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毁诗之罪？(南方周末)

朗诵，毁诗之罪？

南方周末　 　2006-02-16 15:30:38
　　
　　■编者按：
　　朗诵还是不朗诵，这是个问题。
　　对于“诗歌上电视”，诗人们也有许多看法。
　　诗人于坚在网络发文，认为声音会歪曲诗歌。本版刊发一篇与于坚意见不同的文章，以期形成争鸣。
　　
　　乙方　　
　　诗歌的非朗诵时代
　　
　　□张桃洲
　　
　　其实，中国诗歌早已进入一个非朗诵时代。自从那场颠覆性的诗学变革，将适于吟唱的律绝词调驱逐出历史的舞台，中国诗歌就开始变得“喑哑无声”了。在此，“诗歌的非朗诵”意味着，诗歌不宜、不能也无法用来朗诵。上个世纪40年代，朱自清曾经准确地指出了汉语新诗难以诵读的原因：“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除此以外，“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以及不熟练的朗读的技术，都是可能的原因”(《朗读与诗》)。
　　几乎与白话新诗的诞生同步，就有一股反驳的力量试图改变这种“喑哑无声”的局面，这股力量的细流一直绵延到今天。赵元任、陆志韦、李思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庚、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叶公超、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王力、郑敏等等，一代一代诗人和理论家汇入这股反驳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某种诗律，使汉语新诗获得音韵的美感，诸如陆志韦的“节奏不是可怕的罪恶”、闻一多的“三美”说、林庚的“半逗律”，及至当代诗人郑敏的“音调的设计”，均堪称富于建设意义的方案。同时，还有大批直接探求新诗诵读之可能性的实践者，前仆后继，代代不已。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克服语言(现代汉语)的某种先天限制，最终赋予新诗能够与古典诗词相媲美的声律和诗形。诵读正是检验这种努力成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视。因此，新诗的“喑哑无声”并不能阻止种种让它发声的尝试。当然，新诗声律的获得并不必然通向朗诵，诗歌的朗诵也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其功能也不仅仅限于音韵、声律的检验，这是毫无疑义的。
　　近来，又有一种关于诗歌朗诵的“高论”，是来自当代诗人于坚的“诗歌无声”说，他强制性地一笔勾销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朗诵是这种活动，我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某人在一秒钟之前还是个正常人，当他一开口，他忽然疯掉，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惨不忍睹。如果诗歌是自然的，那么朗诵就是做作，哗众取宠是必然的，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不能不说，于坚这番滔滔不绝貌似雄辩有力的宏论，实则是一段充满偏见和误解的喃喃自语。
　　当于坚声称，“麦克风的方向是普通话的方向”，“麦克风是一种技术，但这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歪曲诗歌”，“把朗诵强加给诗歌其实是使它单调”，“一些诗人意识到朗诵的危险，其实那是一个诗歌的断头台，诗歌一旦配上那样的声音……那诗歌就成为声音的裹尸布下面的尸体”，“诗歌如果无效的话，可以通过朗诵来拯救”，云云，他显然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丰富形态单一化了。他强加给朗诵如许标签：“标准”、“洪亮”、“普通话”。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朗诵，如同有各式各样的写作，一个人的朗诵不能替代、覆盖其他人的朗诵。我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常常会遇到某种“做作”的、表情和姿势极度夸张的朗诵，但那些败坏胃口的朗诵并不代表朗诵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取消所有的朗诵。此外，将诗歌缩减为一种“无声”是于坚自己的发明。如前所述，即使在被认为是“喑哑无声”的现代新诗那里，诗歌也并非完全是“无声”的。
　　于坚要求取消朗诵的论谈，表明他的理论思维是犬儒主义的，这些言谈延续了他一贯的独断论姿势。譬如他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中，十分武断地把中国当代诗歌从语言上区分为两种向度：普通话(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认为“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种武断的判定，把一个鲜活的历史命题抽象成一种绝对的结论，人为制造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截然对立，实际上消解了他所推崇的口语写作本身的活力。同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于坚的议论大多缺少历史事实和理论依据的支撑。
　　这种缺乏事实依据的随意论断，在他关于朗诵的“高论”中随处可见。仅以一个小的细节为例，于坚说世界各地的诗人“拒绝朗诵诗歌”，这实属一叶障目、一厢情愿的臆想。朗诵在世界各地的诗人中早已成为习惯乃至风尚。就20世纪西方诗歌界而言，很多优秀的诗人倾心于朗诵自己的作品，如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叶芝、艾略特、奥登等等；甚至有些小说家也喜欢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以检验文句的语感和节奏协调与否。
　　也许，于坚有一点说对了：“朗诵，就是假定诗歌乃是在黑暗中未完成的东西，朗诵才是它的出口”。于坚所反对的这一点，恰好是诗歌理解与接受中常见的现象。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是否果真有于坚所谓的近乎神秘的“沉默”的“诗歌本身”、“诗歌自己”？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诠释、阐发乃至“歪曲”诗歌，释放自己对于诗歌的“释义性抒情”？为什么不能给予诗歌多种声部、为诗歌“虚构”多种语调？在一定意义上，朗诵，正是一种出于对诗歌进行自我理解、赋予诗歌含义的个体行为。
　　正因为不同的朗诵显示了对于一件作品的不同诠释，正因为朗诵中包含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对这种理解的传达，才使朗诵富有较大的感染力，令人们即使在听到某些烂熟于心的诗句时，也仍感到某种内心的震颤。在新诗中，适于朗诵的不只是那些音律特征非常鲜明的作品，一些外形相当“散文化”的诗篇，也会借助于朗诵将其内在的旋律和强烈的情绪的节奏传达出来。例如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在此，打动人的正是由朗诵释放的语词间的“弦外之音”。
　　不过，朗诵还有其他重要的超越诗歌本身的文化意义，比如传播。目前此起彼伏于全国各地的诗歌朗诵会，构成了这个传媒时代的一道风景。可以看到，多数朗诵会的朗诵方式、主体与效果，与前些年相比已有较大改变，那种表面化的、千腔一律的朗诵正遭到摈弃，而代之以真正的表演性和鲜活感。不管朗诵会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何，应该说，正是朗诵使得诗歌的发生和传播更为便捷，让诗歌“融入”到喧嚣的市井生活和都市场景。诗人朱朱认为：“朗诵会也许是这样一种方式，迫使诗开口吐露一些东西，无论这样做是否自然；它最好的结果，就像花粉通过声波播撒着，到达听众，完成了一次有意无意的授精，在此后短暂或漫长的时日里，会有人感到有诗意在自己的体内孕育着。”另一位诗人西渡对此也深有体会：“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和诗歌的本质———交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也正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还有人形象地把朗诵比喻为一种替诗歌褪去“隐身衣”的行为，正是它让普通的大众一睹诗歌的芳容。
　　必须指出，虽然各地的朗诵会如火如荼，甚至像中央电视台这样重要的媒体，连续两年倾力推出了引人瞩目的“新年新诗会”，但今天仍然不是一个于坚所指责的“朗诵时代”。在这个网络、通讯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对于诗歌来说，沟通依然是致命的问题。这令人不免设想，处于光影声色的境遇之中，诗歌作为人类经验的表达形式，如何葆有自己的独特性？语言，仍旧是语言构成了诗歌的独特质地。在匆促的生活中，当一切遭到压缩、碾碎，惟有语言和语言的声音需要悠然从容。
　　的确，这是一个诗歌的非朗诵时代。因为，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倾听诗歌。但这种境况并不能遏止人们对朗诵的期待，期待另一种意义的朗诵：作为理解、交流的语言的发声。
　　
　　
　　甲方　
　　诗歌是无声的
　　
　　□于坚
　　
　　●难道作者在最深的房间里写作一生，为的就是最终来到这儿，面对着麦克风，由它把你的语言变成一个声音的出口？双腿有些发软，像是在接受审判，前面是一个巨大的洞穴，由那些叫做读者的岩石所组成的洞穴，诗人在黑暗深处写作一生，难道就是为了在这个洞穴面前，背着一袋煤炭，亮起来？握着麦克风，这玩意犹如一个勃起的阳具的头，那龟头表面有一层闪着暗淡光芒的金属网，我总是非常迷惑，我是否因此可以强奸这个世界，我说什么它都会洗耳恭听？我是谁？教授、总统、政治家或者节目主持人？我不由自主地放弃了母语，舌头发硬，我觉得那金属的龟头只能接受普通话，有人用方言对着这玩艺儿么？例如圭山煤矿的矿工。麦克风的方向是普通话的方向，毫无疑问，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正在田间干活的农民或者正在修单车的师傅，麦克风一伸过来，舌头就像接通了电源似的，挺起来，变成了普通话的。
　　●诗歌乃是沉思默想的产物，写作是无声的。
　　●朗诵是这种活动，我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某人在一秒钟之前还是个正常人，当他一开口，他忽然疯掉，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憋出某种暗示着“悠扬”“激昂”“高亢”“柔情似水”“多愁善感”“愤怒”……之类的意思的声音来。惨不忍睹。如果诗歌是自然的，那么朗诵就是做作，哗众取宠是必然的，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
　　●世界各地的诗人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拒绝朗诵诗歌。最底限度，念而已，用正常的诗人平常的声音念而已。朗诵只在中国盛行。念，就是要让声音的释意、抒情功能降到最低。我在面对西方听众朗诵之后，他们总是可以听出所谓东方诗歌的音律之美，这是我在写作时完全不会考虑的。音律之美与诗歌之恶。也许我的诗歌是恶之花，但它也被音律之美升华了。
　　●中国古代诗歌的声音是人为赋予的，四言、五言、平仄押韵、字数的固定为诗歌打造了一个音乐性的外壳，这个外壳的好处，是保护了诗歌的沉默，无论如何朗朗上口，诗歌本身都是沉默的，因为韵律的程式化外壳使朗诵无法歪曲诗歌，一千种朗诵都是一首诗，诗依然是无声的。古代诗歌巧妙地通过声音的固定化，保护了自己的无声世界。
　　●现代诗歌的声音是隐匿的，它反而是诗歌的原始形式。
　　●没有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朗诵的，没有人用朗诵的声音去写作。
　　●把朗诵强加给诗歌其实是使它单调。
　　●谁用朗诵的语调写他的诗，他就是一个集体的写作者。
　　●朗诵一词的出现，使人们误以为诗歌是有声的，但“朗”是什么？诗歌一定只有“朗”这一个音调么？“朗”是什么？1.光线充足，明亮、明朗。2.声音清晰响亮。是否还有阴郁黑暗的诗歌？例如“阴颂”、“暗颂”，任何诗歌都必须“朗诵”么？朗诵使本来无声的，在黑暗中的声音被虚构出来，清晰、响亮起来，但写在那纸上的，作者从未发出过声音的东西是什么？朗诵，就是假定诗歌乃是某种在黑暗中未完成的东西，朗诵才是它的出口。
　　●每一个作者，只要一面对麦克风，不由自主地就进入一个圈套，声嘶力竭要使自己的作品“朗”起来。由此甚至出现了“朗诵的时代”。不能进入朗诵的诗歌，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一些诗人意识到朗诵的危险，其实那是一个诗歌的断头台，诗歌一旦配上那样的声音，例如电视台播音员的声音，那诗歌就成为声音的裹尸布下面的尸体。
　　●诗歌是无声的，我的意思是诗歌，如果赋予它声音的话，可以用任何一种声音来歪曲它。例如，某些流行歌曲，把“文革”时代某些流行的标语口号的时代最强音改变成软绵绵的靡靡之音。
　　●对于诗人，最大的诱惑来自声音的诱惑，诗歌的沉默是被动的，它只是在着，如此而已。但声音是主动的，声音可以通过技术来无所不在地侵入世界。诗歌没有任何技术，但它一旦依附声音，它就可以获得技术的支持。麦克风是一种技术，但这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歪曲诗歌，当诗歌不再沉默，喧嚣起来，诗歌很快就会被用罄。
　　(于坚授权本报编辑部摘编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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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很重要，容我想想再议！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童元方)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

南方周末　 　2006-02-16 15:32:58

　　■秘密书架
　　□童元方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当然要从《李娃传》说起了。
　　白居易作《长恨歌》，几乎无人不晓。《长恨歌》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因为白居易的歌，唱了一千年了，他的歌所说的故事，也就传了一千年。结局是马嵬坡———杨贵妃死了。我们这些后人，有为贵妃之惨死而悲的，有为明皇的懦弱而恸的。总之，是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增加什么，却因而想起来就难过。那又何必知道这种故事呢？所以我虽然很爱念《长恨歌》，却不爱《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有个弟弟叫白行简，白行简在白居易这棵大树的阴影下，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你替白行简想想，作诗还赶得上哥哥吗？不要说长诗，就是作短诗也很难赶得上。
　　我们随便背一首白居易的绝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就是他的亲弟弟，有相同的DNA，也很难作得出来。白行简于是就另寻他途，作起小说来。白行简的小说，在唐代叫“传奇”，只有一篇，就是《李娃传》。《李娃传》有各种穷困潦倒的情节，有各种慷慨相助的义气，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比起《莺莺传》、《霍小玉》等薄情故事，《李娃传》看来紧张，但最后不致重压在身，使人出不来气；而看完了又感觉安慰。宋以后的小说或话本，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是大团圆，可以说皆源自白行简的《李娃传》。
　　白居易与白行简这两位兄弟，分别开辟了诗与小说的两种传统，都辉煌得令人景仰。
　　说了兄弟档，我忽然想起了父子档，那就是法国的大小仲马了。父亲大仲马做了多少部侠义小说，著作等身根本不足以形容。大仲马所著的书，如把也称为“三剑客”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叠在一起，恐怕有两个大仲马的身高了。而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只写了一本书，却比大仲马所有的作品都精粹得多，这一本就是众所周知的《茶花女》。我们谁没有读过《茶花女》呢？谁没有沉醉于阿芒与玛格丽特爱恋的经验呢？我是看多少遍，就鼻涕眼泪地哭多少遍，而哭过之后，又觉得神清气爽。自从看了《茶花女》后，才渐渐欣赏到悲剧的洗涤作用，才慢慢领略到悲剧中爱情的真谛。
　　我于是在法国的《茶花女》小说中大过其瘾之后，自然想起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来。维特的烦恼，是一开始就非走向烦恼不可，最后是以自杀来结束。据说歌德自己，真有与维特相似的经历，也真的曾想自杀，但因写了这本小说，把对女子的爱欲之情全部宣泄了出去，就又不自杀了。如果传闻不虚，这个结局就太好了。歌德实际上活得很长寿，如此，才可能完成《浮士德》的巨制。那是留给人类多伟大的遗产啊！而一本有关爱情的小著作，竟然救了他自己，改变了他的一生，诚属难得的佳话。
　　从歌德的少年维特自然想到另一位德国作家施笃姆的《茵梦湖》来。已成了老人的莱因赫回到了故乡，每一寸土地都唤醒他对旧日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逝去的童年，而沉重地说出：“在青山的那边，埋葬着我的青春。”他怎么能不凝视着月光下湖面上的那一朵睡莲，思念青梅竹马却未能结合的小爱人伊丽莎白？不但少女时代的我为之心动，就是而今每见到一片湖水，就想起“茵梦”，仍为那终究是无望的昔日爱情而低回不已。
　　从这个伊丽莎白一定会联想到另外一位丽莎来，就是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女主角。
　　屠格涅夫的五六本小说都写得很好，世界各国都选他的《父与子》作中学课本，我却独喜他的《贵族之家》。因为《贵族之家》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只是“抒情”。在《贵族之家》里，拉夫列斯基与丽莎没有结局的爱恋，固然令人忘不了；但我更忘不了的是教丽莎音乐的那位老年音乐家。他也爱丽莎，好像羞于自己的年老，而不敢向丽莎表白。小说的最后一景太动人了，简直是一首诗：他坐在丽莎家花园的椅子上，夜已到来。他孤独地望着楼上那一排窗户，窗子一个个明了，又暗了。他静静地望着，那是丽莎手执着蜡烛从楼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吗？屠格涅夫的笔实在太细腻，每本书都只有三五个人，而情感却如长江大河，表面并没有太大的波涛，但你投足于河水中时，方知水流之湍急。
　　但这些小说，与堂吉诃德一比，就都不如这位做着中古梦的骑士之爱的别出心裁了。明明是腰粗得像酒缸似的村婆，堂吉诃德却觉得是既美且艳的贵妇。他愿肝脑涂地，乃属理所当然；为她牺牲奉献，更是事所必至。
　　其实，堂吉诃德对爱情的哲学倒是爱情的根本定义。而多少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的真髓，都出不了堂吉诃德所加定义的范围。比如说《钟楼驼侠》，或译为《钟楼怪人》，这部小说大概是最令我心为之碎的爱情故事了。加西莫多怕自己丑陋的脸孔吓坏了所爱的女子，总是拿手遮着；其心是卑微到了家，其爱也就升腾到了顶。这个掩脸的手势在我的心中不知如何地成了爱情不朽的标记。
　　转了一大圈，回到我们的中国文化里，也是一差不多的手势———卖油郎以新衫的衣袖承接了烂醉如泥的花魁女所呕吐出来的什物。而这爱情终于使人在污与秽中挣脱出来，得以完成救赎。
　　总括以上所述，我自己竟不期然地笑了！这些书为什么都是19世纪以前的、也都是我中学时甚或小学时读过的？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纯而净。
　　1616年，我们这个世界有三颗文星陨落了，即：作《罗密欧与茱丽叶》的莎士比亚、作《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作《牡丹亭》的汤显祖。他们这三大文星的如椽巨笔，挥洒了不朽的爱情诗篇。但是，莎士比亚的巧安排，似乎不像真事；而汤显祖的“死又可以生，生又可以死”也不似在人间；还是以堂吉诃德的纯而净却并未发生的爱情故事作为代表罢！
　　2006年1月22日于香港
　　
　　童元方，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士、美国奥立冈大学艺术史硕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中文著作有《一样花开———哈佛十年散记》、《水流花静———科学与诗的对话》；新出版的有《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为彼此的乡愁》。译作有《爱因斯坦的梦》、《情书：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与《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译作有明代女子曹静照、马如玉以及清代女子吴规臣、梁德绳的诗，收在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一书中。图片为作者在哈佛读书时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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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父子之间的鼓励，恐怕是一般朋友都比不上的。

四月裂帛(简?o)

四月裂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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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媜

　　三月的天书都印错，竟无人知晓。
　　近郊山头染了雪迹，山腰的杜鹃与瘦樱仍然一派天真地等春。三月本来无庸置疑，只有我关心瑞雪与花季的争辩，就像关心生活的水潦能否允许生命的焚烧。但，人活得疲了，转烛于锱铢、或酒色、或一条百年老河养不养得起一只螃蟹？于是，我也放胆地让自己疲着，圆滑地在言语厮杀的会议之后，用寒鸦的音色赞美：“这世界多么有希望啊！”然后，走。
　　直到一本陌生的诗集飘至眼前，印了一年仍然初版的冷诗，（我们是诗的后裔！）诗的序写于两年以前，若洄溯行文走句，该有四年，若还原诗意至初孕的人生，或则六年、八年。于是，我做了生平第一件快事，将三家书店摆饰的集子买尽——原谅我卤莽啊！陌生的诗人，所有不被珍爱的人生都应该高傲地绝版！
　　然而，当我把所有的集子同时翻到最后一页题曰最后一首情诗时，午后的雨丝正巧从帘缝蹑足而来。三月的驼云倾倒的是二月的水谷，正如薄薄的诗舟盛载着积年的乱麻。于是，我轻轻地笑起来，文学，真是永不疲倦的流刑地啊！那些黥面的人，不必起解便自行前来招供、画押，因为，唯有此地允许罪愆者徐徐地申诉而后自行判刑，唯有此地，宁愿放纵不愿错杀。
　　原谅我把冷寂的清官朝服剪成合身的寻日布衣，把你的一品丝绣裁成放心事的暗袋，你娴熟的三行连韵与商簌体，到我手上变为缝缝补补的百衲图。安静些，三月的鬼雨，我要翻箱倒箧，再裂一条无汗则拭泪的巾帕。
　　我不断漂泊，
　　因为我害怕一颗被囚禁的心
　　终于，我来到这一带长年积雨的森林
　　你把七年来我写给你的信还我，再也没有比这更轻易的事了。
　　约在医院门口见面，并且好好地晚餐。你的衣角仍飘荡着辛涩的药味，这应是最无菌的一次约会。可惜的，惨淡夜色让你看起来苍白，仿佛生与死的演绎仍鞭笞着你瘦而长的身躯。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星期见十三名儿童死去，你常说你已学会在面对病人死亡之时，让脑子一片空白，继续做一个饱餐、更浴、睡眠的无所谓的人。在早期，你所写的那首《白鹭鸶》诗里，曾雄壮地要求天地给你这一袭白衣；白衣红里，你在数年之后《关渡手稿》这样写：
　　恐怕
　　我是你的尸体衣裳
　　非婚礼华服
　　并且悄悄地后记着：“每次当病人危急时，我们明知无用，仍勉强做些急救的工作。其目的并非要救病人，而是来安慰家属。”
　　你早已不写诗了，断腕只是为了编织更多美丽的谎言喂哺垂死病人绝望的眼神。也好让自己无时无刻沉浸于谎言的绚丽之中，悄然忘记四面楚歌的现实。你更瘦些，更高些，给我的信愈来愈短，我何尝看不出在急诊室、癌症病房的行程背后，你颤抖而不肯落墨讨论的，关于生命这一条理则。
　　终于，我们也来到了这一刻，相见不是为了圆谎为了还清面目，七年了，我们各自以不同的手法编织自己的谎，的确也毫发未损地避过现实的险滩。唯独此刻，你愿意在我面前诚实，正如我唯一不愿对你假面。那么，我们何其不幸，不能被无所谓的美梦收留，又何等幸运，历劫之后，单刀赴会。
　　穿过新公园，魅魅魑魑都在黑森林里游荡，一定有人殷勤寻找“仲夏夜之梦”，有人临池摹仿无弦钓。我们安静地各走自的，好像相约要去探两个挚友的病，一个是七年前的你，一个是七年前的我，好像他们正在加护病房苟延残喘，死而不肯眼目，等亲人去认尸。
　　“为什么走那么快？”你喊着。
　　“冷啊！而且快下雨了。”
　　灯光飘浮着，钢琴曲听来像粗心的人踢倒一桶玻璃珠。餐前酒被洁净的白手侍者端来，耶稣的最后晚餐是从哪儿开始吃的？
　　“拿来吧，你要送我的东西。”
　　你腼腆着，以迟疑的手势将一包厚重的东西交给我。
　　“可以现在拆吗？”我狡诈地问。
　　“不行，你回去再看，现在不行。”
　　“是什么？书吗？是圣经？……还是……真重哩！”我掂了又掂，七年的重量。
　　“你……回去看，唯一、唯一的要求。”
　　于是，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与你晚餐，我痛恨自己的灵敏，正如厌烦自己总能在针毡之上微笑应对。而我又不忍心拂袖，多么珍贵这一席晚宴。再给你留最后一次余地，你放心，凄风苦雨让我挡着，你慢慢说。
　　“后来，我遇到第二个女孩子，她懂得我写的、想的，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你说。
　　“我察觉在不知道的地方，有一种东西，好像遥远不可及，又像近在身边；似在身外，又似在身内，一直在吸引我。我无法形容那是什么——或许是使得风景美丽的不可知之力量；或许是从小至今，推动我不断向前追求的不能拒绝之力量；或许是每时刻我心中最深处的一种呼唤、一种喜悦、一种梦；或许是考娄芮基（Coleridge）在他的《文学传记》所述的‘自然之本质’，这本质，事先便肯定了较高意义的自然与人的灵魂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想着，想着，《关渡手稿》就在这种心境写下来。……”年轻的习医者在信上写着。
　　“她懂你像你懂自己一样深刻吗？”我问。
　　“我试着让她知道，我为什么而活。”你说。
　　“来此两个多星期，天天看病人，跟在医院无两样。空间多，看海与观星成了忘我的消遣。我很高兴能走入‘时间’里面去体会时间的分秒之悸动，圣经写说，人生若经过炼金之人的火及漂布之人的碱，必能尝到丰溢的酒杯，于是我更能体会濒死病人的呻吟，可以真实地走过病眼深水的波浪洪涛。
　　在‘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之际，虽然长夜仍然漫漫，我仍旧守候在病人的身旁，守候着风雨之中的花蕾，守候着天发亮的晨星……这是我衷心想告诉你的……”在东引海边的军营里，有一封信这么写。
　　“为了她我拒绝所有的交往，我告诉另一个女孩子，我在等人；她哭了，也嫁人了。”你颓唐起来。
　　“啊！”我说：“这个女孩子真是铜墙铁壁啊！是你不能接受她是个非基督徒，还是她不能接受你的主？”
　　“我曾由只要去爱不是去同情的初学者，变成现在差不多以make money为主的医匠。我甚至陷在希望借研究与学术发表演讲来满足内心好大喜功之欲望里而不可自拔，我甚至怕自己突因某种原因而死亡（很多医师因工作太累，开车打瞌睡而撞死）。目前，我正在钻研一种‘内生性类似毛地黄之因子’，我渴求能在两年内把它分析出来公诸于世，以满足一己暂时的快感……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渴望婚姻，但也害怕婚姻带来的角色改变，我是痛苦的空城。直到，我碰到了一位‘女作家’，我非常喜欢和她做朋友，但我的直觉和教会及所有的人认为我不能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我相信我有能力做她的好朋友，但我不知道能否做她的好丈夫？我不能接受夫妻因信仰所发生的任何冲突，我又很希望这位女作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当然希望结婚的对象也是基督徒……我可能选择独身，我是矛盾的人。”第四十二封信写着。
　　“的确，”我啜饮着烫舌的咖啡：“天上的父必然要选择他地上的媳，如同平凡的妇人也想选择她天上的父。”
　　“我不懂她心中真正的想法，她真是铜墙铁壁！”你说。
　　“她或许了解你的坚持，你却不一定进得去她固执的内野。你们都航行于真理的海，沿着不同的鲸路。你只希望她到你的船上，你知道她的舟是怎么空手造成的？她爱她的扁舟甚于爱你，犹如你爱你的船甚于爱她。如果你为她而舍船，在她的眼中你不再尊贵，如果她为你而弃舟，她将以一生的悔恨磨折自己。的确，隐隐有一种存在远远超过爱情所能掩盖的现实，如果不是基于对永恒生命衷心寻觅而结缡的爱，它不比一介微尘骄傲。你们曾经欢心惊叹，发现彼此航行于同一座海洋；现在，却相互争辩，只为了不在同一条船上。假设，她愿意将你的缆绳结在她的舟身，不要求你弃船，那么你能否接受她的绳，不要求她覆舟？如果比身并航也不为你的宗教所允许，你只有失去她，永远的失去她。”
　　“我是一个失败的证道者！”你喟然着。
　　“不！”我说：“如果你不曾成功地摊开你的内心，她早就成为你痛苦的妻。当你朗诵诗篇二十三给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要相信，她才答应自己去寻找另一处无人到过的迦南美地。
　　如果她在你心中仍然美丽，就是因为这一身永不妥协的探索与敢于迎战的清白足以美丽。她一生不曾侍奉任何的主，而她赞美你，等同赞美了上帝。你信仰了主，你当终生仰望，你既然住着耶和华的殿，享有他赐予的粮，你何苦再寻一座婚姻的空壳？我只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将他的茅屋改成宫殿，未曾闻过在宫殿里另筑茅屋。你成全了她走自己的义路，这是你赐她最大的福音。她住在她那寒伧的磨坊，无一日不在负轭、磨粮，你要体会，不是为了她自己，为了不可指认、不能执著的万有——让虚空遍满琉璃珍珠，让十五之后日日是好日，让一介生命甘心以粉身碎骨的万有；如同你活着为了光耀上帝。你要眼睁睁看她怎么粉碎，正如她眼睁睁看你七年。”
　　最后一封信这样落笔：“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个尊贵的灵魂，为我所景仰。认识你愈久，愈觉得你是我人生行路中一处清喜的水泽。
　　“为了你，我吃过不少苦，这些都不提。我太清楚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困难，遂不敢有所等待，几次想忘于世，总在山穷水尽处又悄然相见，算来即是一种不舍。
　　“我知道，我是无法成为你的伴侣，与你同行。在我们眼所能见耳所能听的这个世界，上帝不会将我的手置于你的手中。这些，我都已经答应过了。
　　“这么多年，我很幸运成为你最大的分享者，每一次见面，你从不吝惜把你内心丰溢的生息倾注于我的杯。像约书亚等人从以实各谷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你让我不致变成一个盲从的所知障者，你激励我追求无上自由的意志，如果有一天我终能找到我的迦南之野，我得感谢你给我翅膀。
　　“请相信，我尊敬你的选择，你也要心领神会，我的固执不是因为对你任何一桩现实的责难，而是对自己个我生命忠贞不二的守信。你甚美丽，你一向甚我美丽。
　　“你也写过诗的，你一定了解创作的磨坊一路孤绝与贫瘠，没有一日，我卑微的灵不在这里工作、学习。若我有任何贪恋安逸，则将被遗弃。走惯贫沙，啃过粗粮，吞咽之时竟也有蜜汁之感，或许，这是我的迦南地。
　　“不幻想未来了。你若遇着可喜的妹妹，我当祈福祝祷。
　　你真是一个令人欢喜的人，你的杯不应该为我而空。
　　“就这样告别好了，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
　　且让我们以一夜的苦茗
　　诉说半生的沧桑
　　我们都是执著而无悔的一群，
　　以飘零作归宿
　　在你年轻而微弱的生命时辰里，我记载这一卷诘屈聱牙的经文，希望有朝一日，你为我讲解。
　　如果笔端的回忆能够一丝丝一缕缕再绕个手，我都已经计算好了，当我们学着年轻的比丘尼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时，我要把钵中最大最美的食物供养你，再不准你像以前软硬兼施趁人不备地把一片冰心掷入我的壶。
　　我们真的因为寻常饮水而认识。
　　那应该是个薄夏的午后，我仍记得短短的袖口沾了些风的纤维。在课与课交接的空口，去文学院天井边的茶水房倒杯麦茶，倚在砖砌的拱门觑风景。一行樱瘦，绿扑扑的，倒使我怀念冬樱冻唇的美，虽然那美带着凄清，而我宁愿选择绝世的凄艳，更甚于平铺直叙的雍容。门墙边，老树浓荫，曳着天风；草色釉青，三三两两的粉蝶梭游。我轻轻叹了气，感觉有一个不知名的世界在我眼前幻生幻化，时而是一段佚诗，时而变成幽幽的浮烟，时而是一声惋惜——来自于一个人一生中最精致的神思……这些交错纷叠的灵羽最后被凌空而来的一声鸟啼啄破，然后，另一个声音这么问：
　　“你，就是简媜吗？”
　　我紧张起来，你知道的，我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并且抗拒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那一天我一定很无措吧！迟顿了很久才说：“是。”又以极笨拙的对话问：“那，你是什么人？”
　　知道你也学中文的，又写诗，好像在遍野的三瓣酢浆中找四瓣的幸运草：“唷，还有一棵躲在这！”我愉快起来就会吃人：“原来是学弟，快叫学姊！”你面有难色，才吐露从理学院辗转到文学殿堂的行程，倒长我二岁有余。我看你温文又亲和，分明是邻家兄弟，存心欺负你到底：“我是论辈不论岁的！”你露齿而笑，大大地包容了我这目中无人的草莽性情。
　　那一午后我归来，莫名地，有一种被生命紧紧拥住的半疼半喜，我想，那道拱门一定藏有一座世界的回忆。
　　毕竟，我只善于口头称霸，在往后与你书信嬗递，才发觉你瘦弱的身躯底下，凝炼了多少雄奇悲壮的天质，而你深深懂得韬光养晦，只肯凿一小小的孔，让琢磨过的生命以童子的姿势嬉嬉然到我眼前来。我们不谈身世只论性命，更多时候在校园道上相遇，也只是一语一笑作别，但我坚信：“这人是个大寂寞过的人！”
　　那时候，你的面目早已因潜伏的病灶难靖，稍稍地倾斜着，反正已经割过了而且是个慢性子的瘤，就不必管吧，只在你心力用瘁的时候，才憔悴起来，我叫你当心，你复来的信不痛不痒地说：“今早文心课见你挽抱书本飘然而去，霎时间萌生一种远飏的感觉，没来得及跟你说。有回上声韵，下了课，正见你倦极而伏案，其时感觉也是一惊。记得有次夜深，与你不期然遇，你说从总图出来，回宿舍去。夜色下的你步履决定，却透着层弱倦后的苍白。一直没能多问候你，反而是你看出我的憔悴。”你始终不愿意称我“简媜”，说这二字太坚奇铿锵，带了点刀兵，你宁愿正正经经地写下“敏媜”，说有了这“敏”字，行云流水起来，不遭忌的。我深深动容，你一片片莲灿，都为我惜生，而我能为你做什么？性格里横槊赋诗的草莽气质，总让我对最亲近的人杀伐征讨。难得有一回清清淡淡的小聚，临别时，我不经心窜出那头兽、那忘情负义恩将仇报的猛禽：“保重哟，下一次见面或许九天，或九年。”你清和的面容浮掠一丝秋瑟，宽怀地笑纳这些语锋契机，你报平安的信通常这么作结：“写信、说话，欢喜日复一日。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小谈。我担心一语成谶。”
　　尔后，我离了学院，日复日载饥载渴，过的是牛饮而后快的星夜。偶有不死的诗心，才写些哀哀怨怨的信给亲近的人，你总是快快地回：“外出三天，深夜踏雨归来，檐前出现一小叠信。中有你亲切的字迹，你的信柬自然令我喜欢。……
　　我的病情，好好坏坏，终须挨上一刀才见分晓。近两个月来的抱病自守，旦夕之间，情知对于生命底千般流转，尽须付与无尽的忍爱。我想，他朝小痊，如你之奔驰，亦须这样。一步一履，无非修行。至此，我依然深心乐观，来日或聚，愿其时你的事业大势底定，我亦澡雪精神。”
　　我们深心乐观着未来，几次击掌切磋，暗暗以创格自许，不屑袭调。负气使才如我，滔滔洒墨，似欲与千夫万夫一拚。
　　你见我清瘦异常，只吩咐我不可太夜太累，我委屈了，说：
　　“就活这么一次，我要飞扬跋扈！”你语重心长地说：“早慧，难享天年的，古来如此。”
　　你珍贵我这顽桀的生命，大大地甚于你自己的。那一回生日，你特地去寻玉送我，一龙一凤绕着净瓶（啊！会是观音的净瓶吗？），你说鬻玉的老者称这块玉的肌理具荷质，返家的途中经过南海路，你去植物园的荷花池，轻轻地轻轻地将这玉沁了又沁……你说：“生命恒有繁华落尽的感觉，只不过，不染淤泥！”
　　病魔却与你弄斧耍戗，你的眼开始不自觉地泪，夜半常因拭泪而难以入眠，你谦称这是宿业使然。在你卜居的深山穷野，你宛若处子与生灭大化促膝而谈，抱病独居的信，不改涓涓细流的字迹：“有天半夜不能安睡，出至阳台。山间天象澄明，月光大片大片洒落一地。忽然间，我看见自己月下的影子，细细瘦瘦，怯怯地，触目竟十分眼熟，但那分明不是日光中的‘我’。我呆呆地忖忖想想，啊，是了——是童话时候的‘我’！我好感动地望着那片身影，然后牵他入梦。偶得一悟，心情愿如庄周，处于病与不病之间。”
　　你第二度开刀，除去右颜面突变的肉瘤，我将一串琥珀念珠赠你，那是寺里一名师父突然脱下赠我的，我欢喜生命中“突然”的意象。你认真地戴在手腕，虚弱地在病榻上闭目。我又天真起来了，仿佛一名间谍，在你短兵相接的战场之前，先给你解药，你此后可以大胆地无惧地去迎喂毒的流箭。病后，你说：“我渐渐愿意把所有的悲沉、蒙昧、大痛、无明都化约到一种素朴的乐观上，我认为它是生命某种终极的境界。你知我知。”
　　最珍贵而美丽的，应该是你赴港念比较文学之前的半年。
　　你诗写得少了，专志狼吞文学批评的典籍，你戏谑这是一桩“反美”的工程，但要我千万注意，你并非不爱美。我说：
　　“管你家的什么美不美，天天念原文书，把一个人念得豆芽菜似的，这种美简直王八蛋！”你每星期总要回长庚医院追踪病情，我们相约在中午，趁我歇班的时刻，你教我念书。常常在市嚣流矢的小咖啡店里，你取出一叠白纸、一支钢笔，在喝了一口微冷的红茶之后，开始以沙哑沉浊的声音，为我唤来“福寇”（Michel Foucault），我静静地抱膝听着，进入神思所能触摸的最壮阔与最阴柔的空间，你的话幽浮起来：
　　“……如今，书写已和献祭发生关联，甚至和生命的献祭发生关联……”我幡然有悟：“等等，我下一本书的架构出来了，你要不要听！”知识的考掘通常转化为创作的考掘，我是锈刀，拿你当磨刀石。你不也说了吗，我的生命太千军万马，终究不会听你这座“紫微”。实而言之，你是一则遥远的和平，为了你，我必须不断地战争。
　　有一回，茶冷言尽，你取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让我瞧：
　　一名十岁男童倚在漫画书店的租台边，白白净净的怯生生的，眼睛里有一股神秘的招引与微燃的悲喜，静静地与世界相看。
　　我惊叹起来：“多美啊！是你吗？”你欢喜地说：“是！”
　　那一回，你送我回报社上班，沿着木棉击掌、械实落墨的砖道，你微微地喟叹：“天！给我时间！”
　　香港一年，你终因病发大量出血而辍学，从中正机场直奔林口长庚，医师已开了病危通知书。你却幽幽转醒，看着病床边来来往往的友好、同窗，或者，你还在等，当养育的父母双亡，亲生的父母待寻。你那时已不能进食，肉瘤塞住口舌，话也不能说了。你见我来，兀自挣身下床，从杂乱的行李中掏出一块精致的香皂，多少年前，我说过一日三浴更甚于心头欢喜，你在纸上写着：“多洗澡！”那一刹——那百千万亿年只可能有一回的一刹，我想狠狠地置你于死。
　　半年来，我抗拒着再去看你，想回向给你七七四十九遍的经诵终于不能尽读，我压抑每一丝丝一缕缕一角角关于你的挂念。只有两回梦见，一次你以赤子的形象从半空掠过，我仰首不复寻踪；一次你款款而来，白白净净的面目，我大喜，问：“你好了？”你笑而不答，许久许久才说：“还没开始生病啦！”梦醒后，深深地痛恨自己，现世里的大欢大美被解构得还不够吗？连在可以作主的梦土，也要懦怯地缴械。我终究是个懦夫，不配英雄谈吐。
　　那么，敬爱的兄弟，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一日午后，所有已死的神鬼都应该安静敷座，听我娓娓诉说。
　　那一日，我借了轮椅，推你到医院大楼外的湖边，秋阳绵绵密密地散装，轮转空空，偶尔绞尽砖岸的莽草。我感觉到你的瘦骨宛若长河落日，我的浮思如大漠孤烟。当我们面湖静坐，即将忘却此生安在，突然，遥远的湖岸跃出一行白鹭，抟扶摇直上掠湖而去，不复可寻。湖水仍在，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没有什么风，天边有云朵堆聚着。
　　你在纸上问我：“几只？”
　　我答：“十二只。”你平安地颔首。
　　也许，不再有什么诘屈聱牙的经卷难得了你我。当你恒常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我试图以小说的悬崖瓦解宿命的悬崖；当我无法安慰你，或你不再关怀我，请千万记住，在我们菲薄的流年，曾有十二只白鹭鸶飞过秋天的湖泊。
　　犹似存在主义，
　　或是老庄，
　　或是一杯下午茶，
　　或两本借来的书。
　　百般凌虐你，你都不生气，或，只生一小会儿气。好似在你那里存了一笔巨款，我尽情挥霍，总也不光。有时失了分寸，你肃起一张沧桑后的脸，像一个蹇途者思索不可测的驿站，我就知道该道歉了，摸摸你深锁的额头说：“什法子，谁叫你欠我。不生气，生气还得付我利息。”
　　常常在早餐约会，或入了夜的市集。热咖啡、双面煎荷包蛋、烘酥了土司，及三分早报。你总替我放糖、一圈白奶，还打了个不切实际的哈欠。我喜欢晨光、翻报、热咖啡的烟更甚于盘中物，你半哄半骗，说瘦了就丑，我说：“喂，就吃！”
　　你果真叉起蛋片进贡而来，我从不吝惜给予最直接的礼赞：
　　“今天表现不错，记小功一支。”
　　早晨恒常令我欢心，仿佛摄取日出的力量，从睡眼沉静射入惊蛰的流动，有了奔驰的野性及征服的欲望。早晨对你却是苛责的，你雾着一张脸，听我意兴风发地擘画每一桩工作，帮你整理当日的行程及争辩的重点，战役的成果未必留给我们，但我们联手打过漂亮的仗。
　　入夜的城市更显得蠢蠢欲动，入夜的我通常是一只安静的软体动物，容易认错、善于仆役，不扎别人的自尊。你活跃于墨色的时空，以锐利的精神带着我游走于市集。一碗卤肉饭、石斑鱼汤、水煮虾也是令人难忘的饮食起居。我擅于剥虾、剔无刺的鱼肉，伺候你。你尽管放心地细数我的不对，定谳白日的蛮悍，我一向从善如流，乖乖地向你忏悔。
　　当市集悄悄撤退，夜也恹了，我打起一枚长长的呵欠，你说：“走吧！回家。”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归途。这城市无疑是我们巨构的室家，要各自走过冗长的通道，你回你的卧室，我有我的睡榻。
　　那么，的确必须用更宽容的律法才能丈量你我的轨道。你不曾因为我而放弃熟悉的生命潮汐——不管是过往的情涛、现实的波澜，或即将逼近的浪潮；我也不必为你而修改既定的秩序——我有我不能割舍的人际、工作的程序，及关于未来的编排。当我们相约，其实是趁机将自己从曲曲折折的轨道释放出来，以大而无当的姿势携手、寻路。你四十过二的音色里仍留有不肯成熟的童话（要不，你怎么老是叉橡皮筋偷袭我！）；我二十又七的华容仍忘怀不去初为儿女的恣意（挺喜欢捧你的大手，一支一支地啃你的指头！）；你时而化童时而老迈，我时而为人时而原兽，我们生动地演出内心被禁锢的角色，以城市为舞台，行人当盲目的观众。那些令人疲惫的典章制度不容推翻总可以暂忘，你虽然抱怨半生颠踬无以转圈，我却不曾怂恿你或然言弃——那些包袱早已变成心头肉，在我们分手后仍然继续由你背负的。如是，我期望每一次相聚，透过理智的剖析与情感之疏浚，更助益你昂然驼行。我深知，情会淡爱会薄，但作为一个坦荡的人，通过情枷爱锁的鞭笞之后，所成全的道义，将是生命里最昂贵的碧血。因而，你可以原始地袒露，常常促膝一夜，谈你孑然成长的大江南北、谈梦幻与现实互灭、谈你云烟过眼的诸多女人、谈你远去的妻与儿女……常常，我看到那一颗三十多年未落的噙泪。
　　同等地，我得以在你身上复习久违的伦常，属于父执与兄长的渴望。过于阴柔的家境，促使我必须不断训练自己雄壮、摹仿男系社会的权威；而我生命的基调，却是要命的抒情传统，三秋桂子十里芰荷的那种，遂拿你砌湖，我得以歌尽舞影，临水照镜（啊！我终究必须恋父情结）。实则如此，每一桩生命的垦拓，须要吮取各式情爱的果实，凡是亏空的滋味，人恒以内在的潜力去做异次元的再造。你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我修改，按着我心中的形象发音；正如我愿意为你而俯身，将自己捏成宽口的罍，以盛住你酒后崩塌的块垒——
　　任何一桩情缘，如果不能激励出另一种角色与规则，以弥补梦土与现实之间的断崖，终究不易被我珍爱。
　　于是，我们很理智地辩论着婚姻。
　　你说，不曾歇息的情涛，总难免落得一身萧索，过往的女人不是不爱，却发现愈爱得深愈陷泥淖；我说，这是剥夺，爱情之中藏有看不见的手。你说，如果我们结婚如何？我问，你视我为何？难道纷落的情锁不曾令你却步？你说，我在你心中不等同于女人，属于一种透明的中性——像白昼与黑夜，时而如男人清楚，时而如女性张皇，你能充分享受诉说，从最崔嵬的男峰吐露至最婉柔的女泽（你有时细心得像一名婢女），我欢愉你所陈述的，那表示，一个人对他（她）内在生命做多元创造的无限可能。而我开始叙述，关于多年来我们另辟蹊径，如今俨然一条轨道的情爱（请注意，放弃世俗轨道的通常要花更多心血为自己领航，且不再有回头的可能）。
　　我们成就一种无名的名分，住在无法建筑的居室，我不要求你成为我的眷属如同我厌烦成为任何人的局部，你不必放弃什么即能获得我的灌注，我亦有难言的顽固却能被你呵护，我们积极相聚也品尝不得不的舍离，遂把所能拥有的辰光化成分分秒秒的惊叹。如果爱情是最美的学习，我愿意作证，那是因为我们学到了布施胜于占取，自由胜于收藏，超越胜于厮守，生命道义胜于世俗的华居。想必你了解，婚姻只是情爱之海的一叶方舟，如果我们愿意乘桴浮于海，何必贪恋短暂的晴朗——要纵浪就纵浪到底吧！我已拍案下注，你敢不敢坐庄？
　　我们还要一座壳吗？让壳内众所皆知的游戏规则逐渐吞噬我们的章法。以我不靖的个性，难以避免对你层层剥夺；以你根深柢固的男系角色，终究会逐步对我干涉。原宥我深沉的悲观，婚姻也有雄壮的大义，但不适合于我——我喜于实验，易于推翻，遂有不断地、不断地裂帛。
　　我情愿把这城市当成无人的旷野，那一夜，我爬上大厦广场的花台，你一把攫住，将我驼在肩上，哼着歌儿，凛凛然走过两条街；被击溃之后如果有内伤，那内伤也带着目中无人的酣畅。有一日，深夜作别，我内心击打着滔滔逝水的悲切，不忍责忍你什么，只想一个人把漫漫长夜走完，你说起风了，脱下外衣披我，押我上车，在站牌旁频频向我挥手，然后孤独地走向你候车的街口。那一刹，我又剑拔弩张，想狠狠刺大化的心脏，遂在下一站下车，拚命地跑，越过城市将灭的灯色，汗水淋漓地回到你的背后，你多么单薄，掏烟、点火，长长地向夜空喷雾，像一名手无寸铁的人！我倏地蒙住你的眼睛，重重地咬你的耳朵：“不许动！”你回头，看我，错愕的神情转化成放纵的狂笑，我胜利了我说。
　　在借来的时空，我们散坐于城市中最凌乱的蓬壁，抽莫名其妙的烟，喝冷言热语的酒，我将烟灰弹入你的鞋里，问：
　　“欸，你也不说清楚，嫁给你有什么好处？”
　　你脱鞋，将灰烬敲出，说：“一日三顿饭吃，两件花衣裳嘛，一把零用钱让你使。”
　　我又把烟灰弹进去：“那我吃饱了做什么？”
　　你捏着我的颈子：“这样么，你写书我读——再弹一次看看！”
　　我又把烟灰弹进去。
　　我随手抽了把单刀
　　走了趟雪花掩月
　　无声的月夜
　　只有鸽子簌簌地飞起
　　你怎么来了？
　　明明将你锁在梦土上，经书日月、粉黛春秋，还允许你闲来写诗，你却飞越关岭，趁着行岁未晚，到我面前说：“半生飘泊，每一次都雨打归舟。”
　　我只能说：“也好，坐坐！”
　　关于你生命中的山盟与水逝，我都听说。在茶余饭后，你的身世竟令我思谋，什么样的人，才能与秋水换色，什么样的情，才能百炼钢化成绕指柔。我似乎看到年幼时的你，已然为自己想象海市蜃楼，你愿意成为执戟侍卫，为亘古仅存的一枚日，奉献你绚霞一般的初心。
　　那么，请不要再怪罪生命之中总有不断的流星，就算大化借你朱砂御笔，你终究不会辜负悲沉的宿命，击倒的人宁愿刎颈，不屑偷生。这次见你，虽然你的眉目仍未能廓然朗清，倒也在一苇航之后，款款立命。你要日复日吐餔，不吐餔焉能归心。
　　把我当成你回不去的原乡，把我的挂念悬成九月九的茱萸，还有今年春末大风大雨，这些都是你的，总有一日，我会打理包袱前去寻你。但你要答应，先将梦泽填为壑，再伐桂为柱，滚石奠基，并且不许回头望我，这样，我才能听到来世的第一声鸡啼。
　　你走的时候，留下一把钥匙，说万一你月迷津渡，我可以去开你书中的小屋。我把指环赠你，尽管流离散落，恒有一轮守护你的红日，等候于深夜的山头。
　　你说：“还要去庙里烧香，像凡夫凡妇。”
　　那日，我独自去碧山岩，为你拈香，却什么话都没说。
　　这就是了，所有季节的流转永不能终止。三世一心的兴观群怨正在排练，我却有点冷，也许应该去寻松针，有朝一日，或许要为自己修改征服。
　　四月的天空如果不肯裂帛，五月的袷衣如何起头？
　　　　
（选自楼肇明编《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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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貼一些臺灣散文﹐不知合不合這節﹗

方励之: “纸老虎”研究五十年(CND)

“纸老虎”研究五十年

·方励之·

［今天是方励之教授70岁大寿－编者］

今年（2006）是北大物理系1952-1956届学生毕业五十年。我是其中之一。诸同窗好事者将于2006年四月聚首北京，忆半世纪岁月之沧桑。另外，北京天文台诸友，也于今日聚首叙旧。我均不能恭逢其盛，谨写下几段有关“纸老虎”研究的经历以谢之。也供其它友好一笑。

算盘年代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TIME(Asia)杂志 在那年九月出了一个专集，有五十篇文章，介绍大陆五十年中的五十个方面。其中有关中国进入核俱乐部的一篇，题为“The Big Bang”，是约我写的。其实，我对中国核历史内情所知甚少。他们约我写，只因为我是介入核项目的早期研究人员之一。所以，我也只能为TIME极简单地描写一下1955-57两年间的核经历。有关的几段原文如下：

“五十年代初，（在中国）核弹，即俗称原子弹，经常被批判为“纸老虎”。然而，就在那时候中国当局已经决定制造自己的“纸老虎”….1955年一百个物理系大学生被调集到北京大学的一个秘密单位——我也在其中。当局告诉我们，任务是学核物理，准备发展中国的核项目。当时，中国有资格的核物理学家，不会多于三十位。远不足以加入核俱乐部。

“一年之后, 我20岁，成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我所在的组，有12个成员。我们当时的任务是研究核反应堆理论。核反应堆能生产镤－239，通过裂变它可释出巨大能量。该组的日常事务由我负责。除了一个成员外，其余的年龄都小于25。

“最大的问题是数值计算。那时候，连电动计算器都缺。我们只能靠算盘。在计算高峰时，整个房间听起来像是一个老式的银行，充满算盘珠的劈啪声。谁想得到，这些噪声就是核爆炸巨响的前奏之一。”

TIME杂志的编辑不要求我写“算盘计算”的课题，写了也不会发表。他们可能怕担待不起“核（知识）扩散”的罪名。当时，最耗时的数值计算是用Runge-Kutta 方法求解中子的输运方程。中子如何在输运过程中随时间变慢（能量减小）是设计反应堆的一个关键。由于，反应堆中物质分布极不均匀，加之非简单的边界条件，“算盘计算”决非易事。

“核机密”

其实，TIME杂志编辑可能不知道，物理方面的核机密，到1999年，早就扩散了。199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obert Serber 著“The Los Alamos Primer: The first lectures on how to build an atomic bomb”。 这是美国Manhattan 计划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当时是绝密。现在可以在amazon.com 网上用12美元买到。

借助Serber的书，我扩散一个“核机密”。制造核弹或核堆的一个重要参数是一个铀核裂变时释放出的中子数。这个数大于一，链式反应才有可能。这个数愈大，做核弹或核堆所要的材料愈少，或所需铀浓缩的程度愈低。反之要多，要高。所以它对设计核弹或核堆的是至关重要的。伊朗的核项目就是在铀浓缩上与西方起了冲突。

二战之前，研究释放中子数的文献是公开发表的。大战爆发后，有关释放中子数的研究成为军事机密，不再也不准公开发表。1956年秋，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有关领导口头告诉我，这个数是2.3。绝密。只许记在脑子里，不准写在纸上。计算时直接打入算盘，不留痕迹。

对2.3一数，我一直好奇。我查过文献，直到战争前夕，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2.3 并不是公认的。1940年L.A.Turner 在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vol.12, p.1-29上的文章，可能是战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总结。其中列举的数据从2到3.5都有，很不准确。因为实验很难作，不能直接测到中子，只能用裂变核的质量亏缺反推。中国在1956年之前并不具备准确测量这个数的实验条件。所以，当时我想，这个数据多半来自苏联。因为，按照596计划，苏联的确给过中国一些核数据。也许，2.3 是苏联的秘密实验结果。

不过，我买到Serber一书后（1994年），发现历史并非如我五十年前猜测的。

第一， 在Serber一书中，“中子数”的数值也是2.3（他用2.2-2.4）。
第二， 他说，直到那时(1943)，还没有很准确的实验结果。
第三， 所以，2.3实质上是当作缺省（default）值来用的。
第四， 书中有后人的注：2.3一数其实并不对。现在知道，对铀-235，准确值是2.52， 对镤-239，它是2.95。

所以，如果2.3一数的确来自苏联，那麽， 美，苏，中三方当年各自在秘密发展核弹时，都采用了一个同样的但并不正确的缺省参数2.3。所以，结论应当是，“核（知识）扩散”是从制造原子弹的第一篇文献的时代就开始了。

宇宙学与恐怖主义

我早就离开了“纸老虎”研究。当时的12个人中，有6个也很快离开了。因为，从物理学角度看，核项目是技术性的。

1970年代，我的兴趣转向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九十年代初我耒美国后，平均每年要请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来我这里作宇宙学研究。九十年代一直没有签证困难。纽约911恐怖事件后，情况变了。签证一度极为困难。或拒签，或要等半年以上。问领事部门，他们说国土安全部要进行审查，因为宇宙学包含有对恐怖活动有用的知识。宇宙学是最公开的学科， 居然也不准扩散？

国土安全部的专业分类，不是全无道理。当今美国最怕的是核恐怖。宇宙学虽多是纸上谈的“大爆炸”，但也许有真“老虎”在。二战后，不少从事制造核武器的人，“转业”下来后，都到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从核爆炸转到超新星爆炸和宇宙学的标准模型——大爆炸。如今，Los Alamos 的强项之一就是超新星爆炸的数值模拟。俄国的Y. Zeldovich，是苏联氢弹的两位奠基之一（另一个是A. Sakhrov ）。六十代，Zeldovich转到物理宇宙学，又成了这一领域的奠基人之一。Zeldovich转到宇宙学后，立即（1968）提出了著名的Sunyaev-Zeldovich 效应。这是Zeldovich的一个重要的宇宙学贡献。如果知道他的核经历，一点都不奇怪他的“手到擒来”。Sunyaev-Zeldovich 效应同上述的“算盘”课题，物理实质是一样的。后者是中子在冷核子中输运，导致中子能量减少，而前者是光子在热电子中输运，导致光子能量增加。在近似情况下，二者都是用Kompaneetz方程来计算。而且，宇宙学中，物质分布大多是均匀的，或对称的，没有复杂边界条件，好算。

我现在得到NSF 支持的一个项目是用新算法研究宇宙学中的光子输运。又是要用到老朋友Runge-Kutta 方法。所以，宇宙学中发展的算法，真说不定对铀项目等还有用处。就此打住，不再多说，以防以今后来美宇宙学者再遇上签证麻烦。

五十年的“纸老虎”，悲耶？乐耶？

方励之

记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到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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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祝方老长寿！

病中臆语

病中臆语

二月是阴暗的日子
山林的风把我吹向千里以外
我仿佛是坐在马车上
坐在自己的马车上

二月是病痛的日子
疾病的马，将我牵挂
一座茂密的山崖就倒在我身边
扑向病床头的花。。。

斜阳在风中流淌
穿犁耳的风一直渗入我骨髓
又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
日子与我一道
悄悄偏离了往常轨迹
暗潜于冰封的湖面下梦冷的鱼
二月是阴暗的日子
搁浅的河石上苔藓干裂
北风劲吹
荻花絮四处飘谢

日子暗无气息
除了草根上腊月甘甜的滋味

寒风在骨缝嗖嗖倒吸
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受凌迟刑
二月是病痛的日子
机体在机体上大动干戈
血喘粗息、大汗淋漓
我迷失于一蹶不振的担惊
“明月照积雪”
诗歌多美好！如一只健强牡鹿
敏捷、勇敢与耐性！

200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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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场病，不写一首诗作记有点对不住自己的身体。

但病中写诗，实在不是滋味。我是不太相信病中的诗，至少这病耽搁
了我写一组苦难人的诗。

但写一写病还是重要的，因为病一好了就忘了病了！

删贴声明

今天我删掉了两个贴子，一个是八十一子贴的先知漫画，一个是WOA
的KTV。

前一段时间生病，加上工作家庭，咖啡里没照应上，道个歉！

望大家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咖啡，建设一些，客气一些！

比如转一些好文章，诗歌，哪怕是旧文，或者课本上的文字都不错的
。再说，别人递了草稿，改两个错，哪怕是错别字，或者是单纯给一
些鼓励都是好的。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说这些话。

我还是很乐意咖啡这个自由并讲礼貌的界面，甚至是网上见到好文章
都转到这里来读—清静。

不用争，不用急，咖啡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吗。

布什详述“未遂恐怖阴谋”过程(BBC)

布什详述“未遂恐怖阴谋”过程

“攻击者想要驾机撞入加州洛杉矶的图书馆塔楼”

美国总统布什详细说明了他所说的一起受到挫败的基地组织驾驶商用飞机撞击美国西海岸最高大厦的阴谋。

攻击者想要驾机撞入加州洛杉矶的图书馆塔楼，此幢大楼被重新命名为美国银行塔楼。

布什说，基地组织招聘了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祈祷团从事这起攻击行动。

逮捕

这位美国总统说，指称中的911攻击行动的主谋是西海岸阴谋的幕后黑手。

布什说，与911攻击事件中启用阿拉伯人劫持者不同的是，这一次，谢赫·穆罕默德雇佣了“来自东南亚的年轻人，他认为这些人不会引起外界的太多怀疑”。

布什说，这项攻击计划开始于2001年，但是，2002年计划受阻，“因为当时一个东南亚国家逮捕了一个主要的基地分子”。

2003年夏季，这起阴谋最终受到挫败，当时涉嫌的祈祷团头目印尼的汉巴利在泰国被逮捕。

布什政府于去年10月披露了这起阴谋的存在。美国政府说，这是被破获的10起基地组织阴谋当中的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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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美国原来这么风险？难怪目前“国土安全运动”深得人心！

谢林讲的博弈论故事(王则柯)

谢林讲的博弈论故事

南方周末　 　2006-02-09 16:40:10

　　□王则柯
　　
　　正在给本科生讲博弈论的时候，得知博弈论前辈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荣获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的卓越工作，加深了人们对于在核军备竞赛、贸易战、价格战和政治关系、外交关系中的对抗与合作的理解。
　　半个世纪以来，博弈论给经济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以至于“当代最后一位经济学全才”保罗·萨缪尔森会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博弈论进入大众阅读域，仍然相当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几个博弈论专家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千方百计把博弈论写得浅白一些。难得的是，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谢林，却乐此不疲，愿意浅白地写作。
　　当今学界，博弈论的领域真是群星璀璨，令人眼花缭乱。重庆一位活跃的教授曾经预测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谈了许多人，并且也谈了博弈论再次获奖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提及谢林。这也难怪，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谢林的确没有上面这些学者那么高的位置。
　　原来，主流经济学有一种“只有论文才算数”的传统，书籍著作则被放在次要的位置。标准的经济学论文，其实质部分，总是要从数学形式的经济模型开始。于是至少在形式上，这些论文都包含许多数学式子。但是谢林不愿意总是这样写作，相反，他愿意给读者讲故事，从故事中阐发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的道理。翻开当今世界流行的研究生博弈论教材，其他学者的论文都被这些教材频繁地引用，但是谢林被引用的却只有一两本著作，而不是通过匿名审稿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这样一来，惟论文是瞻的学者，难免就会低估谢林的学术贡献了。
　　谢林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写作运用博弈论分析社会的、商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对抗与合作的著作，他对博弈论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不是谢林这样的工作，很难想象今天政治学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和军事院校会那么热衷于博弈论的学习和应用。
　　如果你想知道谢林怎么讲故事，这本刚刚翻译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可以让你很好地体会一下。该书开篇头一个例子，就是作者自己应邀演讲走进讲演厅，发现前面12排座位全都空着，听众都坐在后面。他就琢磨为什么会这样。是谁在指挥或者操纵吗？不是。因为没有主持讲演的人会喜欢前排空荡荡的会场。既然这样，那就要从个体的动机找原因，考虑是怎么样的“微观”个体动机造成了讲演厅前面12排空荡荡的“宏观”行为结果。为此，谢林教授设想和讨论了6种可能的动机，结果发现，即使大家都愿意坐得比较前，但是只要他们微观上都受“不应该坐在第一排”的固定思维的影响，就会出现前面许多排都空荡荡的宏观结果。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大家熟悉的，从堵车看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假如路边偶然发生一场交通事故，如果微观上许多路过的司机都想慢下来用10秒钟时间看个究竟，那么宏观上就会造成高速公路的大堵车。结果，为了看上10秒钟，每个人都损失十几分钟。我们大家都曾经观察到和亲身体验过谢林教授讨论的这些现象，他就是这样从我们熟悉的现象出发，说明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的关系。
　　这是博弈论吗？当然是博弈论。为了10秒钟，损失十几分钟，正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的格局。
　　如果一个地方家家都一定要男孩，家家都有了男孩才停止生育，那么乍一看来，一定会造成男女比例失调。但是，谢林教授只用几句话，就给我们说明，这种微观偏好，本身不会带来男女比例失调的宏观效果。如果一个地方婴儿的性别比例失调，一定会有其他更加可怕的原因。
　　就是这样，谢林还说明为什么即使在发达国家，繁忙的行人拥挤的十字路口容易发生行人集体违规闯红灯的现象，而在行人稀少的十字路口，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在关于种族和性别的分离和融合的第五章，谢林教授还教我们怎样使用玩五子棋那样的方法，演示族群的分离和聚合的进程，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是也。这差不多已经在给读者做实验经济学的启蒙了，充分显示大师的功力。
　　人们一直抱怨博弈论太难读。几十年来，谢林的著作开风气之先，成为另类的读者友好的博弈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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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博弈论问题，以前都是数学家关心的，比如欧拉，还有冯诺伊曼
，关心街道上的问题，很有意思！

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夏榆)

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

南方周末　 　2006-02-09 16:38:04

　　铁凝认为，《笨花》让自己心安理得；自己有能力协调官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这一切得益于后天的修养和历练。她向往饱经沧桑的“美艳和明净”，不喜欢“老奸巨猾”、“愁云满面”
　　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
　　　　
　　□本报记者　夏榆　实习生　纪冰冰
　　
　　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座以种植棉花为生的村庄的故事。
　　花是当地对棉花的俗称，笨花指的是本地棉花；有笨花就有洋花，洋花是美国品种。小说里写到的这个村子，就叫笨花村。
　　《笨花》用45万字写了94个人的群像，没有触目惊心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充满小说的是细碎的生活场景和民俗风情。小说开头西贝家一大排人在那儿吃饭，每个人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介绍。对乡村的景致甚至光线都有精细而温婉的描述，但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乱世——从上世纪民国初年一直到1945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其时，刚刚没了皇帝，政权频繁更迭，异族的入侵，生活在那个乱世的人的境遇和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变异。
　　“我对得起自己的劳动”
　　南方周末：《笨花》写了一个乱世，但是读者无法从这部乱世之书中看到诡谲的历史风云，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时代场景，能看到的是你对一个村庄日常状态的精微缓慢的描写。你拒绝宏大叙事吗？
　　铁凝：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一部关于乱世的小说，但是写乱世风云不是我的本意。我侧重的还是在这段历史背景下的，我心目中的这群中国人的生活细节。我更着重写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中的逸趣、人情中的大美、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乡村的智慧和教养，还有这群凡人在看似松散的日子中的内心的道德秩序。我在小说里写到了怎么打兔子，怎么摘棉花，怎么铡草……我觉得这些细节中充满着中国人可触可感可闻的生活气息。在日常生活里，在世俗烟火的背后其实有永恒价值的存在。我觉得大多数人，不管生活在哪个世纪，日常平凡的生活还是占据了每个人生活的大部分。
　　南方周末：你关注的人物也是所谓“草根人物”，但是你好像有意忽略他们的戏剧性和传奇感。
　　铁凝：《笨花》中写了一个当上了中将的农民。最初这个人在家乡靠卖豆腐脑维持生计，没有那么多抱负，眼光也没那么远。因为风云乱世，他当兵了，一路做到了中将。但我欣赏的不是他从农民到将军出人头地的能力，我欣赏的恰恰是他在乱世中的被动性。这种被动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的道德感。
　　他最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在军界政界升迁，但这个人却选择解甲归田，主动放弃了将军才有资格佩带的狮头刀，回到老家的一个粪厂，拿起了粪勺子。俗话说“乱世出豪杰”，“无毒不丈夫”，按照我们常人的观念，他没有做到他军中该有的位置，可能不算“大丈夫”。但他一个普通人，能够拒绝诱惑，远离违背内心道德秩序的“上升”之路，这是不简单的。促使他做出这些选择的，是人伦的力量赋予他的道德秩序，而不是一些玄而又玄、高不可及的政治主张。你谈到戏剧性和传奇感，好的传奇永远是吸引人的，但《笨花》的注意力不在这里。就像我对主人公向喜一样，我不把他看作是一个英雄，他身上凡人的一面比风云人物的一面更能打动我，也许他和书中的一群中国凡人不过是那段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一个民族的底色。
　　南方周末：《笨花》的写作对你的耐力和信心是一次考验吗？这样一部体量厚重的书，它的叙述节奏却是缓慢的，语言风格是温婉细致的，你不担心读者的阅读耐心吗？
　　铁凝：在《大浴女》写成以前，《笨花》中那些人物的影子就已经在我心里孕育着。他们都很宝贵，但我暂时没有能力来驾驭他们，那么我就先写别的作品。为了这次写作，两年前我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不停地写提纲，对一些地方必要的多次走访，深入了解乡村生活，研读、重温、查阅、掂量和筛选史料……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这段时间里我慢慢地找到了表现他们的契机，我觉得我有能力来写了，就来写。小说写完后有很多地方我不满意，所以写完后放了一段，慢慢改。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是，任何作家都有其局限性，我当然也不例外。对于《笨花》，我是心安的，我对得起自己的劳动，对得起自己的能力，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不担心读者的阅读耐心。当然这有一个前提：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必妄想“垄断”所有的读者。
　　“怎么我手上起了12个血泡就是特例呢？”
　　南方周末：你以前借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学界缺少耐烦的心，你有耐烦的心吗？
　　铁凝：我尽力。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此人总是检讨自己，说人类要有大的善，要有怜悯，而自己只能有大的怜悯，小的怜悯却做不到。比如乞丐突然闯进来，他可以给他吃的和穿的，但是不能让他睡自己的床。他反躬自问，我这是真善还是假善呢？他问神父，神父回答他说，你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你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
　　我是否有耐烦之心？我做到了吗？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做到了，随时随地都做到了，但我想到了，我应该是有耐烦之心的。
　　南方周末：和别的活跃的女作家比，比如海男、林白、陈染，你的个性和小说看上去更明朗，这种个性的和作品的明朗是来自你的天性还是后天修养？
　　铁凝：就现在而言，我想你所感受到的明朗，可能更多来自于对生活、对文学的积极的态度。这个来源———人最难说清自己，我告诉你的可能都不准确。就我生活的几十年而言，生活是相对比较平淡的。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八九岁就被迫寄居在亲戚家，等于是没有父母，当时生活条件非常糟糕，没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生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东西是不愉快的。
　　当时我有一个“鬼祟”的心愿：当作家。我听说当作家需要体验生活，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主动去了农村。在农村我们上顿不接下顿，冬天砸开冰窖取水，耳朵啊手啊到处都是冻疮。工作就是种棉花，也就是《笨花》里写到的种棉花。有一次给棉花打疯杈，我手上起了12个大血泡。我自己有点炫耀似的给人看。这时有一位农村女孩捧着我的手哭起来了，我问你哭什么啊？她说，你们是城里人啊，这些事情本来是我们干的。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想，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干这些活、受这些罪呢？当时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怎么我手上起了12个血泡就是特例呢？后来我再和别人说起种棉花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悲愤，也回避戏剧性的对苦难的渲染。我觉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没有必要特别夸张自己的痛苦。相反，我很感谢农村当时的那种环境。我的明朗从哪儿来？我觉得得益于农村的那段生活。
　　南方周末：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夸大自己所经历的苦痛，对更广大的人群而言，痛苦不是经历而是生活，这样的生活反倒是被忽视的。
　　铁凝：1995年，我访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时候，他们的人说到南方种棉花的历史，我就很自然地说我也种过棉花，他们问我什么时候种的棉花，我就说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没想到两个美国人就扑上来了，拥抱我抚摩我的后背，说你还种过棉花，仿佛我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受过迫害的人。
　　我当时就没办法呼应他们的情感。后来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悲伤？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我不过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罢了。不是我心肠硬了或者麻木了，只是觉得你们看中国的落脚点和我们是不同的，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太大的苦难，当然我也用我有限的眼光在我的那个角落里看别人的苦难。有一次我的好友敬一丹，她看着电视里走来走去的模特说，你瞧她们多美呀，你说咱们十七八岁的时候都干什么呢？我十七八岁的时候，都不愿承认自己是个女的，穿的衣服都是中性的，浇地的时候农民说你怕晒，你晒出来就好了，然后我们问怎么就晒出来了，他说你就在太阳地里晒五六个大中午，结果我们几个就跑到地里冲着太阳也不戴草帽，晒晕了，脸上都起了大泡。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确实是挺苦的，换一个性格的人就可能觉得生活虐待了你，社会对你不公平，凭什么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呢？
　　南方周末：你认为明朗可以是丰富的吗？纯净也可能是复杂的吗？
　　铁凝：我见过马蒂斯的一张照片，马蒂斯晚年瘫在轮椅上还在劳动，没有力量画画了，就拿一把剪刀剪纸，这是他在轮椅上能够做的事。他特别专注，光着脚，由于用力，他的一个脚指头还翘着，马蒂斯本人就像剪纸一样美艳和明净。我当时就想，肯定马蒂斯不会在18岁的时候就有那种美艳和明净，18岁的明净可能是傻笑和对人生不明就里，什么都不知道的欢乐也是好的欢乐，没有穿越沉重、悲伤和苦难，没有降下去就升起来了；但经过历练的明净，才能那样美艳。那时候我就觉得马蒂斯就是我的榜样，我也想能够活到那么老，还能够有那样的境界。我觉得那张照片盖过了他的很多大作品。你说我很开朗，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褒奖，但我也想告诉你，我的境界远远没有到，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但是我欣赏那样的境界，不喜欢老奸巨猾、愁云满面。
　　“真正告诉我文学是什么的，是孙犁”
　　南方周末：你写作的盛年，正是文学潮流迭起的时代，从开始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等等，但你的写作一直在潮流之外，你是有意跟潮流保持距离吗？
　　铁凝：我也曾经急迫过，比如1985年，当时是中国文坛非常活跃的一年。尽管那时候我得了很多奖，但当时我年纪轻，被认可的愿望仍很强烈。我求变的心也特别紧迫，内心也不很自信，环顾四周大家都在求变，我也在求变心态驱使下写了《麦秸垛》。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想向世人证明我也在变。但其实那不是我最认可的小说，虽然小说出来后被普遍认可，好像你终于变了。
　　但《麦秸垛》的故事我还是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是在求变心态下的语言。《麦秸垛》里面还有些拿捏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我为什么要那么写？怎么写才能更准确地表达自己？这是我面临的问题。后来我又开始了《玫瑰门》的写作，我的直觉告诉我沿着所谓求变的道路没法前进，所以很快我就放弃了那种矫揉和不自然的语言。
　　你有时会从作家的字里行间看到一个人稍许的表演色彩。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能力在文学中表现生活中的表演，但是应该避免表演生活。有一些作家，迫切地把自己归入某一派，成为其中的一员或许使他觉得强大；另外还有一些作家被强迫归入某一派，当然还有一些哪个派别也不属于，就在那儿自己生长，自己写自己的。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还是要写出你内心深处最打动你的、最令你不安的故事。《玫瑰门》之后，我放弃了所谓求变，我现在还很庆幸自己做出了那样的判断。现在这样我很安心，我害怕变成那种造作的作家。
　　南方周末：“荷花淀派”作家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吗？比如孙犁，越到晚年越淡定从容，淡定从容，是河北这个地域的养分还是作家个人的素质？
　　铁凝：首先孙犁不承认“荷花淀派”，我也不知道从孙犁后还有什么人称得起“荷花淀派”，我也不认为河北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要是有就好了。孙犁过世后我专门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怀念文章，我当时做了一个比较武断的结论：肯定我文学才能的是徐光耀，他最初肯定了我，认为我有百分百文学的才华，但是真正告诉我文学是什么的，是孙犁。我只跟他见过四次，我们通过些信，他和他的作品告诉我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语言经过千锤百炼后所呈现出的光彩。当然晚年孙犁也搅进了文坛中文人间的一些是非争论，那也不是我这样的后辈所能评说的了，但我想说，有人说他孤傲，说他清高，我觉得他有清高的资本。他深居简出，远离喧嚣和繁华，他的内心很孤傲。看孙犁文集的前言，他说他对自己的文字有很多不满意，他已经那么老了，他可以不说这个话，但是他说了。在文学上，他对人苛刻，对己也非常苛刻，这也就是他的孤傲吧，这种境界同样是难以达到的。
　　回过头来，说“荷花淀派”的真谛是什么，孙犁就不承认有“荷花淀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认为从他以后，就没人了，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机会，也不敢跟他去讨论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学养，都有自己学习的榜样，你的在哪里？
　　铁凝：我的资源在本土。欧美作家并没有直接介入我的写作，虽然我的胸怀和脑子里一定有他们。我喜欢卡夫卡，但那可能是空气。泥土和空气对庄稼来说都是需要的。可能现在有人已经不屑于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但我至今仍然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很早我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伟大，后来我读到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弄得我五脏六腑都不得安宁，就不再喜欢托尔斯泰了。前几年我又认为他们同样伟大，甚至没有可比性。
　　现在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可能不在于他对人类的悲悯，他的价值在于他的没有出路感。一个大家敢于向人类说他没有出路是他的伟大之处，这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但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对灵魂的拷问，拷问后不是锋利的疼痛，而是钝痛，恒久的排遣不开的钝痛。卡夫卡的小说我也特别喜欢，我读了卡夫卡的传记后再看他的小说，我觉得是会有一些矛盾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的，比如我们也许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是一个怪物，其实不是的，他在生活中是很温和很善意，很能跟人沟通的，也有跟人接触的快乐，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那样的小说。
　　通常我们会认为，一个不怎么怪异的人就写不出深刻的作品，或者一个写出深刻小说的人首先在外表上就跟人不同。我对这个非常不以为然，因为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看了他的传记我就更能理解他，理解他的小说。就此我相信，作家不一定先把行头做怪，像戏曲演员先有一套行头后再出场，我觉得真不一定要这样。
　　“写作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央候补委员，有一种说法，作家的心灵应该是自由的，作家的写作应该是独立的，官员的身份和身处主流政治语境之中会不会限制你心灵的自由和写作的独立？
　　铁凝：到目前为止没有。为什么呢，首先我不把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其次作家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本分和主业，这是很重要的。你是谁？你心里是不是特别明白？到目前我想我还是明白的，写作是我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其他的是附带的，可能是我的运气，某一阶段的运气，这种运气不是一成不变和非你莫属的，更不是终生受用的，虽然我非常珍惜我的政治荣誉。
　　因为我爱写作，最重要的我是作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是有社会的职务，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头衔，还担任河北作家协会主席，而且不是一个什么都不干的主席。但是我又觉得我还不是真正的官员，我做的事情跟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比如老作家出书，介绍年轻作家，开研讨会等等。因为我自己从年轻时代走出来，非常知道他们渴望成功和关注，还有钱的问题，我要争取一些资金投入到文学中来，再比如一些作家个人的事情，他有什么麻烦，请你帮忙解决。当然也有比如河北省发生的一些大事需要作家的参与，请谁去，要尊重艺术规律，也要有作家的自愿，怎么布局？这是需要动些脑子的，目前我感觉，很不谦虚地说我的脑子还够用。
　　为什么我乐意做这些事情？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知道别人需要你，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需要你，读者是虚无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目前的这种生活对我也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意义，当你看到你的同行需要你，并且你做了一些事情帮助他解决了困难，那时候我内心也很高兴也很有满足感。
　　我刚当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也非常不习惯，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做，没房子要想办法盖房子，有些部门也很黑暗，还有一次政府一个部门的官员把我和我们作协的党委书记给轰出来了，我也想当主席干什么呢？自己单干写小说多好。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不再觉得这是痛苦，我还没有那么娇气。当然双重身份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必须习惯某个时间段在开会，然后在另一个时间段迅速回到写作状态。我写《笨花》时候，也有很多跟写作无关的事儿，要用最迅速最简便最有效的办法处理完，然后再回头继续写。这样的状态是对一个作家毅力的考验。如果说我有什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来，这是我自我训练的结果。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心灵是自由的，写作也是独立的。没有人逼我写作，也没人限制我。
　　

　　铁凝，河北人，生于1957年。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1984年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居石家庄，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主要作品有《铁凝日记》、《大浴女》等。

　　照片由铁凝提供

私下谈书(刘兵)

私下谈书

南方周末　 　2006-02-09 16:40:12

　　刘兵，1958年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剑桥流水》等著作及译作多种。

　　■秘密书架
　　□刘兵
　　
　　接到编辑的约稿信，让写一写自己最喜爱的书，或者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我想采取这样一种叙述策略，即设想自己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与非常熟悉的学生闲聊，这时也许会在似乎不经意之间说到一些自己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原因而印象深刻或觉得值得一提的书，说到与这些书相关的一些经历。这样写下来，既会让自己轻松一些，不那么一本正经，也避开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因为读书实在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
　　第一本想说的书，是《历史深处的忧虑》，我大约在七八年前读到它。它首先从我的头脑中跳了出来，是因为最初读此书时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对以前想不通的许多事情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些年，我不断地向学生推荐这本书，也不断地向朋友介绍它。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几年前我应某出版社之邀去外地休养，所在的那个疗养院一个从事后勤杂务之类工作的人，和与我同去的一位编辑比较熟，当他听我和那个编辑在闲聊时谈到这本书后，竟然专门找来阅读。后来，那位编辑很夸张地告诉我说，这位真正的普通读者居然读得津津有味，并把此书又推荐给他的许多朋友———那可不是些什么学术界的人士，而是像他一样的普通工人。这本书不是一本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可我觉得，它远比那些博士教授专家写的类似题材的书要好读、通俗且深刻。
　　另外一本与此经历类似的书，是《一九八四》。这本经典的政治幻想小说(我甚至愿意把它当作科幻小说)，我曾不止一次地买来送人，后来，我发现，不仅我，连我上高中的女儿，居然也不止一次地将此书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同学。此书，恐怕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人读来感受会相当不同，但却被公认为经典，其道理，也只有读过才知了。
　　20多年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读过一本名为《从一到无穷大》的科普书。那几乎是我第一次津津有味一气呵成像读小说一样读完的科普书，作者是一位并不著名的科学家，在科普写作方面并不高产(其另外一本名著是《物理世界奇遇记》)，但你会为他看似漫不经意地阐述科学内容时的智慧和想象力而惊叹。可惜，后来又读了许多不同的科普作品，却再没有了这样的感觉。也许前不久翻译出版的《万物简史》是个例外，此书作者并非专业科学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作者也是随心所欲地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全书却有着一条鲜明的线索，即围绕着对宇宙、地球以及生命的发展演化的自然史的回顾，穿插以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也即科学史)，作者恰到好处地将诸多科学史上生动的故事摆放到需要的位置，而且在讲述科学的内容时，也使用了极为形象化、幽默、令人长久回味的语言表达，而且，书中包含了许多无论在一般知识性介绍的科普读物中，还是在通俗的科学史读物中，都很少会看到的内容。
　　十多年前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偶然发现了《艺术与物理学》这本英文书，只因当时口袋中美元不够，没能及时买下。后来，一位听我说到此书的朋友专门买了一本送我，说他粗看之后也感觉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并说他也要买一本自己留着，等以后带孩子去博物馆时，可以从某种特殊的角度给孩子讲解那些令人费解的当代艺术。几年前，我终于请人翻译了这本书，并收入了我主编的“大美译丛”中。此书的作者也不是专业人士，而是一位医生，他的许多观点本是很有争议的，却富有想象力。
　　还是在读研究生时，因为专业学习的需要，我读到了科学哲学的导论性著作《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版)，这恐怕是我读科学哲学作品中最为顺畅的一次，也是一个晚上一气读完，并体会到其实哲学，甚至是讨论科学的哲学，也是可以写得如此通俗、明了和有趣的。对于想进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个行当学习的学生，甚至对于开始关心何为科学的入门者，我经常会推荐这本书。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此书的修订了的新版，却没能再引起我的这种兴趣。也许，在一个领域中最早读到的那本书(当然前提是一本好书)，给人的感觉总是最强烈和持久的吧。
　　还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领域，近来我经常向学生推荐《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副标题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这是一本很专业的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不管你同意她的观点与否(确实有许多人不同意她的观点)，她那种开放的思维和新颖的视角，对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科学和历史，无疑是极有启发的。说到这里，又想到另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即讨论当代生物技术的问题和可能的负面效应的《美梦还是噩梦》。因为我在某次评奖中推荐了这本书，曾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些“科学主义者”将此书批判成“伪科学”、“反科学”，在科学文化传播和科普领域里引起了激烈的争端与分裂，但我坚定地认为，读读此书只会有好处，哪怕你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由此延伸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读书时，如果你先将自己限于某个阵营，限于某种观念和立场的作品，无视或拒斥不同观点的作品，那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
　　说到科学家和有关科学家的科普作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些国外非常畅销的读物在国内却影响不大。这里面肯定有教育上的片面和偏见的原因。美国物理学家、科学明星、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原有两个不同译本，最新译本改名为《别逗了，费曼先生》)，以及《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也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能逃脱这种怪圈。但无论出于何种机遇，一个智力正常的读者，只要读了这两本书，肯定会被吸引，肯定觉得有趣，而且会改变流行的那些有关科学家的印象。
　　像这样谈下去，可谈的书还有许多，例如，还没有谈及小说呢！可编辑给的篇幅已经用完，只好打住。不过，在结束前，我想再搭上一本书来谈上几句，这就是当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的选集《科学的历史研究》。萨顿是“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被誉为20世纪最渊博的人文学者之一。从他的著作中，你可以体会到人文经典的力量和魅力(尽管他的历史观也是经典的而非现代前沿的)。据我所知，现在一些高校科学史专业的学生还有不少人读此书，可惜，此书市面上已多年脱销，自15年前出版后，一直没有再版，而且，印数只有13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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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读读科学的书，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