式,如今日于右任之书法可以见之。中国字体的左右不平衡,无关乎宏旨,而结体章法布置失当为不可饶恕之过失,犯了这个毛病,便是充分证明他的书艺之未臻成熟。

　　从一幅简单的图稿,你又可以进而辨出驾驭毛笔的律动,称为“笔意”。“意”的意义为艺术家心中的概念。作中国画实不过为写出胸中的概念,故谓之“写意”。笔墨尚未着纸之先,艺术家胸中已有一确定的概念,然后着手下笔,一路画来,不过经由某些笔致写出此概念。他不能容忍不相干的笔意参入,不欲添加一枝一叶以保存有机的调和,致牺牲胸中的主意;当他已经达出了心上的基本概念,那这幅绘图的任务业已完了,他马上搁笔而完稿。由此理由,可知画面的所以能生动,因其背后的概念是灵活的。那好像读一篇优美精警的小诗,字句已经尽毕

,可是韵味无穷,如缭绕于字里行间。中国艺术家形容这种技巧叫做“意存笔先,书尽意在”。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余韵的大师,他们歇手于“恰到好处”。中国人喜欢啜上好香茗,又欢喜嚼橄榄,这给予他们一种“回味”。这种回味在喝嚼当时倒辨味不出,直等到喝完了香茗,吃完了橄榄,再隔个数分钟,始使你感觉得。这种技巧在绘画中的效果是一种特质,叫做“空灵”,它的意义是:极度生动而伴之以意象的经济。

　　中国的诗,赋予绘画以性灵,如上面讲述诗的一节中说过,诗家往往兼为画家,画家亦往往兼为诗家。这种情形在欧美便没有像中国那样普遍。诗和画出乎同一的人类性灵,那天然其精神及本质上的技巧彼此相通。吾们知道了绘画的怎样影响诗的眼界,因为诗人的眼即是画家的眼。但是吾们也可以看出画家的精神即诗人的精神;画家显出跟诗人同样的印象,同样的暗示技巧,同样的驰想于不可解释的宇宙,同样以万物皆灵的想像与自然相融和,这些物质本为诗的特色,诗的心景就是画境活现的一瞬,而艺术家的心景可以用诗的形式发表出来的,稍事研习,也可以用画面描写出来。

　　所谓眼界,或许在欧美人听来不甚清楚,让吾们再来解释一番,即中国的绘画是假定在很高很高的山岭写作的。你倘使在很高的高度例如从飞翔于离地面六千呎的飞机上所获得的印象,他的眼界一定与处于寻常平面所获得的眼界不同。当然,测视点的地位越高,则符合于中心点的线条愈稀。它又显见地受了中国画轴之长方形的影响,这种画轴的式样,需要离轴的的前景较远的距离,以达足轴顶的天线。

　　无异于现代的欧美新派画家,中国画家之所欲描摹者非为外表之现实而为其自己印象中之现实,因是他们的画法是画印象派的画法。不过西洋印象派画家的毛病是他们似觉过于巧黠又过于逻辑。竭尽一切的机巧,中国画家不能产生艺术的幻象足以惊骇庸俗者,他们的印象主义的基本即为前面所述“意存笔先”这一个原理。是以绘画之要领非为物质的现实而为艺术家由现实所反映之概念。他们不忘他们所绘画者,乃为贡献给人类同侪而绘画,是以他们的概念,必须为别人所能领悟者。他们受了中庸之道的约束,他们的印象主义是以为人情的印象主义。中国画家做一幅画,他们的目的是在传达统一的概念,这概念决定画面上的布局,何者宜描绘,何者宜简略,以达到空灵的美质。

　　因为概念是绘画的第一要义,他必须用最大之毅力使之含孕诗意的概念。当宋代中叶,政府有画院之设立,四方之能画者,得应政府之画艺考试。从此等画试的评判标准,吾们可以看出此诗意概念何等的超越其他要素而独占重要地位。凡中式的绘画,无一非为表现最优之诗的意象者,而此最优的概念又无不赖乎暗示的方法。画题的本身就已富含诗意,因为它们大都为一句或二句诗句。不过其机巧全赖乎最能用暗示的方法表达诗意者。举一二个例子便能够明了。宋徽宗时有一次考试的画题为:

　　竹锁桥旁卖酒家

　　许多应试者,无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故酒店的店景占了全画面的中心部分。一善画者则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帘上写一酒字,画面上但见丛竹孤桥,并无酒家之痕迹,然酒家深藏于竹林之内,意已了然,于是此人被擢魁首,以其善体题中“锁”字之意。又有一次考试,则其画题系采用韦应物的诗句:

　　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的作者,早已运用着暗示的方法,传达一种静寂荒凉的气氛,显示一条孤舟无人管理,受着流水的冲荡而飘泊着;而作画者更把这意思推进一层。那幅中魁首的画,画一只鸟栖息于一条小船上,另一只鸟则下飞作正将栖止之状。这样描写几只鸟的接近船身,暗示这条船是被遗弃着,没有人在近处,它就充分的表现了静寂荒凉的意味。

　　又有一幅图画,乃在描写富贵府邸的奢华景象。一位现代画家,当他描绘现实弄得烦腻了的时候,或许也想用用暗示画法。但是他的暗示或许将描绘一架萨克斯管的错杂音波,幻觉的穿越一只香槟酒杯,这只酒杯搁在一个妇人的胸膛上,这个妇人半身隐掩于汽车里面,这辆汽车正在轻轻掠过柯奈特号海舶的烟囱等等情景。中国印象派画家画起来,背景上画一殿廓,金碧辉煌,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掷弃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黄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同。这样很详细的依现实描写出来,其屋内的奢华盛宴不见于画面,但用这些剩余的残物倾倒于垃圾堆的情景来暗示出来。画家的概念是以万能的,技巧上的诗意的美质赖以表现。率直无含蓄的描绘是羞耻的。中国艺术家所时刻留心的是:含蓄一部分,让人去辨味。

　　中国绘画是否仅以善处概念而感到满足?概念乃思维之产物而非为性灵的产物,是以纯粹的放纵意象,会碰到此路不通的一日,因为艺术最主要的作用,应该迎合吾人的情感与意识,否则将退化成机械的奇形或为逻辑的图表,机械的智力技巧的概念倘它不能引起吾人情感的共鸣,从不能产生伟大艺术。这一点吾们在任何伟大作品中都能看得出来,不论是中国或欧洲的名画。是以吾们不如说心景是万能的。画两只鸟栖息于一条船上,恰恰暗示其附近没有舟子,而没有舟子这种概念倘不能同时引起吾人感觉荒凉寂寞之共鸣便了无意义。苟欲引起观者的共

鸣,怎的不画一些湍流把那条船冲个横摆呢?当我们观着这幅画而有一种感触,觉得这条船倘不是被遗弃,它将不会被川流冲得这样横摆飘泊,而这种飘泊的景象引起吾人一种对于荒凉景色的回想,便深深打动吾们的心坎。这样,这幅画就是生动而有意义的了。一幅画倘但凭画着桥边一家酒店隐于竹林中,不生什么效用,直等到吾们被提示而引起回想,如见许多人民聚集于酒肆中,那儿迢迢永昼,光阴的过去似很觉迟钝,而人民的生活是那么安静闲逸,他们或许在闲坐谈天,消磨整整下午,谈些渔翁的风湿病,以至皇后娘娘年轻时的风流史。是以心景之共鸣作用不论在画中或在诗中是万能的。这使吾人重视气韵生动这个纲领,这是自从谢赫首先阐明六法论之后,千四百年来奉为中国绘画之最高理想,又为其他画家从而推敲讨论之中心。

　　吾人必须肯定的记取,中国绘画本不欲仅取细小部分之正确,苏东坡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为诗必以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但是除开了形似,画家还拿什么来贡献给吾们呢?绘画的目的,将是什么呢?他的答语是:艺术家须传达景物的神韵性灵而引起吾人的情感的共鸣。这是最高目的而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吾人固犹忆中国画家常喜历访名山以澄清思虑而培养精神。他攀登最高峰峦以取得精神与道德之提高,他冒凌烈风而淋清雨,以听江海之涛声。他冥坐荒原乱石堆中,或栖息竹林丛树间数日不返以摄取自然界的灵感,他既与自然界的灵感交通,乃以其所获传送与吾人,为吾人创作一幅绘画,充盈着真性与灵感,其变幻灵活,无殊自然界本身。他将如米友仁,给我们一幅山水画,层云叠嶂,烟雾迷蒙,萦绕山树间,在这一幅画面上,一切详细物景,都沉浸于此润湿的大气中。或如倪云林,给吾们一幅秋景图,带着清凉的景色,间隔着一条露白的云气,如雾如烟,树叶是那么稀疏零落,予吾们一股荒凉零冽的寒气的感觉。在这种气氛与韵律之下,一切细节都将忘却而只剩留中心的一点性灵。这便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气韵生动。于是诗与画又复相通。

　　这是中国艺术的使命,它教导我们以广泛的爱好自然之精神,因为中国画的最大成功,便是描写自然的山水画。西洋风景画之最佳者,如柯乐(Corot)的作品,给我们同样的自然气氛的感觉。

　　所惜在人物画方面,中国艺术是十分落后的,因为人体被当作自然界物体的点缀物。女性人体美的鉴赏,不可求之于中国绘画。顾恺之、仇十洲的仕女画所给予吾人的印象,不是她们的肉体的美感,而只是线条的波动的气势。照我看来,崇拜人体尤其崇拜女性人体美是西洋艺术卓绝的特色。中西艺术最显著的差异,在两方灵感之不同,这就是东方感受自然之灵感而西洋感受女性人体美之灵感。今画一个女性人体,而命一画题曰沉思,或画一个赤裸裸的浴女,以表现所谓人体美,将使中国人见之,为之惊呼却步。至今许多中国人还是不明了西洋文化需要活的标本,所谓模特儿,剥得精光而放在眼前以供观摩,每日以二小时为度,然后开始学习基本绘画。当然也有许多欧洲人欢喜把韦斯勒(Whistler)的名画《我的母亲》高挂壁上,资为范本,而不敢大胆把女性人体供作观摩。今日犹有许多英美人士在房中挂了一幅法国画,歉疚自愧地对人解释:这间房间是租赁的时候早就现成布置了的。倘有友人送了一幅凡尼斯神女像的冬至礼,真叫他不知怎样安排才好呢。他们在通常谈话中绝口不把这些东西称为艺术,而这种绘画的作者一定是“疯狂的艺术家”。话虽如此,正统的西洋画,在其本质上及灵感上是但奥尼细阿斯的(Dionysian)。西洋画家好像在裸体或近乎裸体的人像以外看不到甚么东西。如中国绘画家的象征春,将描画一只肥硕而美丽的鹧鸪,西洋画家则象征之以舞踊的少女,后面追随着神话中的牧神;又似中国画家颇感兴味于蝉翼的纹络或蟋蟀、蟾蛙、蚱蜢的肢骨。中国的文人雅士将此等绘画悬挂壁上,可以兴会无穷的朝夕欣赏之,至如西洋画家至少当以海恩纳(Henner)的Liseuse或Madeleihe为标准,否则不感满足。

　　人体的裸露,亦为今日欧洲文化传入东亚的一大势力,因为它改变了艺术灵感的源泉,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观念。倘予以更精密溯源的考究,则此等势力应称为希腊文化势力。文艺复兴挟崇拜人体之灵感以俱来,并其内心之体认,肯定生命是美丽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传统观念就有希腊文化的影响本已很切近乎人文主义,可是所怪者“人体是美丽的”这种说法竟始终付之阙如。吾们倘睁开眼睛,一审人体的美质,恐其印象不致会轻易遗忘。这种人体美的发现和女性人体美的崇拜之所为影响最大的势力之一,因为它跟人类最强烈的本能——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说爱普罗的艺术地位已为但奥尼细阿斯的艺术所夺取;宛如今日的中国画在大多数学校中不列入课程,甚至多数美术学校亦然。他们从模特儿或从古典石膏像(希腊的或罗马的)描摹着女性人体轮廓和解剖。此种对于裸体美之崇拜,实无需托辞于柏拉图的纯洁审美主义藉为口实,因为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把这人体看作无情欲的崇拜对象,也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谨慎地替自己辩护。老老实实,崇拜人体是含有肉欲的意味的,他必须如此。真实的欧洲艺术家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且复公开地说明它。同样的非难不能加诸中国艺术。可是不论吾人愿意与否,这种势力已侵入了我们的艺术界,其势不可阻遏。

http://book.sina.com.cn/nzt/his/mycountrymypeople/1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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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里讨论中国画，我觉得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我这里一本译作
《中国人》里的一点讨论正好洋为中用。

吴鑫岩：五行社会(CND)

吴鑫岩：五行社会

　　　　　　　　·吴鑫岩·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是我们少年时代扫墓时唱的歌曲，我们可以用它来纪念历史上一切“为着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所有烈士，其中也包括十八年前的民主斗士。这首歌曲的可贵之处在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是为了一个什么“主义”，“制度”或者“组织”。因此，当人民的利益受到某种“ＸＸ”的损害时，我们就要继续革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演化，也许我们所要改变的“ＸＸ”正是某些先烈所要建立和维护的，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借助于阴阳家的五行理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社会演化的规律。

１．土型社会

这种社会形态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如今人们称之为“封建社会”。在大约三千年前，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建立起了周朝。武王去世以后，其弟周公辅佐周成王把这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封建国的制度是合理的，所以才使周朝前后延续了八百年。社会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为三个方面：经济基础（生产力），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和文化信仰（三个代表）。

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且野兽经常出没，一家一户很难独立生存，所以就形成了互助组：井田制。也就是把一块地按“井”字分成九块，四周的八块私田分给八户人家来耕种，而中间的一块公田由大家一起来耕种，其收成作为税赋来上交。这大概也就是“公”字的来历：八私为公。所以，从本质上讲，“公私”就是分不开的；“国富民穷”或“国穷民富”都是不正常的状态。其实，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理的，它把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无法加税，人们“私田”里的收成是受到“物权法”保护的。当时地广人稀，所以统治者最担心的事莫过于人民迁徙到别的国家去，这一点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有所反应。

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分形”（ｆｒａｃｔａｌ）结构，或者说是“树形”结构，由树干（君王）分出大树枝（公候），大树枝再分出小树枝，最后直到社会的细胞：家庭。“分形”结构的特点是局部与整体在结构具有同一性，如果我们摘下一片树叶，其脉络结构宛然就是一棵树的缩影，只是由三维降为二维。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词：国家；也就是国中有家，家中有国。如今，世界上的大公司也都具有这种结构。即使在美国，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也是“同构”的，只是没有国防部和外交部；所以由州长竞选成为总统以后，在前期都会把外交和军事搞得一团糟。可以这么说，“分形”结构是自然界最优化的组织结构。

封建社会文化信仰的核心在于“忠孝”，俗话说：“忠臣出自孝子之门”。可是，忠孝不能两全，这里是中日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中国文化“孝”字当先，这有利于稳固社会的低层结构，但是造成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特性和频繁的改朝换代。日本文化“忠”字当头，所以集体主义观念很强，日本人团结起来就象一块金刚石一样。封建社会的结构象一棵倒垂的大树，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有自己的职责。孔夫子把它归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人们果真按孔夫子所说的去做，这的确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可同时它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在中国“孙子”是一句骂人的话，其实谁不是孙子（女）？！随着岁月的流逝，孙子变成了儿子和父亲，接着又变成了爷爷。所以，人生是前途光明的，只要大家忍辱负重地坚持下去，地位和权力就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如果人们总觉得“人生之路越走越窄”，这样的社会以及个人就会得各种各样的不治之症。可是，人总是会死的，那时的地位如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祠堂，在那里有列祖列宗的牌位。

从佛教转世的观点看，在祠堂里供奉列祖列宗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借此他们可以转世回来，重新做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孝道是很滑稽的：谁是爷爷？谁是孙子？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很多人“孝敬”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并没有错。一个人死了以后要想转回人间是极为困难的，它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内因，也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人在去世时大脑（第六识）先停止工作，所以到时候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全是靠底层的意识（第七和第八识）来控制。如果仇恨心强而且邪恶，就会进入地狱；如果贪心大，就会进入饿鬼道；如果一生浑浑噩噩而且食色欲旺盛，就会进入畜生道；如果恪守信条而且疾恶如仇，就会进入修罗道；如果情爱深重而且待人以谦和，下辈子才会转为人身；如果正直而智慧，修善积德，才有可能死后升天。在这六道之内都是有寿命的，要想永远不落入三恶道（地狱，恶鬼和畜生），那就要修出世间法。其次是外缘，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孩子与父母一定在前世有缘分。在封建社会，大家过着“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这个缘分主要靠血缘关系。一个家族一旦断了香火，那么祖先就没有缘分再回转成人，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现代化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了，人际交往已经完全打破了家族的界线。此外，大家还可以修善积德或修出世间法，求人不如求己嘛。

这种土型社会的正常运转是有一定条件的。其一，是有物质基础；那时地广人稀，只要没有天灾人祸，这一点是能够保障的。其二，是有优秀的领导人。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真是鞠躬尽瘁。如果姬家每代都出一个周公，就会象日本天皇一样沿续至今，中国历史也就简单多了。其三，是有文化信仰，大家能够安心于自己的地位和职责。周朝经过近三百年到了春秋时期就已经“礼崩乐坏”了，臣弑君和子杀父的事件经常发生。孔夫子周游列国而试图恢复周礼的努力根本就是徒劳的，因为他老人家对人性的核心缺乏理解。孔夫子是不是圣人？按照古人的定义，圣人不仅要通晓世间的学问，也要明了人道以外的各种境界。当学生问到关于生死这一头等大事时，孔子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说什么“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安知死？”如果孔子的确不知道生命的另一面，老实承认不就完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说孔子虚伪，也不符合事实。有一次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说：“我可以坐忘”（在打坐时入定）；孔子就谦虚地说：“我得向你学习”。如果孔子连“坐忘”都达不到，那就离明心见性还有相当距离。老子就认为孔子的那一套说教是等而下之的理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过，话说回来，在世间法的范围内，孔子的确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其伟大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排除了感情色彩来观察，就会发现常人的本性（第七识）是自私的；这一点尽管说起来不是那么动听，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仅仅高喊一些“大公无私”或“克己复礼”口号，就想正人心去私欲则根本行不通。因此，只有把人我和公私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才能和谐运转。从正面看，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就是把“自利”和“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反面看，现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所有动乱的核心就在于人们总是过分注重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把其他人当成“异己”。因此，仅仅在世间法的范围内寻求国泰民安和世界和平的方略，本人窃以为是缘木求鱼。

２．木型社会

到了周朝的末期，“井田制”出现了危机。其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一家一户完全可以独立经营。其二，人们的私心开始膨胀，结果没有什么人在中间那块“公田”上花精力，结果那里的庄稼总是比周围“私田”里的农作物差很多。商鞅看到了这个问题，结果就把“井田制”给废除了，他鼓励人们多开垦荒地，多打粮食也多交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了超级强国，最终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两千多年后，邓小平故技重演，也使中国初步摆脱了贫困。如今，中国就处在木型的社会中。

与其它各种类型的社会相比，木型社会最容易出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短暂的木型阶段，但是，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取得成功。首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进入木型社会的起因。众所周知，社会转型是极为困难的，只有被内忧外患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们才可能放弃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一个世纪前中国就到了这一临界点，首先是生产力水平落后，其次是清朝统治集团的没落，结果造成了世界列强的入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用“三民主义”打倒了“孔家店”，用共和制代替了封建世袭制，从而摆脱了国家垄断对民族工商业的束缚。三十年前，中国大陆又再度走到了经济凋零和思想僵化的绝境，从而使社会转型成为可能。不过，邓小平吸取了孙中山的教训，过快的转型必然会导致反弹和混乱，例如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邓小平借鉴《易经》的原理，从物质基础开始变革，而暂时保持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稳定。可是，一旦初爻变了，上面的各爻也迟早要变。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考虑组织结构和文化信仰的变革。

木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竞争，只有优胜劣汰，才能有最快的发展速度。如此丰富多采的自然界就是靠着这种法则从简单的单细胞生命进化来的。但是，竞争也会走入歧途，最终导致社会动乱和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人类的灭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竞争机制就象汽车的“油门”，不踩它汽车就开不起来。可是，汽车还必须有“车闸”，否则汽车就会失去控制。竞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正反馈机制，这是一把双刃剑。举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在电子管时代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倍数）很低，而电子管又很贵，所以那时的收音机效果很差。一位杰出的电子工程师（Ｅｄｗｉｎ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设计了一个可控正反馈放大电路，以很低的成本实现了很高的增益。所以，木型社会的关键在于有放有收；也就是扶持中小企业，同时对大公司进行严格监督。如果没有宽松的政策，很多事业就无法起步；但是，如果没有限制，任何事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都会反过来危害社会。西方社会的“反托拉斯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制约机制。

既然是竞争，总会有赢有输，结果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如何抑制豪强和扶助弱势群体就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分配制度上要适当地“损有余而补不足”，此乃天之道。但是，这个“损”和“补”的度要掌握好，否则就又变成大锅饭了。这个“度”就是调节社会的一个杠杆，它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常数，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变量。另一方面，在文化层次上也要进行改革，封建社会那种“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思想必须加以肃清，从而建立起“不以成败论英雄”和“失败为成功之母”的理念。虽然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了木型期，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还基本上停留在土型社会。人，说到底是被恐惧和贪欲所驱使的。土型社会的文化就是要限制人们的贪欲和触发人们的恐惧，结果使老百姓都安分守己，借此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之相反，木型社会的文化就是要激发人们的贪欲和减弱人们的恐惧，结果使人们意气风发和锐意创新，依此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木型社会的成长就象建造高层建筑一样需要一个“安全网”，这样人们才能鼓足勇气一往无前地开拓进取。物质上的“安全网”比较容易建立，例如破产法和失业救济金，等等。建立起精神上的“安全网”则十分困难，这往往需要对人生观进行全面改造。可是，如果过分强调“四大皆空”，人们又没有了奋斗精神。正象社会中的人们按年龄可以分成不同阶层一样，文化信仰也要相应地多元化。在木型社会中青年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与之对应的文化是“大有作为”的。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当时代或个人处在“有为”期，人们就要奋斗不息；一旦进入了“无为”期，人们也不要妄自造作。与土型社会相比，木型社会的人容易出现“中年危机”。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木型社会鼓励竞争，而不讲论资排辈。中年人这个阶层中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不断向上晋升，而大部分人在事业上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开始走下坡路。此时，失落的感觉就会经常在心里浮现。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各种新闻媒介都在不厌其烦地报导各种成功者的事迹，因此人们就会觉得十分郁闷。如果有这种心态的人占了一定比例，整个社会就会被心理和生理疾病所困扰。也许这就是目前人们回归传统文化的原因，“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过，处在木型期人生还是应该有积极的态度，只要我们把“自我意识”淡化一些，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从事很多工作，而不能以“无为”为借口而遁入空门。

即使在佛法修证过程中，也是先要靠“有为”来除妄想，然后再转入“无为”达到明心见性；接下来再用“有为”来除习气和学习差别智，最终进入“有无俱谴”的状态从而圆成佛道。如果偏执于一边，则会落入“边见”，背离了佛法。在很多寺庙里都会看到有些人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参加法事，其实对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在青少年期如果自我意识不强，人们就不会去拼搏奋斗，此时学佛是不适宜的。人该“迷”的时候就潇洒地“迷”一回，迷得不深，大概将来也醒得不透，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自六十年代以来，东方文化在西方开始传播，有一些印度和西藏的法师被请到西方国家来传法。他们在故乡过俭朴的生活时，很容易开悟，有些人也很有功力。可是到了花花绿绿纸醉金迷的西方世界，在金钱美女和盛名的诱惑下，不少人的功夫都退失了，只是靠着以前的记忆在那里说法。相比之下，从小生活在西方的法师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在红尘中修炼出来的功夫才能经受得住考验，古人云：“火中生莲终不坏”。严新大师也说过：“世丽粉华不染贵”。

木型社会是建立在土型社会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宽容和谐的文化基础，木型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但是，木型社会必须是多元的。就象我们栽花种菜一样，不仅需要良好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而且还要剪枝杀虫。从一方面来看，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从另一方面来看，生命的力量也是强大的，一旦条件有利就会过度繁衍，甚至泛滥成灾。所以，在木型社会中严明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木”需要“金”来克。

３．金型社会

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进行了土地改革，同时也在于推行法治。商鞅制定了赏罚分明的法规，一方面稳定了社会，从而避免了内耗，另一方面，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耕战”这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实际上斯大林也是采用了同一个思路，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和工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苏联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以至于成为了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金型社会的优点是稳定，其缺点是“僵化”，从而扼杀了社会发展的生机。欧洲在中世纪就是处于这一阶段，如今很多伊斯兰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还有我们的邻居：北朝鲜。

我们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中国的金型社会，那时人们既无言论自由也无行动自由，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商品分配实行“配给制”。当时很多人连温饱的需要都难以满足，却要口是心非地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普遍对金型社会十分反感，可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最优方案。首先是物质基础方面的“配给制”，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相对短缺或过度波动时，“配给制”就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其次是社会结构方面的“行动自由”，在恶性传染病泛滥或者大批恐怖分子袭击时，限制人身行动自由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最后是文化信仰方面的言论自由，如果国家遇到严峻危机时，往往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此时也只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举例来说，如果在伊拉克暂时实行金型社会，那里的乱象可以很快得到抑制。可是，如果那样做的话还不如把萨达姆请回来呢，何必要大动干戈。让美国人迷惑不解的是，民主自由的“火种”在很多伊斯兰国家怎么就烧不起来？

４．火型社会

当木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内的发展空间就变得十分有限了，此时就会向国外拓展。其实，这也是生物发展的方式，幼年时主要是自身的生长发育；到了成年时，就要横向发展，繁衍后代。早期的火型社会主要是以侵略来进行领土扩张，例如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所作所为。近代西欧的火型社会则改为通过扩张海外殖民地来掠夺财富和资源，例如英国当年遍布世界的殖民行径。到了现代，火型社会又变为以资本和技术的输出的方式来获取暴利，例如美国所推行的“全球化”运动。

火型社会扩张的初衷是为了牟利，可是，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传播。以中国为例，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只靠闭门造车，则在经济上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在思想上也会得到如此程度的解放。毋须置疑，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发达国家在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就是剥削了中国人民。但是，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其竞争优势。在一次听证会上，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国会议员们说，不要把眼睛只盯在钱上，国家的竞争力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有些议员是听懂了，可是也无计可施；因为无论是赞助他们竞选的跨国公司还是广大选民都只认钱，作为他们的代表这些议员又能怎样？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国力进一步提高以后也会进入火型社会，到时候又该选择什么道路呢？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地球上来看，最大的火就是太阳。按照现代天文学的理论来解释，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这里只是一团尘埃，在引力的作用下尘埃被吸引到太阳系的中心而形成了原始的恒星。当物质的总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时，恒星内部达到了核聚变的阈值，物质就被转化为能量，以光的形式辐射出去。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恒星的形成也有一个聚集物质的“木型期”，然后才能进入光芒四射的“火型期”。道家功也是按照这一原理来修炼的，分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几个阶段。中国目前还处在“炼精化气”的初级阶段，“向钱看”依然是社会的主流。等到“财气”充足到一定程度，就要把钱转化为智慧；等到人们的慧眼开了，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受潜意识（第八识）控制的；人们平时觉得自己有自由意志，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被潜意识操纵的木偶；等到把潜意识也修炼好了，大家就得道成佛了，那时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中国未来的使命就是引导世界人民实现心灵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类的大同。从《推背图》上来看，这一目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火型国家都没有走上正道，所以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美国如今也走上了这条路，其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很简单，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可是美国却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就象空调机一样，要把热量从冷的地方输送到热的地方去，这一过程必然是步履维艰。美国的症结在于缺乏优秀的文化，人们沉沦于物质享受而不能自拔。美国的民主体制使得政客们根本不敢指出人们的弱点，反而一味地逢迎和媚俗，使得美国在欲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释迦牟尼佛讲过一个寓言，大意是这样的：有一条蛇在山上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蛇的尾巴突然不高兴了，就对蛇头说：“凭什么我总是跟着你走？！从今往后，咱俩换个位置，你该跟我走了！”蛇头说：“你没有眼睛啊，怎么看路呢？”蛇尾巴赌气地说：“你甭管我有没有眼睛，我高兴往哪走就往哪走！”蛇头没有蛇尾巴的力气大，只好跟着蛇尾巴走，最后一起掉下悬崖摔死了。世界上的很多民主国家就象这条蛇，正在尾巴的指挥下盲目前进。

如今美国的基督教已经衰落了，耶稣的教诲被一些牧师歪曲得面目全非。有些教会卷入政治，小布什就是靠着这股势力才得以连任的；有些教会号召教徒去发财，可是耶稣明明白白地说过，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在一次布道会上Ｂｉｌｌｙ　Ｇｒａｈａｍ气得大骂这些牧师，认为他们的言行就象给人打免疫针一样，使得人们再也听不进去正法。其实，早在伊斯兰教兴起时基督教就已经走样了。先知默罕默德自称是与耶稣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他一开始对基督徒很尊重，也让穆斯林面向耶路撒冷祈祷。后来他发现大部分基督徒的信仰失去了很多精髓的东西，而搀杂了不少后人杜撰的教义。从此他就让穆斯林改为面向麦迦祈祷，而与基督教分道扬镳了。本人过去也经常去教会，而且还受过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单独辅导。可遗憾的是，这些人的讲解根本无法让人生起信心。后来学了佛教，再回过头来读圣经和可兰经，这才理解了耶稣和默罕默德的教诲。虽然本人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但是我对耶稣和默罕默德的信仰并不比那些信徒浅。这里也奉劝基督徒和穆斯林朋友读一些佛教的书，如果大家把各种名相通通抛开，世界上各种宗教的核心都是相同的。现在，世界范围内学佛的人很多，在美国也有将近六百万人，可是本人却没有看到过任何适合初学者的现代佛教概论。不过，最近有不少高学历的人士出家，等他们开悟以后希望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古德云：“依文解意，三世佛冤”。如果一个人没有开悟，最好还是不要随便写佛教的书，有些文字很容易被误解。例如，耶稣说的那句“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所有富人都进不了天国。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有一个青年人想跟耶稣修道，可是他又不肯放弃万贯家财，最后还是离开了耶稣。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富人进天国也许更容易，因为修道的四个条件是“法财侣地”。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关键是人们心里牵挂什么。如果一个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在他（她）心里钱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修道就很难。与之相反，象释迦牟尼佛和达摩祖师出家前都是王子，世间的财富女色和地位，在他们眼里如同粪土，所以他们一旦修道就很容易成就。佛说人生有二十难，其中的前两条就是“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富人虽然具备了修道的一些条件，可是真正发心的人却很少。这是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人如果被金钱给迷惑了，其果报就是恶鬼道。如果能够及时醒悟，利用财富来积福修道，倘若有缘遇到良师益友，那么未来就是十分光明的。

本人窃以为，绝大多数青少年（木型期）接触一点道家和佛法是有益的，但是不宜过深地陷入其中。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前半生的主要任务是“安身立命”，到了后半生再“修身改命”。象我们这些人修道进步很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安身立命”这一点没有做好，身在异乡漂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因此入定非常困难。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有少数福德具足的人是可以从小就开始修炼的。特别是道家功，在青少年时期很容易修，可以在短时间内通任督和开天目；一旦年纪大了就会困难重重。人们的身体就象一个房子（基督教称之为心灵的神庙），上了年纪以后墙壁开裂了，屋顶也漏雨了，所以在修道之前还得先修房子，这一步功被道家称之为“修墙补屋”。不过，年纪大的人也不必灰心，老年人的优势是对功名利禄和声色犬马看得比较淡薄，安心比较容易，因此适合修证佛法。中年人可以佛道双修，也就是身心并炼和性命双修，这是一条最佳途径，问题是明师难遇。即使真遇到了明师，如果我们自身的修养不高，师父也不会教。修气脉搞神通是很危险的事，如果心不正则会出大麻烦。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酒吧喝醉了，要是走路回家，大概不会出什么事；可是，要是开车回家，问题就大了。

５．水型社会

道家对水情有独钟，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型社会有两个极端，其一是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其二是遭到严重破坏的混乱社会。据说，在上古时期中国曾经是无为而治的社会，可是由于人心的贪欲（原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变成了奴隶制社会，从此，大同之世就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与之相比，混乱的水型社会却不断重演，治世与乱世交替出现。因此，这种水型社会在人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把乱世当作水，治世（土型社会）就可以看作冰，倘若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压缩成几分钟录像，就会看到水和冰两种状态之间在不断转换。儒家思想就象盛水的容器一样，使冰块永远保持容器的形状。尽管不停地改朝换代，其封建体制却完好无损。直到辛亥革命打倒了孔家店，才破坏了这个容器，彻底挖断了封建社会的根。在冰的状态时，社会比较稳定，其代价是文字狱大行其道，因为封建统治者不会容忍任何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异端邪说”。在水的状态时，社会十分混乱，百姓民不聊生，知识分子也是颠沛流离。可是，在冰与水之间会出现一个临界态，冰和水同时存在，在常压下就是在摄氏零度的状态。此时，既有局部治世的稳定，又有整体乱世的自由，这就是文化思想得以蓬勃发展的最佳条件。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迸发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五百年；第二次就是现在了，当年的春秋五霸变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春秋战国。

目前美国就相当于当时的齐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繁荣昌盛。中国的情况与秦国十分相似，通过变法正从一个落后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也许世界人民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想着同一件事；等中国和平崛起以后会不会象秦国那样用武力来统一世界？会不会步美国的后尘从全球牟取暴利？其实不难发现，秦靠武力统一中国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仅仅十五年就寿终正寝了。当然，中国目前还处在“木型期”，正忙于应付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挑战，在体制和文化方面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现在考虑如何整合世界也许还为时过早，不过，有一些机遇我们不应该放过。当西方国家困在民主制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中国能否实现制度创新，从而领导世界新潮流？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在中国能否出现一个融合世界各种宗教的新文化？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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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证悟与修行，功底不浅。令我仰目不已！

思想很原创，也集成。

雪阳先生怎么看？

西点军校首位台湾女军官毕业(BBC)

西点军校首位台湾女军官毕业

台湾的洪琬婷顺利完成美国西点军校课程，成为该校首位来自台湾的女性毕业生。

西点军校就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被授予少尉军衔，获颁学士学位。

台湾中央社报道，来自台湾陆军官校的洪琬婷日内将返回台湾，向陆官报到后再分发部队。

在5月26日于纽约州西点军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洪琬婷与同期的其他九百多位同学一起把军帽抛向天空，象征告别四年的辛酸。

努力拼搏

受到大批台湾媒体包围的洪琬婷表示，由一名社会组学生转念工程学系，十分吃力。

不过她凭着自己的耐力及毅力克服体能、语言等各项障碍，顺利取得学位。

洪琬婷的西点师长也认为她是一位很有智慧及努力贡献的学生，虽然是女性、个头又不高，但不输给任何一位同学，表现有时甚至超越其它美国同学。

在西点四年，洪琬婷先后拿下德国战技金质奖章、西点暑训奖章、多枚美军体能奖章之外，毕业前，更获颁美军阵亡伤兵救助专案奖。

历史渊源

从1909年后的大约30年间，清廷和中华民国曾先后派八名学生到西点就读。

西点军校今年有接近1000人毕业

但自从1949年之后，两岸就未曾再派学生到西点。直到2000年，美国再次接受台湾保送的学生。

洪琬婷是过去7年间第三位入学的台湾军校生，也是第一个女生，目前还有两位台湾男性学员在西点就读。

北京当局也曾经希望派遣学生到西点就读，进行军事教育交流，但迄今还未得到美国政府的首肯。

成立于1802年的西点军校目前共有4000多名学生，女性约占15%。

学员同时攻读学位课程以及学习军事技能，由于课程十分严苛，淘汰率高达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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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上火线？但是可以作将领，高！

中国一胎政策的挑战(BBC)

中国一胎政策的挑战

BBC记者雷洁明
发自中国河南

许多水牛村的居民靠药物手段生育多个子女
当牛健方和焦娜结婚时，他们已经知道中国奉行的一胎政策。
一个女人只能生育一次。

4年前，焦娜（音译）怀孕了，并产下一子，名叫贝贝。

数分钟后，她又产下一个女儿金金，然后另一个儿子欢欢，再一个女儿英英，最后是小女儿妮妮。

焦娜一口气生了五胞胎，打破了国家一胎政策的限制。

不过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的小农场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收入，所以没有能力同时养育5个子女，因此他们最后决定将女儿英英送给亲戚。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生养了4个孩子。但是他们却不太愿意透露他们到底如何做到的这点。

催孕药

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秘诀？”

牛健方只望着前方不作答，而焦娜则紧张地笑着，然后回答：”这很难说。”

在水牛村这村庄里，没有人愿意公开透露他们的秘诀，但是私底下，多户人家都承认服食催孕药以绕过生育一胎的限制。

一名妇女说，她的婆家为确保她能怀双胞胎，于是将催孕药加进她的饭菜中。

水牛村的双胞胎数目超过一般水平

这是一个农村，人们需要多过一个孩子帮忙耕田。

正是因为有了催孕药，你可在水牛村的街上看到多过一对双胞胎。

离焦娜家不远的路上，可看到娄远梅带着两个同样穿着橙色连衣裤的两岁儿子林凯和林达。

再过几户人家，可见到吴小芳开心地抱起两个双胞胎。

“容易买到”

离农村不远的一家妇产科医院里，我们也可找到多个妇女产下多胞胎的记录。

郭桂芬医生翻开手抄的记录，指出产下双胞胎甚至是三胞胎的妇女的名字。

她说，最近几年，他们发现双胞胎的数目增加了很多。

她认为这是因为催孕药容易被人们购得所产生的现象。

在医院对面有一家药铺。这家药铺专门向水牛村和其他附近农村人民售卖药品。

枸橼酸氯米芬胶囊只卖7.5元人民币

我走进店里，想查看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购买催孕药到底有多容易。

店员问：”一盒？”

我回答：”就一盒。”

她也没多问，就将店里仅存的，只售7.5元人民币（1美元）的枸橼酸氯米芬胶囊交了给我。

在中国的这部分地区，要得到催孕药是如此简单。

愤怒

由于担心人口增长的问题，中国在1980年开始推行一胎政策。

在城镇，这项政策被严厉执行，而一些妇女在产下第一胎之后便节育，另一些则在发现怀了第二胎后被迫堕胎。

如果夫妇强行生育第二胎，他们将面对重罚。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例如来自少数民族的家庭可生育多过一胎，而一些农村家庭如果生下的第一胎是女儿的话，也可被允许再生。

然而这一政策已引起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多人不满国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暴动

5月19日，广西博白县居民因不满计划生育而发生骚乱。

据报道，政府官员挨家挨户收取超生罚款。后来居民愤怒反击，烧毁车辆并破坏政府大楼。

许多中国人都会避免和强大的政府发生这类的冲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更多人选择服食催孕药，希望借此生育超过一个孩子。

如果你一次生下几个孩子，你将不必担心被罚，也不必担心需要与共产党对峙。

中国政府坚信一胎政策在多年后仍需要继续奉行，因为它相信这是控制国家人口的唯一有效方式。

不过有了催孕药，水牛村的村民已经找到了绕过制度的可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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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切实，也有机智。

为了

为了”人类进步”科学家可以杀人么?

黄凤祝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其间，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但人类对太空的争夺却愈演愈烈。

今年年初，美国与波兰、捷克等国达成协防计划，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卫系统，引发
慕尼黑会议上美俄之间新一轮的冷战。由此看来，40年前迪伦马特在一出《物理学
家》的戏剧中，对当时的核战略、核竞争和太空竞赛的尖锐批评，在今天仍具有其
现实意义。

剧中的主人公是住在疯人院里的物理学家。迪伦马特从怪诞的戏剧情节切入，道出
人类“理性”的悲哀。

1939年德国化学家哈恩(Otto Hahn)发现核裂变现象，为人类开发利用核能提供了基
础。哈恩的这一发现，也促使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提醒他纳粹可能制造
铀炸弹，并敦促美国政府研究原子弹，以对付德国纳粹。

不过，美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后，并没有用来对付纳粹德国，而是投向了日本。1945年
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象徵“科学战胜了邪恶”。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其他一些参与核战研制的科学家，开始怀疑自己从事的
研究工作的正当性，并反对美国继续研制氢弹。出于这个原因，1954年，美国原子
能委员会指控奥本海默不忠于国家，泄露国家机密。

对于奥本海默事件，奥地利作家容克1956年撰写了《比千万个太阳还要光亮──核
研究者的命运》一书。此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迪伦马特也撰写了一篇书评，称
容克的著作是“世界理性堕落的记录”。容克在书中指出：二战爆发时，政治家对
核武器没有任何概念，当时世界上只有爱因斯坦、海森伯格、哈恩等12位科学家掌
握有关核裂变的知识。这批物理学家本来可以避免被政客利用制造核武器，但是他
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试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核裂变的研究。

容克的著作为迪伦马特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在《物理学家》中，迪伦马特针
对当时的核战略、核竞争和太空竞争，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的世界观作出
了尖锐批评──对物理学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人类文明的持续问题，至于在一次
核战中，会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只是一个理性上的数字问题。剧中，住在疯人院的
物理学家默比乌斯宁愿自己的儿子去当哲学家或神学家，也不想他们去当物理学家，
就是对这种“理性”的不满。

人类历史上不乏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为了社会的正义、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
认为牺牲一部分人类的幸福是必要的，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

当代基因工程、医学试验和克隆人的理念，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这种思想认为，
为了所谓社会的正义，政治家可以杀人，科学家也可以杀人。

这个世界充满理性，但到处都是荒诞，到处都在吃人。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
疯子才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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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马特好样的，上回百老汇有一部哥本哈根，没有去看。

曼陀罗头一回给我介绍迪伦马特时我说他太现代，现在看来，拉卡托
斯对科学与科学家道德的关注不是不明智。

这是明报月刊四月刊中的节略版，看有时间我把略去的全敲过来。

《哥本哈根》的幽灵(方在庆)

《哥本哈根》的幽灵

方在庆

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 Frayn)根据“1941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到被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并与他的老师和朋友玻尔见面，最后不欢而散”这一史实，创作了一出只有三个人物——海森伯、尼尔斯·玻尔和妻子玛格丽特——的话剧《哥本哈根》(Copenhagen)。同年5月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第一轮就持续了15个月，成为保留剧目；继而又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它被翻译为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它获得了戏剧界的多个奖项，比如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四项托尼奖(2000)。2002年它还被拍成了电视片。有关它的研讨会举办过多次。媒体也做了大量报导。《哥本哈根》也已来到中国，本来4月底就将上演的话剧，因为SARS推迟了。

对于一个初入道时曾因剧本不佳而被观众在街上饱揍过一顿的剧作家来说，可谓感慨万千。

严格地说，剧作家所关注的这场会面是一场既没有对物理学的发展本身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也谈不上对当时政治格局起过任何作用的短暂的见面。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次见面的兴趣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看法，相关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剧中的主人公。维尔纳·海森伯，1901年出生于德国维尔茨堡，22岁就获得博士学位，26岁当上莱比锡大学的正教授。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他好胜心极强，敢于挑战困难。192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矩阵力学的论文，1927年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或称不确定性原理），1932年，年仅31岁的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被认为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物理学上还有许多重要的贡献，此处按下不表。有人认为，如果给20世纪物理学家按影响大小排名的话，他可能会排在爱因斯坦、玻尔之后，居第三位。

另一位主角尼尔斯·玻尔，1885年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1913年提出了著名的半经典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1921年在一篇长文中阐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对周期表中第72号元素的性质进行了预言(1922年该元素[铪]被发现)。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和以他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是一位重要成员）在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玻尔与海森伯的关系，在这次著名的见面之前，可谓“亦师亦友”。他们的初次相识颇有戏剧色彩。当大名鼎鼎的玻尔1922年被邀到德国哥丁根大学讲学时，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海森伯就向他提了个颇难回答的问题。玻尔在会后邀请海森伯散步，对他的天才非常欣赏。他邀请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森伯到哥本哈根去工作，并为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了资助。海森伯正是在哥本哈根感受到了国际物理学大家庭中的研究氛围。玻尔夫妇非常好客，他手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自然无拘无束，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玻尔在与他们讨论时平等相待，遂造成了一个学问的“锻炼场”。应该说，再找不到一个比哥本哈根更理想的做学问的地方了。量子力学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哥本哈根解释”当时能得到大部分物理学家的赞同，与这种研究氛围关系极大。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真诚的合作不复存在。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让德国科学家中的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和那些对之看不惯的“亚利安人”纷纷离开。1941年秋天前，大部分欧洲土地都在纳粹的控制下。德军采闪电战术，长驱直入苏联腹地，“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已有近两年没有联系的玻尔与海森伯的见面，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玻尔，对于把犹太人看成是“下等人”（Untermenschen）的德国占领者的憎恨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他的研究所，玻尔没有接受流亡他国的建议，但他秉持一个原则：不与占领者当局发生任何关系。海森伯应在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协会的邀请去发表演讲，会后他上门拜访玻尔。为了避开监视，他们在玻尔家的后院散步聊天。结果不到十分钟，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两人近20年的友谊就此一去不复返。这就是弗赖恩写《哥本哈根》一剧的背景。

海森伯与玻尔的这次见面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史学家的重视，甚至双方当事人都试图回避它。海森伯与玻尔在战后恢复了联系，1947年时他们就见过一面，但显然玻尔还没有从那次见面造成的伤害中完全恢复过来。事实上，他后来一直没有从这种阴影中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虽然与海森伯再度联系，两家人后来还一同到希腊去度假，但更多地恐怕是出于对海森伯的天才的尊重。海森伯的后半身更是受到这次破裂的会面的煎熬。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能与玻尔尽释前嫌，成了海森伯的心病，他后来之所以不断地辩解，与这种心态不无关系。

这次见面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缘于新闻记者容克就原子弹的发展史所写的那本引起争议的书：《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在这本于1957年出版的书中，容克援引了海森伯对他的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释以及德国未能在二战期间研制出原子弹的说法。玻尔在看到这本书的丹麦文译本后，非常生气，觉得海森伯完全是在混淆是非。为此玻尔写了好几封信，准备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看法，但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发出这些信。只是在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玻尔家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才将原定于2012年（即玻尔逝世50年后）才发表的这些信件提前公之于世。遗憾地是，这些信件的公布并没有引起一面倒的情形的出现。

与对玻尔的普遍肯定完全不同，拥护和反对海森伯的人，从一开始就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现在还是这样。我这样说，是没有把那些尽管佩服他的物理学成就，但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算在任何一边。否定他的人，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认为他的人格存在严重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而肯定他的人，则把他描绘为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做的种种努力，又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铁杆捍卫者阵营可以新闻记者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为代表。他著有《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 War)一书。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了原子弹，主要是因为美国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从欧洲被驱逐的科学家，急于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研制成功。而德国科学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科学家不愿意去武装希特勒。海森伯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基于“过硬的”史料之上，上述说法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属于强烈批评者阵营的代表可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保耳·劳伦斯·罗斯(Paul Lawrence Rose)。他的《海森伯与纳粹原子弹计划》(Heisenberg and the Nazi Atomic Bomb Project: A Study in German Culture)则对海森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尽管该书也是基于“史料”之上，但全书“充满了明显的情绪化的词句”和随意的“断章取义”，同样为其批评者所“不齿”。

相对来说，大卫·卡西第（David C. Cassidy）1992年出版的《不确定性：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Uncertainty：The Life and Science of Werner Heisenberg）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尽管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失公允。

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鲍尔斯的《海森伯的战争》。他欣赏鲍尔斯的研究深度，也信服他的一些论点，但并非完全同意鲍氏的看法。只是对海森伯的同情把他们连在一起。而对自己主角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所有剧作家的“通病”。

关于这次见面的论著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二手资料之上的推论。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两位当事人当时就这件事留下来的只言片语。这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对于剧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虚构历史当然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但“合理地重建或再现”历史图景却正是戏剧家的专长。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就表明，戏剧比历史更接近“真实”。“再现”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弗赖恩也不想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只想提供一种可能性，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核物理学、历史、道德和人性的脆弱结合在一起。由于他在哲学方面的训练，使他成一位冷静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喜欢滑稽剧。他想将《哥本哈根》写成比所有滑稽剧更滑稽的剧本。

他有点半开玩笑，更多地是有点自负地认为，可能只有他才能做这样事。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轻松。剧中虽然只有三个角色，但是却涉及到了物理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以及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的观点。从弗赖恩为《哥本哈根》美国版写的“跋后跋”可以看出，作者几乎掌握了迄今为止与此论题有关的所有文献，他挑战了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看法。

全剧并不长，只分两幕。两幕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些问题在两幕中反复被谈论过。剧中的对话完全是虚构的，尽管如此，剧作者还是认为它们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在三人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后，三个人的魂灵在一个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的某处相遇。谈话既机智又幽默，时而连续，时而间断；对话主要是关于物理学的，也有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但原子弹的幽灵无处不在。三人围绕着这个潜在的主题不停地运转。不确定性或不可知性是贯穿全剧的主要原则。剧作者一开始就进入主题：海森伯究竟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

玛格丽特：可是为什么？

玻尔：你还在想那件事？

玛格丽特：他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

玻尔：亲爱的，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三个人不都死了很久吗？

玛格丽特：有些问题在当事人死后还会长期存在，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

玻尔：有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玛格丽特：他为什么要来？他试图想告诉你些什么？

玻尔：他后来解释了。

玛格丽特：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每次解释之后，问题变得更加不明朗。

玻尔：很可能事情非常简单：他想来聊聊天。

玛格丽特：聊天？跟敌人聊天？在战争期间？

玻尔：玛格丽特，亲爱的，我们几乎不是敌人。

玛格丽特：那是1941年!

玻尔：海森伯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玛格丽特：海森伯是德国人，我们是丹麦人。我们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玻尔：确实，这把我们带到一个难堪的境地。

……

剧中常常视对话背景的需要，插入海森伯或玛格丽特的独白。大部分情况下是海森伯与玻尔的对话，玛格丽特在旁边冷眼观察，偶尔说几句反驳海森伯的话。或者是玛格丽特与玻尔的对话，再加上海森伯的辩解。

剧中的海森伯形象比较模糊，比实际的海森伯更幽默，更富有人情味，但这个形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海森伯的儿子约亨(Jochen)在观看了纽约的首演后对剧作家说，“你的海森伯与我的父亲一点都不相像。我从未看到我的父亲对任何事情喜怒形于色，除了音乐以外。”

事实上，爱因斯坦在与朋友谈到海森伯时所说的话，或许更适合于海森伯。爱因斯坦曾说，海森伯是一个典型的（typisch）德国人。什么是“典型的”德国人呢？我认为哈耶克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包括：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以及信任邻人的善意。这些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引秋风译文，略有改动）。我对所有的概述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教养、个人成长经历不同，个性方面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而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同特征。但是具体到个人，一些概括性的陈述又有不少道理。这或许是历史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所说的这段话尤其适合于海森伯。海森伯就曾经向玻尔坦陈过小时候参加“觅路者”（青年运动）对他的性格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纪律和秩序，以及在危机时主动担当大任的宿命；另一方面又是对国际间科学界的亲密合作的向往；注定了海森伯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哥本哈根》中，弗赖恩通过海森伯多次大段的独白或与玻尔的对话，让这种矛盾综合性也显示出合理的方面。

海森伯：现在我们都死了好久了。是的，关于我，世人只记得两件事。一个是不确定性原理。另一个是我在1941年到哥本哈根神秘地访问了玻尔。每个人都理解不确定性，或者至少他认为他理解。没人理解我的哥本哈根之行。我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向玻尔解释过，向玛格丽特解释过，向讯问者和情报官员解释过，向新闻记者解释过，向历史学家解释过。我越解释，就变得越不确定。好了，我将很高兴再做一次尝试。反正我们都死了好久了，谁也不会受到伤害，也不会背叛谁。

……

在玻尔与玛格丽特对话时，如果有海森伯不同意的地方，弗赖恩就加上海森伯的大段独白。正是这些独白，让人们觉得海森伯矛盾的有道理，这也是一些物理学史家对《哥本哈根》史料运用是否恰当进行质疑的原因。

玻尔的形象大体与实际相符。为人厚道，因惜才而处处为海森伯考虑。敏于思而讷于言，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尽管在学术争论时，可能会表现“武断”，但本质上他是一个过分谦逊的人。他的思想远远超过语言之上，或者说，很难用语言及时恰当地表达他异常活跃的思想。这或许也是他有一个不断修改自己文稿的习惯的原因。他非常敬重的“对手”，一个在量子力学的解释方面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看法的“真正的朋友”——爱因斯坦是这样描述他的：“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一个永远摸索着的人，而从来不像一个相信自己掌握了确定真理的人”。这一形象在《哥本哈根》中随处可见。

反差最大的玻尔夫人玛格丽特。剧作者完全把玛格丽特看成是一个“怨妇”。她除了喋喋不休以外，还对海森伯充满怀疑，属于“典型的”多血质。这与史实完全不符。玛格丽特在丹麦有很高的人望，能力很强，非常有教养，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他们家被称之丹麦的“第二王室”，玛格丽特是好客的“第二夫人”。

剧中的内容涉及到了在常人看来艰深无比的物理学。即使观众受过一定的科学训练，如果不是专门研习物理学史，也很难完全弄清楚剧中的各种关系，这无疑会让一大批“潜在的”观众望而生畏。如果剧中又没有丝毫冲突，很难想像人们会被之吸引。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弗赖恩极大地牺牲了玛格丽特的真实性。正是通过一个多疑的玛格丽特的不断质疑，或对丈夫的多次提醒，使得戏剧冲突成为可能。

三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表现为多层。有师生关系、父子关系、同事关系等等。事实上，用“师生”来描述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尽管玻尔比海森伯大十几岁，又成名在先，但他没有做过海森伯的严格意义上的老师。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在《哥本哈根》中，作者之所以反复重申海森伯的贡献的独创性，恐怕也不无用意。如果玻尔与海森伯不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师生关系”，那么许多原来认定为“理所当然”的看法就应该重新审视。事实上，是不是“师生关系”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那么父子关系呢？我们仿佛看到离家多年，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回到父母家中。他们之间以前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今后向何处发展，也不得而知。或许儿子（海森伯）希望得到父亲(玻尔)的恩准，或者是他的祝福？或是他的“赦免”？或是向他宣告自己的“独立”？从科学贡献和社会声望来讲，1941年的海森伯都可以与玻尔分庭抗礼了，他早已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年纪轻轻就成为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正教授，而且还正在主持威廉皇家研究所的一项的工作。

同事关系呢？除了战争造成的隔膜外，应该说，这种关系争议最少了。

从逻辑上说，两人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关系，它们的可能性也都被人设想过。对海森伯从事的“原子武器”研究的不同看法，使得这种种可能性出现更多的变数。

按照海森伯事后的某种说法，他是觉得从理论上德国完全有可能研制出“原子弹”，但技术难度太大，以德国当时的国力，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就“消极怠工”。由于德国与盟国的科学家之间已没有直接联系，他想透过玻尔，并利用玻尔在盟国科学家中间的崇高地位，来说服盟国科学家和政府，不要从事原子弹的研究。而玻尔出于过分的敏感，打断了海森伯的谈话。

有些科学史学家，比如前面提到的鲍尔斯就认同这种说法，但也遭到了一些科学史学家的反驳。退一步讲，即使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成立，它也仅仅只是事情的可能性之一。在涉及到人们是否能彻底地弄清一个人的动机这一复杂问题上，弗赖恩的结论是开放式的。到戏的结尾，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答案。他试图表明，人们要想完全弄清楚一个人做某事的动机是很困难的。

赞扬弗赖恩的人，认为他的《哥本哈根》是戏剧界近几十年少有的重要事件。总体来说，只有很少几部戏剧涉及到了科学和科学家。有趣地是，每当这样的剧作问世时，都会引起一定的轰动。比如，德国剧作家莱布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众所周知的《伽利略》，瑞士剧作家杜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的荒谬剧《物理学家》（Die Physiker）以及英国剧作家怀特摩(Hugh Whitemore, 1936-)的《解密》（Breaking the Code）等。《解密》的主角虽然是英国科学家图灵，但内容主要与他的同性恋所导致的审判有关，鲜有科学的内容；《物理学家》离真实的物理内容相去甚远。它们的影响不能与《哥本哈根》相提并论。只有在《哥本哈根》中，你会看到那么多的物理内容。难怪有人建议美国物理学会考虑吸纳弗赖恩为会员，因为正是有关《哥本哈根》的讨论，让更多的人对物理学本身感兴趣进来。

批评弗赖恩的人，则认为他的《哥本哈根》歪曲了历史，为纳粹张目；本身没有娱乐价值，太干巴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剧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并不为大多数科学史学家所认同。如果是做考据式的科学史研究，史学家们的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们或许忽视了历史与戏剧的本质区别。首先，戏剧不是历史。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历史上的哈姆雷特没有多少相符之处一样，弗赖恩的海森伯与玻尔也与实际的人物有所不同。与莎士比亚虚构的“哈姆雷特”一样，在弗赖恩基于事实“虚构”的海森伯身上，也是矛盾冲突的整体，但这些不妨碍两者在各自的剧中提出的关乎人性的普遍性问题。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是关乎人类本性的，既使他所依赖的史料与事实有一定的偏差，也不妨碍它的普遍意义。

与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只能通过父亲的显灵来发现一条唯一的线索和结论——正是他的叔父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强娶了自己的母亲——不同，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有太多的线索，而每一个线索通向的结论都不相同。前者属于“证据不足”，需用逻辑加以补充，但最终有一个唯一解。而后者是“证据太多”。这就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开放的空间，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像幽灵一样游荡着，或者正如剧中的玛格丽特所说的那样：“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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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没去看有点可惜！

阿拉伯海灘

阿拉伯海灘

卡拉奇的海岸線
是一片黑漆漆的海灘
阿拉伯海悶熱氣流
滲着原油。污沙
粘風﹐濁浪﹐人的身心
都蒙了一層瀝青

“騎一趟駱駝﹐或
五個盧比照張相也行﹖”
孩童招呼。赤足
牽高大的駱駝﹐沙印。
駝峰間高架的彩座
裝飾俗麗﹐孩童的眼中
有淡藍色的瞳孔

半是廢墟的城﹐酷暑
無精打採的人們。
遠方的海面映徹着藍天
油輪駛向遠方更遠
那裡﹐山是山一樣綠
水是水一樣的藍

海灣﹑海岸﹑海灘﹑
海獅﹑海狗﹑海馬﹑海象
海鳥與魚都綠色和平。
誰涂抹了藍色海洋
有許多律師﹐新聞記者
介入﹐恢復家園
有大量的資金投入

可這裡是舊大陸
海灘城市都源于殖民
每個人都來此暫居
不久要么漂洋過海而去
要么到天堂享永福
誰理會海灘油污﹖

200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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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Y2K在卡拉奇海岸对海滩原油渗污染的一点感慨。

本来不成诗，2003年又有一次大的渗油。结合阿拉斯加的一次渗油事
故及其善后。不得不生一些感慨，

为旧大陆，为殖民的城墟。

ZT享德尔与歌剧

享德尔与歌剧

享德尔的一生与意大利歌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这种17世纪初期产生的意大利歌剧已传遍欧洲各国，且为宫廷所喜爱。因此，
当享德尔于1710年首度造访伦敦时，意大利歌剧也开始在伦敦的中产阶级和贵族
阶层中流行。

18世纪初期，享德尔的人生经历和伦敦的歌剧息息相关。歌剧音乐的形式在17世纪
中叶时，原受到清教徒禁止。甚至于40年后仍被视为「外邦音乐」而被歧视。但由
于享德尔的影响和魅力，他才得以流传开来，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不懈，才使得伦敦
在1720年代集结了当时最优秀的作曲家、歌手及舞台设计者，而成为欧洲的歌剧重
镇。不过当时的英国政府却从不给予支持，因此慢慢地观众的兴致也逐渐消逝，任
凭享德尔如何努力，最后还是回天乏术。然而，歌剧始终是享德尔心目中的最爱，
总是在他音乐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意大利歌剧在伦敦

当享德尔于1710年底，首次由德国抵达伦敦时，意大利歌剧才刚开始在中产阶级及
大多数的贵族阶层中流行，然而这并不代表他已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赞赏，我们可由
强生博士的乐评中看出此点。他在伦敦看完首部以意大利文表演的歌剧《阿尔玛海
德》后，认为这种歌剧是不种外来且不合常理的娱乐方式。伦敦的第一座歌剧院维
持了五年之久，且许多剧场都有推出歌剧戏码。由此可见意大利歌剧似乎是因这块
土地的孕育而丰硕。先不论事实是否如此，但至少享德尔这样认为。

而享德尔时代的意大利歌剧又是怎样的形式呢？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和源自神话及
历史故事，再由意大利大师演绎而成。每部歌剧前都会有一段序曲，通常由3或4个
乐章组成，且歌剧中的动作通常是严格限制，不同于夸张的肢体语言、芭蕾舞及其
它娱乐节目表演。
演唱部份几乎没有二部或三部合声，也没有真正的合唱。即使是角色间的对白，也
是采用音乐调吟咏而出；而乐团则在适当时机加入，以烘托演出的戏剧效果。每一
出完整歌剧通常有30首歌曲，并由独唱者站在台上演唱，装饰唱腔在当时不时兴的。
当演唱会结束时，他们就下台，接着再回到台前匆匆谢幕。此时布景在观众前更换，
而音乐几乎盖过所有声音。音乐本身是一种深沉而柔美的意大利风格，以吟咏的方
式唱出。以下便介绍一首由享德尔所创作的咏叹调《绿叶青葱咏叹调》。

曲目：《绿叶青葱咏叹调》－「Largo from Xerxes」

首先，在介绍这段咏叹调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何谓「咏叹调」。所谓的「咏
叹调」其实是一种配有伴奏的独唱曲。咏叹调可以是歌剧、轻歌剧、受难曲或清唱
剧的一部份，也可以是独立的音乐的咏叹调；比较简短的曲子则称为小抒情调（Arietta）。
两种名称有时也使用在抒情的器乐曲上，史特拉汶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包含两段
抒情调。而「Largo」则是乐性的形容词，可称为「缓慢的」、「慢板的」、「行板
的」；名词则为「慢板」、「行板」。
而Ombra maifu“绿叶表葱”是享德尔的歌剧《薛西斯》（Xerxes）中著名的咏叹调。

这支曲子被改编成管弦乐曲时称为Largo，可以想见其风格之辽远壮阔。全曲只有一
句词「绿叶青葱，芳草如茵，风光绮丽幽静，人间难寻」。这是一支从头到尾都需
要以Legato方式演唱的作品，曲中不断的强弱表情转换，使气息控制成为演唱成功
的关键。气要足，横隔膜要降得深，两肋吸气饱满，「若鸟儿展翅般打开」（贝基
语）。声带肌肉要能够巧妙地控制气流的强弱，做到收放自如。

皇家烟火音乐和水上音乐

　　由两位和诺威不室国王钦命谱写的皇家烟火音乐和水上音乐，展现了享德尔创
作露天广场音乐的卓越技巧。享德尔在十八世纪初期为乔治一世编曲时已非常有名；
而为乔治二世编写皇家烟火音乐时，更树立了不列颠王国「桂冠作曲家」的地位。

　　这些作品发表前都是为传统的「室内」乐团而写，然而值得高兴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运用了典型的巴洛克手法，例如由铜管所奏的猎号副歌，或由木管、弦乐所奏
的模仿音型。另外也使用小组的独奏群与全体乐团演奏乐段，以创作目互抗衡的巴
洛克式欢愉。此外，享德尔个人对于复杂的对位和丰富和声特殊喜好，亦有助于创
造出铜管乐器的清晰度。精心的乐器配置避免了户外演奏所可能产生的模糊音响效
果。因此，这些作品代表了露天音乐作曲的巅峰，成为享德尔创作之中受欢迎的管
弦作品。以下便来欣赏享德尔水上音乐的《D大调组曲》。

曲目：D大调曲目Alla Hompipe “Water music HMU 349/350

　　享德尔的《水上音乐》首演于1717年7月17日。据说享德尔创作这乐曲原是为向
乔治一世道歉。事缘乔治一世本是德国杰奥克公爵，于1710年聘请了享德尔做他的
宫廷乐长，而享德尔一有假期就跑到英国旅行演奏。由于享德尔受到当时爱好音乐
的英国女皇赏识，并委托他谱写庆典月的乐曲，所以他一直留在英国，忘记了回德
国。公爵当然十分生气。

1715年，安娜女王不幸驾崩，杰奥克公爵是女皇的弟弟，被推选为新的英皇，号称
乔治一世，到伦敦接任英皇。享德尔听后当然心感不妙。在好友提醒下，知道乔治
一世将在泰晤士河举行盛大的游船活动，决定谱写一系列热闹的乐曲助兴，以向乔
治一世表达歉意。当日，享德尔请了五十位乐师，黄昏八时起，船游会开始，就一
路跟着英皇的船，一面演奏《水上音乐》。乔治一世十分喜欢那音乐，认为比当时
英国宫廷内任何一个作曲家的音乐还要好，于是向身边的贵族查探是谁的作品，当
知道是享德尔的主意时，立即明白是享德尔特意向他道歉，更要求乐师们将全曲演奏
三次，直到晚上十一时乔治一世靠岸吃晚饭。凌晨二时回程时，乔治一世亦要求乐师
们把《水上音乐》再奏，直到上岸。这事以后，乔治一世任命享德尔为英国宫廷作
曲家，享德尔就一直留在英国。从此英国人一直将享德尔当作本土作曲家，今日亦
然。

《水上音乐》原有二十五首小曲，后世选中其中六首，编写成今日最普遍的组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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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德尔和英国的汉诺威王朝果然有机缘。

广西骚乱暂告平息 北京介入调查(BBC)

广西骚乱暂告平息 北京介入调查

广西博白县因为民众不满当地政府粗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爆发的骚乱暂告平息。

博白县十多个乡镇先后发生骚乱后，广西当局调动上千公安和武警前往镇压，县政府也暂缓向超生户征收大额罚款。

这起骚乱引起公安部的关注，同时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也派遣一名副主任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展开调查。

博白县政法委书记李可林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骚乱已经被平息，但他拒绝透露事件中有没有人死亡。

当地人称，参与骚乱的包括被罚的超生户、因超生而被革职的公职人员、获释劳教人员和滋事者。

据报，当地公安部门已经拘捕了30余人。

香港记者报道，博白县政府外有大批便装警察驻守，防止民众上访。

骚乱最严重的沙陂镇已经恢复正常秩序，但警方仍在镇内设置关卡查问路人。

“借机敛财”

广西计生委一名官员承认，去年博白县超生情况比较严重，被广西计生委”黄牌警告”，但他坚决否认有暴力执法问题。

当地群众指责博白县计划生育官员强迫妇女接受绝育手术，甚至有传闻称一名仍是处女的青年女子也被结扎，但是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村民表示不反对计划生育，但对计生干部借机敛财欺负百姓感到不满。

据报道博白县的计划生育执法口号是”不见人，要见物；不见物，要见屋”。但是村民指责有村镇政府请无业者当计生工作队，并说这些人实际上是”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不得就推倒房屋”。

据称博白县对所有超生户都进行罚款，包括已经交过罚款的也不例外。

有传闻说，计生执法人员冻结超生户的银行存款，如果三天内交不出罚款就将存款充公，造成很多人到银行挤兑。

广西要求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以下。目前中国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六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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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不得就推倒房屋”

这是真的。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的，不只是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