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祭典

火的祭典

－－給《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

此火為大﹐開花落英于神聖的祖國
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海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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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啊﹐源于自然﹐火山與雷電
本應就屬於地球上的人類
怎麼能夠永遠藏在權威的天界上﹖
人民既然擁有﹐誰也不能奪侵

從祝融的火﹐到燧人氏鑽木取火
火種早已就在先民手中播衍
奧林匹斯的諸神企圖把人間的火收管
卻被普羅米修斯重新帶到人間

今天是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
我從歷史陰暗的角落中取來幾星磷火
隱現不遠前一段難堪往事
讓我震驚﹐多少次﹐讓我覺醒

我仿彿感覺到出生前母體陣痛
母子分離﹐孕婦臨盆的陣痛
那一代人的生命中多少痛苦與不平
都通過臍帶的血流進了我的心

歷史是一條河流﹐上面載滿亡靈
西方的地獄﹐有不少詩人足跡
東方的冥域無間﹐多少磨難的鬼魂
也應該得到在生人們的慰籍

奧菲歐為尤莉迪茜而入地獄
他美妙的歌喉﹐為他打開重重暗道
我也不能用太不和諧的曲調
把冥河上許多怨屈的亡靈驚擾

亡靈流過的河上﹐多少難合眼睛
多少顆從未被平慰的心靈
都已化作一種幽藍的火﹐深沉的律
他們漫長地等待着﹐等待訴說

是啊﹐這些魂靈都應該傾訴
不然土地怎生清靜﹖江河怎能平安﹖
我祈求地下的火﹐帶給我激情
用激情調和韻律作火的祭典

（二）

天亮前我夢見白骨壘壘的山岡
餓殍遍野的運河與水庫
可是到了報紙上﹐電台中
卻變成看不到邊的豐收的稻麥田

稻穗沉甸甸的﹐麥穗壓彎了腰
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幾十萬斤
臉上涂胭脂的抱着饅頭的孩童
忽然變成了蒸籠中的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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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活人都是鐵青色面孔
到處都是死亡﹐死亡在這裡
死亡在那裡﹐死亡在所有的地方匆忙
這是鐵青色人們唯一的方向

前前後後﹐死亡在上﹐死亡在下
死亡在裡面﹐死亡在外面
時時刻刻都有死亡－－人人都要死亡
死亡已蓋上了他的印記和紋章

婦人們早已失卻了月下火焰
男人勞累﹐營養不良﹐失去精力
哪裡還有熟食﹑肉食與炊煙呢﹖
鐵鍋都交了公﹐煉成廢鐵碴一堆

這是怎樣一段歲月啊﹐說豐收
卻顆粒不留﹐說自然災害
卻又用百姓生生的口糧去還戰爭債
如在計劃一個馬爾薩斯年代

這裡謊言在攀比﹐罪惡在豐收
面對這一堆堆白骨﹐一片片餓殍
千百萬的“人民”在狂歡呼慶
鋼鐵與糧食啊﹐要趕超英美

互助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他們
一路在唱着自吹自擂的贊歌
大食堂一座座建立起來了－
百姓們把家裡的鍋碗瓢盆都充了公

從此民間失去了煙火﹐大食堂
從乾飯到稀飯﹐最後只剩下清菜湯
豐收了的糧食都上交了國家
大食堂斷了炊﹐農家無一粒糧

一座高高的瞭望臺架起來了
監視百姓的一舉一動﹐尤其是煙火
誰家炊煙﹖便是反對共产主义
普羅米修斯的火頓成了犯罪憑據

榆樹皮剝光﹐觀音土吃得肚皮脹
依舊不能有火﹐哪怕是煙
火被收管了﹐寒蟬若噤﹐無邊的陰暗
路以眼神相示﹐百姓無人敢言

於是高呼﹕大躍進﹐太平盛世﹗
他們把罪惡攀附于一種理論﹐一種騙局
以高音喇叭宣傳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當然﹐這不會是白痴﹐卻是儒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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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天化日下﹐令人發指的犯罪
茫夜﹐雖然無燈光﹐星星还睜着眼睛
一條龍在星河劃出靈魂的九種扭曲
歷史上一幕幕因果報應的活報劇﹕

周厲王暴虐﹐人民不堪于性命
仍利用衛巫監視殺害敢于謗言的聲音
國內的人民不敢說話﹐道路以目
厲王喜不自勝﹕噢﹗天下太平

殊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等到川壅而沖潰時﹐造成的傷害無量
“川者決之使導，民者宣之使言”
三年﹐暴君便被推翻而遭流遷

秦始皇滅六國﹐期望萬世一贏系
納宰相李斯的建議﹐將天下的書籍
一焚殆盡﹐並活埋四百六十多位異議書生
誰敢言及《詩》《書》必遭棄市

趙高傾權時﹐使人獻鹿于二世
指着鹿說﹕這是一匹馬﹗二世不同意
宮庭中群臣微笑頷首不語
失寵了的李斯亦受到惡毒報應﹕

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
秦祚不過三世﹐陳涉劉項並起
悼籍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絕琴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朱元璋逐滅功臣﹐殊連九族
殺方孝孺十族﹐朱棣頒佈禁海令
不許一只木塊漂到海外去
東西廠﹐景衣衛﹐庵黨與外戚

我不必太多列舉﹐人類應該上進
總不能永遠是簡單的惡惡報應
無數殘酷的刑具﹐摧殘盡了人的尊嚴
每個人的身心都污染得黑漆漆

（四）

霪霪的雨中最後的獅豹也已消失
貧瘠中只剩下慾望卻無天良
詩歌在萎縮﹐因循﹐只有死亡與血腥
鞭撻在退守家園的詩歌語言上

我是一隻羊羔在山谷中朗誦
羊皮上沉痛的詩歌﹐發出申辯聲音
死亡在墳墓中臉色青紫
荒涼向革命者號叫着﹕救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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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王子﹐你在短暫的一日
同時遇見生﹑老﹑病﹑死
四位天王沉悶地托住你犍陟的蹄掌
你在雪山森林苦苦地叩問﹕

已經有了這麼多的死亡
難道還不足以使大地肥沃﹖
已有這麼多因果報應﹐經文典籍
難道還不能擦亮人們的眼睛﹖

智慧啊﹐光明﹐她源于太陽光輝
這溫暖早已注入在人們心血內
卻又被多少騙局出賣﹖被多少無知蒙昧﹖
只能乞求智者開啟﹐願智者

用他們光輝的頭腦﹐質感的語言
點燃這陰暗世界穹廬的明燈
以便使惡魔對人類生存的愚弄
退縮回去﹐回到它在地獄的巢居

直到人們點燃各種思想的光輝
獨自跪拜于自己無畏的靈魂
在那至尊的理想的寶座前聽候裁判
象明淨的湖泊昇起閃光的水霧

來自思想的言詞也常常模糊
哦﹐剝去隱藏真正目的薄薄紗幕
和一切無關的光﹑色﹑懮容與笑顏
直到真偽都赤裸地面對自己

（五）

智慧與血不能在泥土中混雜合冶
背叛親人﹐已成為所有人們的命運
太陽對我駁斥﹐對我軟弱的駁斥
把水與火在貧困的生理中分離

于是﹐逃亡的一路上關卡重重
那裡在驗證籍貫﹐身份﹐口音與去向
每一座關卡都是一扇生死之門
直到所有的親人﹐都遠離了我們

讓我攜着語言的火光與弦琴
走訪一回亡靈四處飄散着的冥域
他們半張着的口舌﹐發出異樣的聲音
面孔上單純的思緒寫得分分明明

有一位幼小的魂靈－“一把蔥”
她說﹕“那一年飢腸轆轆中
在公家菜地裡偷拔了一把青蔥
未嚥下﹐便被機干民兵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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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策一家都要被關進黑屋
吊上三天三夜﹐皮開肉綻
還是她當爹的思想來得堅決﹐馬上
把她的脖頸夾進門縫一腳踹斷

用這種行為表示覺悟﹐倒也能
把這一家人的門面挽回澄清
這怎樣一種鐵與血的教育﹖
有人稱其為“理性”﹐遠勝過獸性

有一位被沉塘的魂靈“劣紳”說﹕
“我生前待鄉里的百姓不錯
分田後還自覺在鄉里辦起了夜校
農忙的間歇﹐教貧民子弟工課

“這村裡祖祖輩輩沒幾個人識字
祖宗祠堂真是人潮濟濟﹐可嘆
教室才亮堂三日夜﹐我這唯一的師資
就因為成份﹐被石碾子沉塘”

河埂上一個女魂靈“金枝”說﹕
“一天九十擔土﹐挑三百米的滑泥坡
食物卻只有三兩榨幹了油的花生餅
大年三十﹐也在寒風暴雪裡

“春節﹖過年﹖已是上輩子的事
一家老小齊合力完成了土方
抱在風雪中痛哭﹐分享一個勞力的
食物﹐這就是那個年月的年關”

“小拇指”的家人忙完一日工分
歸家時﹐孩子已餓倒在牆根
等把省下的食物塞到他口中﹐才發現
他手指與耳朵被老鼠咬剩殘痕

“死歸”是個逃亡未遂的靈魂﹕
“因為說話腔調和關卡提審的問題
被捕押還原籍﹐反對大集體﹐大躍進
關進黑屋子中﹐半天就嚇走了命”

有一個叫“大刀”的鬼魂揮手臂
示我他殺惡霸地主時揮舞砍刀的情形
為了向組織靠攏﹐可惜身體不繼
剛遇上飢荒﹐就害肺癆病死去

有幸他還躺了一幅完整的棺材
許多餓死的尸首﹑勞累至死的身軀
（男人更難承受長久飢餓）
卷一幅蘆席埋下﹐無論野狗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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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遇見一位書記“赤柄”
在大飢荒中簡直無惡不作
都說他手下害死有不止一千條性命
陰黑的臉堂﹐凶神惡煞無比

“四清社教我日子就不好過了
文革剛開始﹐就被鎮壓起來
等候四處逃亡的鄉親們回來公審
千里內外的鄉親都聞風歸省

“往日公判地富﹐哪怕個二流子
隨便喊一聲‘該殺﹗’﹐大砍刀揮下
殺人如麻呀﹐上級分配了指標
殺﹑殺﹐殺﹐不殺自己就被殺﹗”

這回群起激憤﹐對共產風的公憤
多少戶死絕了門﹐死無葬身﹗
人們用鐵絲穿了他的脊梁骨﹐澆上油
活活燒成一團焦炭方才解恨﹗

（六）

這是怎樣一種暗無天日的生存﹖
要有火﹐要有光﹐要有火﹗
千百萬青年一代﹐充滿朝氣與理想
卻要面對眼前這種殘酷的現實

人們的心靈一日日被染得烏黑
偶爾只要露一點真相﹐發一聲不平
便被成批按比例地打成右派
所有青春﹑學識﹑前程努力盡棄

這是一座人間的地獄﹐萬裡寒冰
而監獄和勞改營充塞火﹐火光也漸熄
珍貴的火焰啊﹐你純真浪漫與激情
那是人世間多麼難得的東西

殘酷打入死獄﹑流放﹑沫黑身名
一輪一輪的運動﹑永無止息
斗爭折磨得人寧赴死戰場﹐不忍存生
上天啊﹐為何這樣涂炭生灵﹖

每一粒沙﹑每一滴水都是靈魂
可“人”這高等的肉身﹐何曾被珍惜﹖
為什麼從不給“人”應有的尊嚴﹖
為什麼不能容忍一點天真任性﹖

不堪目睹喲﹐若大的華夏土地上
已不能承載一塊手絹的清白
千年上下都是一幅死人的鐵青面孔
鏡子的表面早已經銅鏽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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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太多戰爭的血污使然
已經不習慣人們身心應有的容顏
是誰用暴力把宗教信仰杜絕
不斷地在毀滅﹐毀滅一切莊嚴

廟宇﹐塔碑﹐凡帶“精神”都搗毀
那傳統的光澤﹑自然的光輝
慈悲王子與和平王子帶給人間的光明
都被指斥為鴉片－－精神毒品

砸碎明鏡﹐這些醜陋的身影
查禁一切書籍﹐封閉一切電臺
杜絕一切能帶來溫暖與光明的東西
以滿足其在陰暗中自行私慾﹗

（七）

但陽光依舊照耀﹐大地的火種
艱難守護在一些高貴的手裡
他們用自己的身軀﹐擋住罡風的狂吹
值得我用一些詩節將他們牢記﹕

有一位老和尚﹐自稱老凍膿
沒有尾隨大批“高僧”去了海外天堂
他只顧慮到苦難無邊的土地
和民眾精神在大動蕩中的需求

在雲門﹐他被打得遍體鱗傷
死去活來之際去了彌勒的兜率天宮
彌勒說接引他的時候未到
還得要與世間苦難的民眾一道

復興宗門道場﹐是他一生的事業
三朝四世﹐漢藏南洋﹐足跡滿山林
開拓宗門的農墾﹐稻田果園
從雲南﹑雲門到雲居道場的荒墟

毒蛇猛虎出沒的山中﹐大眾雲集
文化人﹑政治人﹑無家可歸的傷心人
逃難的飢民﹐信徒﹐搭起竹茅蓬
在禪味中燻照出真如的身心

艱難世事﹐有一位盲眼的學者
他隻身孤傲于崇高的理念－學術自由
拒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前提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他以承載中國傳統文化為已任
博聞強記﹐肩任沉沉﹐體力乏虛
一門心思投注于理念中﹐勤苦一生
著述一生﹐位卑未敢忘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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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女大學生﹐在血光中驚醒
聖火點亮她內心中的良知
和平王子﹐受難王子指引她的方向
留下這個時代最美好的身影

她寫《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
這一團詩歌聖火﹐為一個時代呼喚
身陷囹圄﹐未有半點屈膝
守護住時代最艱難一支火炬﹕

　“你不想再回到奧林匹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樂尊榮﹖
　你不想重新進入神族家庭
　和我們同優游歡樂昇平﹖

　“可以答復你﹐宙斯﹐我不想
　我厭惡你們的歌舞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認為自己是罪人”…

　“人啊﹗我喜歡呼喚你響亮的
　高貴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為一個弟兄﹐我深情地
　呼喚﹐人啊﹐我多麼愛你們﹗”

（八）

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也是
火自身在受禁錮的時候﹐“愛”在受難
一切人類的精神﹐光與熱都在受難
問天問地﹕長夜漫漫何時旦﹖

自然的山岡﹐自然的江河與平原
養育了幾千年來的自然的村莊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四季與旱澇
自然的災害從來沒有這樣驚惶﹗

我不相信什么歷史學家的分析
我有自己的雙腳﹐我有自己的眼晴
憑着詩人應有的直覺與良心﹕
這是一次屠殺﹐有計劃有目的﹗

然而﹐人們啊﹐你們何曾做過主﹖
你們應該崇尚聖明﹐學習智慧
不要忘記傳統﹐不要有一刻離開大自然
天地不仁……一切憑自己努力

冥河上下游蕩的魂靈啊﹐希望
我這些斷續的篇章能撫慰你們的不平
歷史不會記載你們﹐那是帝王將相的東西
估且把我的詩稿折成紙﹐燒成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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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請海神、江神、河神、樹神﹑
山神﹑地神、川澤神、苗稼神、晝神、
夜神﹑空神、飲食神、草木諸神
給冥河中尚未瞑目的魂靈瞑目﹗

願普羅米修斯受難的日子成為過去
願大地從此豐收﹐人民勤勞﹑勇敢﹑智慧
守護住心靈聖火﹐永遠不要被奪侵
願一個年代的所有怨魂得到安息﹗

20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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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讀到林昭的《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中的四段﹐雖然只有簡單
的一些片段﹐也燃起了我血液中沉睡的火（詩句是有全息的﹗）。這
幾日﹐陪伴骷髏﹑鬼火﹑怨魂﹐死亡鐵青色的面孔而筑詩﹐陪伴一陣
陣的淚水……總算對得起林昭的長詩（雖已丟失）﹐對得起五十年代
苦難的魂靈。

希臘古詩人薩福的詩許多只留下片段﹐但很樂意被歐洲後來的詩人填
充。這又說明了詩歌是有全息的﹐象《金剛經》說的“四句偈”。

林昭的詩全篇用意象譬喻（﹖）﹐因為是此情此景﹐我這裡因為時間
的間隔﹐許多東西暗說就不能明了﹐因而更寫實。寫詩的過程中參照
了雪萊拜倫的一些篇章﹐但我更喜歡但丁的篇章﹐因為許多東西還是
很具體的﹐而具體﹐就不宜太飛揚。

內容是生命﹐這也是林昭長詩的精神﹐從旁敲側擊我能感覺其適當的
內容。

我崇尚自然﹐以為火如古希臘神話說的是普羅米修斯從天庭盜給人間
只解了天上的火﹐我更喜歡博物學思維以為火本身源于大地﹐象盧梭
想的那樣﹐這又應了林昭詩句“人們自己也能得到光明”。

遲了半日了﹐我把這篇草稿貼在這裡﹐望大家提個意見。節奏與韻律
上還得提煉﹐但我怕太精細﹐也怕太飛揚了。。。

謝謝﹗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

南方周末　 　2005-04-28 15:31:31

　　1999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应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聘请，出任上大名誉教授兼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先生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4月1日、2日、13日，费老（文中简称“费”）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文中以●表示）长谈三天，在座者包括：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女士，上海大学李友梅女士（文中简称“李”），费老女婿、秘书张荣华先生。
　　本报特发表陈群记录、朱学勤订正的部分录音记录稿，除删节外，尽可能保留原貌。谨以此文，纪念一代宗师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
　　
　　早年为什么倾向左翼
　　●有位朋友问你，中国再要出一个费孝通，还要多少年？当时你很清醒地回答说，50年。有这个说法吗？
　　李：有的。你说你的接班人再要50年才能出来。文章里面都有的。
　　费：我说了？噢……我说接班人出不出来还不知道。变化之后的方向，我说做50年，50年之后出来一个选区自治，从自理到自治。
　　不能一下子过去，这步不能做。我的意思是我搞一个基础。方向是从自理到自治。我想这中间还有一段，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的……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避免一切仪式。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规定的办法做，难得自由的。
　　●您出来搞社会调查，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地跟着您，您自己心里也觉得无可奈何？
　　费：那是当然的，这是不合调查方法的。
　　●先生当初走的是英美实证主义路子，当中一段被那个巨大的东西吸引过去，到那个欧陆的革命啊，左倾啊。现在又回到英美的路上。
　　费：回来很容易，被吸引的时候不容易。有一个tension，张力。
　　●费先生的《江村经济》，50年后应该有个续篇出来。50年后江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可以来补这个课。
　　费：要培养一批人出来。
　　●这个麻雀，费先生50年前做了一次解剖，它变化了，应该再来做一次解剖。
　　费：在看法上应该再提高一步。
　　●我想问，像费达生先生这样宗教般的热忱，您觉得她这种热情来自哪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费：我是瞎说说，我觉得她同她的老师一直有一种感情归宿在里面，后来结婚了。她受《同心结》这本书（是写她的老师）的影响。她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的。她的老师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可是（两人的感情）一直不说出来，不能说，不能表现出来，只有他们两人心里知道。男的后来说出来了，女的一直没有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感情的背后有东西在里面，devotion（献身精神），宗教的devotion在里面。她心里有个图像，就是她的丈夫。她现在穿的衣是她丈夫给她买的，她不舍得扔掉。
　　费宗惠：没有，她现在已经换掉了，您想象丰富。她开始不肯穿羽绒衣，后来我给她买了一件，她穿上了。
　　费：现在她还是这样还在继续研究，有感情在里面的。
　　●那个学校是不是后来的苏州工学院？
　　费：是浒墅关学校，现在并到苏州大学。她还是名誉副校长。
　　●当时那些人实践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非常实在。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讲起，您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您看不惯，庸俗。另外您觉得也有些很好的知识分子，像丁文江、翁文灏这样的人，但是太少，丁文江您见到过吗？
　　费：没有。
　　●他跟您不是一辈人？
　　费：不是一辈，他比我长一辈。我们都是清华的，可是我没有见过他。我完全是民国人，他是前清的。而且我是一个新学派，我父亲带来的新学派，从来没到私塾里面去过，也没念过《三字经》、《百家姓》。
　　●您的文集里面，还有青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小说。我想您青年时期喜爱文学，曾经可能想过做小说家，受“五四”以后左翼文学影响比较大。
　　费：对。郭沫若，那时叫创造社。我最佩服的是郁达夫。我认为他的文章比郭沫若的好。郭沫若我到底是不喜欢的，到后来我们接触很多，我还是不喜欢他。他很低的，郁达夫是高的。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人性的。郭沫若他聪明是很聪明，脑筋很好，但志向不大。郁达夫有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
　　●率真、浪漫。
　　费：是，他是想创造点东西出来。
　　●像先生这一代的人，后来被左翼吸附过去，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跟青年时期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有关系？
　　费：有，要求进步啊。同她们（指陈群）一样，要时髦呀。这都是相同的，可是内容不同了。进步文学，要求进步。
　　●您大哥当时参加革命时是大学生吗？
　　费：是大学生。上海的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大概有五六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的。里面有一个变成国民党，后来做江苏省省长。陆定一并不是这里面最好的。我大哥是带头的。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
　　●后来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对您刺激很深，到1930年代您跟国民党都没有来往。
　　费：我的中学同学都死掉了，都被杀掉的，把他们沉到长江里面去的。
　　
　　“飞机上”掉下来的血人
　　●1930年代您受社会学的系统教育，而且当时下决心到瑶族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这种精神气概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未必有啊。
　　费：那时还是个探险家。我这本有关Park的书要好好看，有很多意思在里面的。
　　●那次您在瑶山受了难，王同惠老师去找人援救，您在山里面困了一个晚上，我看了真是惊心动魄，一个学者有过这种经历！您现在还想得起来，那天晚上，您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
　　费：那次不是在洞里，是在平地上踏上（猎人的）机关，一下子被石头压住，整个腿不能动了，差一点打在脑袋上，我就完了，也就丝毫之差。我大难不死，我的老婆替我死了。这一个晚上，我是痛啊，我不是神圣呐！后来我决心爬下去，她死没死，我不知道，我要见她一面！我自己撑着地这么下来，从山上一半是滚下来的。
　　到后来看见一头牛，我想有牛就一定有人，当时脑筋还清楚，我就守在牛旁边等。
　　●天也快要亮了，您爬了一夜？
　　费：是啊。手腕、全身都是血。跟瑶族人话也不通，他以为我是飞机上掉下来的。他把我背回去，这个人还在，他背我回村子，这个村子现在还在。这家人家还在。背出来……我等王同惠的消息，等七天，真难过。他们瑶族里面有个巫师，他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可以通灵的？
　　费：是，他每一条路都在心里面跑一跑，他说王同惠在水里。我做梦也做到“志在水中”。变了个迷信嘛。后来，找了七天，在水里找到。这七天不好过，我想死了，没有希望了，我身上带了药的，什么药我都吞下去了，我想死了算了。药全部吞下去后，还有一瓶消毒的酒，我也全喝了，结果全吐出来了。
　　死不了，我就决心活下去，走出来。她是在山涧里找到的，现在安葬在北京人民公墓。这里面故事长了，你们可以当故事来听，我都没有写出来。这样，一个死人，一个活人，就出来了，他们开山开出来的，根本没有路。
　　●披荆斩棘。
　　费：出来到桂平，接下来都是奇遇。来了个燕京的老朋友，他自己从广西赶来，他叫黄石，是个怪物。燕京大学分两种人，一种是纨绔子弟，有钱的。还有一种穷的，不住在普通宿舍里（两人一间房，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不交费的，住在阁楼上，黄石就住在阁楼上。他是个奇奇怪怪的人，很有义气。他从广西赶来，把我的事情都包下来了。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广西给了我一笔抚恤金，我交给他，让他处理我爱人的身后事，我是不能动的。后来，又来了一个东吴大学的老朋友，叫孙宝刚，是个民社党，是张君劢传给他的，他参加第二国际的。他跟我在东吴大学同房间的，我有一篇文章《64号的早上》就是写我们的事。我们当时搞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通过恽代英、萧楚女。
　　●都是留法的学生。
　　费：到我们64号来。孙宝刚当时同张君劢在广东的一个什么学院，知道后赶来桂平，他把我背出来，顺着西江坐船到广东，他照顾我从广西一直到梧州，送我到了医院。大概路上耽误一个月，痛得还要厉害咧！当时到广西大学，这些都是跟神话一样的，有个叫马什么，很有名的，送我到医院。医院里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物理学家，我们认识的，他知道后来看我。之前不久，广西大学出了一个事情，一个化学家在试验炸弹，他爱人开门进去，他一抬头看见爱人，手一乱，炸弹爆炸，看见爱人炸了，他一下子就跳楼，也不想活了。他跳楼摔伤，来了一个土郎中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了。我去了，他们就叫这个土郎中来看我的伤，我和这个化学家情形一样的。他看了我整个身体，说不要紧，要把我的骨头拉出来，拉得出来就好了，可是你得忍痛。这个拉可是痛得不得了。他有武功的，有力量的，可是拉不出来。他说那就出不来了，到现在还是这样呀。他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痛了。他给我吃了一粒红的药，说“吃了之后不要紧的，你还能活的”。
　　然后，又从梧州到广州，到广州送到仁济医院，他们用外国办法，开刀。开刀搞了半天也拉不出来，只好放弃。在广州养了半年，到上海又看了个有名的骨科医生，他说你前面的医疗都对的，只能这样了。他出了个办法，在鞋里放了个东西，走路可以好一点。靠这个东西，我到英国去了。从广州到苏州，到开弦弓村搞江村经济还拄着拐杖。所以我决定把这个事做到底。我“丁集”里的第一篇文章，观点还是对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把基本的社会组织搞出来了，我也没有老师教我，无师自通。
　　
　　去英国：从人类学到社会学
　　●当时到英国是庚子赔款去的？
　　费：是。我是清华的关系。Park来了之后，我们分散到下面。我毕业后被送到清华去了，学人类学，什么是人类学我们也不懂的。Park是人类学出来的，他的实地调查的办法是人类学里出来的。人类学在中国只有史禄国。史禄国这个人讲起来也很有意思，他是个俄国人，是个帝俄时代的年轻人，还没有打仗时，他到西伯利亚来调查。他这个人知识丰富，什么都懂，受的是德国的大陆式的严格训练。他的家庭不错，是俄国的上层，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
　　Park提出来要在生活里面出学识，生活里面出理论。实际调查最好是人类学。Park的女儿也是学人类学的。这条路讲起来长了。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社会学和社会活动家是不同的。
　　社会活动家他们讲不出道理的。李：这个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费：吴文藻想派学生去学人类学，作为基础。我认为李安则作为一个学者是成功的，他后来搞西藏，叫边镇学。当时，史禄国是人不知而不愠呢，没有人知道他，不懂他。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时，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了，突然面孔都变了，同我们一样，他就回不去了。后来他被派到海参崴大学，东方大学，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被流放到中国。到了上海，傅斯年把他挑了出来，可是没有人懂他。是宝贝咧！吴文藻的主意，他要培养一个人类学出身的人，从头开始。于是找史禄国，他很不容易找，他先在上海后来到清华，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也复杂得很。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的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就把我送到史禄国那儿。史禄国要我受欧洲式的训练，开了三门基础课，体质人类学、语言、文化。体质人类学是先学动物学，清华有个很好的生物系，生物系里面有一间实验室，很漂亮。整个房间都是死人骨头，成天摸骨头。研究history　of　human　body（人体的历史），真的下工夫的。我用一年的时间念完。我的生物基础本来有的，谈家桢曾教过我的，我当时在东吴大学一年级，他是四年级，他给我们批分数。在清华，有两门课没听懂，一个是胚胎学，就是发生学，现在来看是个生物工程。他给我受的是很优秀的训练。他（史禄国）有道理的。讲到语言，符号学用到社会学里面，我没有兴趣，他的意思是叫我进语言（符号学）这条路，这里面可以发展很大。这里可以跟Park的东西连起来，Park有两层，从Symbiosis（共生）到Consensus（共识），共识就是language　communication（语言交流），人类学的开始。
　　李：以后要研究社区，“共识”很重要的。
　　费：共同语言，大家说共同语言。我这本《补课札记》里面有一段是讲Park和Thomas（威廉·托马斯，美国社会学家）的关系，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人同人怎么结合，要共同语言的，所以Park说“找到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了”（a　man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myself）。这一段我强调了一下，其实社会学的关键在这儿。光是一个生物不行，还有共生的东西在里面，从history　of　human　body（人类身体的历史）到language（语言），language就是符号学，大体我的思想里面要发展这一部分，我也没时间了，还在做。
　　●在清华跟史禄国受训练是几年？
　　费：两年。他对我好极了，应该说他救了我的命。他特意给我做了一双靴子，为了我的社会调查。
　　费宗惠：没有这靴子，他的脚就完蛋了。
　　费：他有经验，他自己去瑶山调查过。这里面又复杂了，靠吴文藻同张君劢的关系，再联系到李宗仁，否则进不去。完全脱离政治是不行的。到广东把《花篮瑶社会组织》写出来，现在我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从家属出发，从亲属关系到民族关系。
　　李：费老后来很多思想的源头都在这篇文章里。
　　费：苗子都在这里面，所以这篇可以好好看看。
　　清华有一笔钱可以送学生到外国留学，要考得好才行。
　　●是庚子赔款的钱？庚款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学的骨干。
　　费：是。要公开招考的，我是考出来的，要成绩优秀才可以出去。考两次，笔试和口试。我保留我出国的权利，先去搞社会调查。史禄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他的学生出去，不能给他出洋相的。所以他说，你要出去，要写论文，论文的资料必须在中国弄好。苏联崩溃以后，我到英国去，他的一个老朋友说，史禄国恢复名誉了。他还是记得我是史禄国的学生咧！所以，我是靠老师的牌子啊！
　　我准备出国，回到苏州休息，准备出国事宜。休息期间到江村去了，所以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本没有打算在江村做调查。从上海到伦敦，一路上时间不少，我把它写成初稿，带到英国去了。到英国，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生菲斯接待我。当时他（马林诺斯基）在美国开会，他是伦敦大学的代表，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吴文藻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也去了，他们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是一家人。马林诺斯基当时还没碰到我，吴文藻讲给他听，他有个学生到英国，马林诺斯基心中有数了，否则我不会碰到他做我的业师。
　　伦敦很潮，对我的伤不利。菲斯叫我先多学英语，在英国要一个老师承认你是他的学生，这不容易。菲斯只是我的reader（读者），他问我准备了些什么东西，我把瑶族的东西拿出来，又把江村的东西拿出来。当时人类学正发生变化，从研究原始民族到研究发达民族。
　　李：他们学科的发展到一个阶段了。
　　费：他一看我江村的东西，正好对上，他叫我不要去搞瑶族，搞江村。我起来也是靠这个变化，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他们变，正好我碰上。后来菲斯的方向也变了，他到马来西亚，研究渔民。他本来也想跟我到中国来。所以，菲斯是我的director（指导）。后来上马林诺斯基的课，课后叫我去喝茶，英国制度喝茶很重要的。喝茶时，什么也没问，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普通人家，10个先令一星期。他一听，叫我搬家，（房东是）一个英国人类学家的女儿，她嫁给一个军官，军官死后，她的pension（抚恤金）很高的。
　　李：一战死掉的人，国家给的抚恤金很高的。
　　费：她是个年轻寡妇，没事做，就往来于文化界，马林诺斯基同她很好，叫我搬到她家里面去住。在我之前住在她家里的是尼赫鲁的女儿，后来做总理的英·甘地。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她规矩大得很，马林诺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闻闻英国上层的味道。我很不适应，她要我一道喝茶，一道吃饭，她的客人来了要我坐在她的旁边，闻一闻咧！我那时年纪轻，只有二十五岁，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可是，有一次不行了，她叫我穿礼服参加party（晚会），我没有礼服就没有去，她就对我大有意见。后来，打仗了，我同老师说不一定有足够的钱，于是他同她说了，把我放出来了。
　　●那时一个庚款的学生一个月是多少钱？
　　费：100美金。大概40多英镑。够用了。礼服，我不会去，乡下人。我最怕同老太太讲话。
　　●您说的是美式英语还是英式英语？
　　费：我去的时候是美式英语。马林诺斯基的seminar（讨论式课堂）里面什么英语都有，非洲、亚洲、美洲，是个international（国际化）。
　　《江村经济》就是在伦敦写的。李：发表也是先在英国发表的，1980年代才翻译过来的。
　　●但八十年代英文版在中国的社会学界……
　　费：没有，我是记得没有。
　　●那么1949年以后有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费：没有。没有到中国。所以我学的东西，在外国比中国响啊。
　　
　　回国：省下旅费做研究
　　●您到英国的时候是哪一年？
　　费：1936年。后来回来就到云南搞云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禄村农田》），这个是马林诺斯基起的名字，本来是想给我的《江村经济》起的名字，后来说不要，等你回去再写一本叫Earthbound　China。earthbound是被土地束缚住的意思，这个很难翻，不是中国人的英语。
　　李：我法国的老师写的是《被封闭的社会》，是写被一个深层次的关系给束缚住的社会。
　　费：《乡土中国》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是最近的事，没有多少年，我给它起的英文名字是From　the　Soil。
　　●到了西南联大，燕京和清华的隔阂打消了吗？
　　费：燕京已经不是燕京了，燕京是外国的东西。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中国的，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吴文藻很有用心，他到Oxford（牛津大学）去一趟，与路德林赛见面，路德林赛与中国很好的，他们带吴文藻去看伍尔梭斯大学，他想把他们的制度学过来，New　Tutor　System（导师制），但是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王秀———我现在是说闲话———顾毓王秀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我的看法，他一直想自己独立出来。所以他想搞一个英国的Tutor　System。后来胜利以后，要派一个中国代表驻日本办事处，这个代表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后来到台湾去了，他把吴文藻带去了，先到重庆。他把我们丢下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依靠了。这一摊都丢给我了。
　　●这反而成全您，让您独立创业了。
　　费：给我创业，但是这个station（基地）不能继续下去。他是教授，我是做研究的。我到了昆明后，先管这个系，我最好的一个助手张志毅，我培养了出来，他是个大学毕业生，云南三村里面有两篇是他搞的（易村、玉村）。魁阁是最成功的一个。我培养的人，一个张志毅，还有一个史国茂没听我的话，我给他出书，什么都弄好了，弄他到哈佛。哈佛里面有个Business　School（商业学院）的头头叫艾顿·梅约，这个梅约，最近我和方丽丽一道写的，大概下一期发表。梅约是Australian（澳大利亚人）。
　　李：梅约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始者。
　　●当时您在云南的时候，燕京还在北京？
　　费：燕京还在北京。司徒雷登去做大使了。你们历史知道一点，吴文藻到了重庆，我在云南没有用云南的钱，也没有用燕京的钱，用的是中英庚款。所以我的爱人很生气，人家工资都很高，我是没有工资的，拿津贴。我在英国早就准备回去不要钱，我想回去要打仗嘛，我要做研究，在英国的时候，100美金一个月，我可以积不少钱。回国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笔回国费，叫我坐二等舱，当时是70多镑，我想了个办法，坐四等舱，16镑就回到上海。我就拿这笔钱来做研究费了。在路上碰到一批温州人，温州模式是从这儿开始。温州人同我谈得好极了。他们讲给我听，温州人那一套，为什么到外国去，出去之后怎么样，他的思想讲的很清楚。回国之后没有同他们发生直接关系，但这一段的历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华侨厉害，我寄托希望于华侨。将来，华裔要发生一个大作用。中国自己被earthbound，一开放就出来了，你看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华裔。我相信中国有人才资源，可是没有发展人才的条件，因为earthbound，一旦一不bound他就出来了。这一次我们能复兴华侨力量很大啊。
　　●改革开放，这么多资金进来，华裔作用很大。俄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一点。
　　当时的政府也怪，您不拿工资，您拿庚款做研究，政府就不给你开工资了？
　　费：不开了。我的老婆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寄托在云南大学……后来，到美国去一趟，《初访美国》。同杨庆又见面了，他和我都是Park的学生，关系都连起来了。
　　（此时费孝通姐姐从浒墅关来吴江，两位九旬老人拥抱，互叙亲情。）费：她们一起到浒墅关。潘光旦的夫人是浒墅关的，同我们都熟的。我一个舅妈在浒墅关做事情，她们是同事，你也不知道的（指费宗惠），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这个舅妈很喜欢我的。舅妈的历史也很有意思，我的舅舅在清朝的时候，演旧戏，戏里有个情节，是一刀捅在心口，结果真的被一刀捅在心口死了。我这个舅妈对我很好的，很喜欢我。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小的历史影响很大。我在Park里也讲的，离开这些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
　　●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美领馆到西柏坡
　　●您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从云南回北京的？
　　费：这里面出来闻一多事件。
　　●我就想问那段时间。
　　费：我开始出访美国，这是罗斯福想出来的，他想请中国十教授访美。费正清的夫人是管我们的，我跟费正清的关系是从跟他夫人的关系开始的。
　　●当时，罗斯福邀请十教授访美，可能也有意识地培养国共之间第三种力量。
　　费：不管怎么样，清华大学是美国人庚子赔款办的，同化知识分子他要找一批。蒋介石很厉害，这方面他还很开明，让各校自己推选。我的校长是熊庆来，吴文藻正好走了，当然轮到我了，云南大学要找一个讲英文，外国人认识的，只有我了。我同台湾太平洋学会，它本来是个进步团体，后来变为麦卡锡主义，反华了。出去之前，要我们到中央训练团去训练一番，我抗拒，不去。弄得很尴尬。美国支持我。美国领事馆都是我的熟人，后来闻一多事件，我还躲到美国领事馆。
　　●闻一多事件还波及您啊？
　　费：已经上了黑名单了。当时布告都贴出来的，也到我们家里面来的。
　　●那时侯，您———费宗惠已经有了？
　　费：有了她。
　　费宗惠：当时我还有一点点印象，特务戴着黑眼镜。
　　费：特务在云南大学靠近我们宿舍的围墙上打了个洞，预备随时进来。那时我已经去过美国一趟了，我同美国已经建立友谊了。我、金岳霖两人同费正清夫人很要好的。从美国回来加入的民盟。罗斯福还是发生作用了，他要搞一些民主倾向的。
　　●我还看了您对“二战”胜利的性质的理解，您说那是平民的胜利，您那时的文章写得很好。
　　费：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
　　●您那时的时论、政论写得好，有点像Park所说的Big　News（大新闻）。
　　费：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今天看来，您还是对的。
　　费：我一生超前啊……
　　一直到西柏坡，我去参加。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
　　●您的变化是从那时侯开始的？亲眼看到他，觉得他有魅力。
　　费：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
　　●您应该既见过毛泽东，又见过蒋介石？
　　费：当时初访美国时，不是叫我去中训团嘛，我本来不去，后来讲价钱，我去一个星期，到一到算了。那么，这一星期里面，他（蒋介石）请我们吃饭，跟我们谈话。他问我，费先生读什么书呀？我说我读我这一行的书。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我说我中国东西不通。我不要拉他呀，我根本看不起他。因为从我大哥开始，都是反国民党思想，吴晗、闻一多同我们都一样的，反对做官的。我们当时都讲清楚的，不为做官，回来教书，知识分子要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所以我一直到最近退下来，才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
　　●对蒋介石的个人印象怎样？
　　费：他就是个流氓，上海的黄金荣。是个厉害的流氓，大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孙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没用上。
　　●在西柏坡住了多长时间？
　　费：一个多月。
　　●参加民盟是怎么回事？
　　费：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成了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是人家封我的，我当时说我们不要设党的。民主教授是学生封出来的。
　　●那时侯民盟主席是沈钧儒。
　　费：我跟他们没关系。我只跟潘光旦、闻一多一起。我常到潘家去的，其他人我不管的。吴晗的爱人是共产党，所以吴晗是民主人士里有共产党倾向的。
　　●闻一多的案子，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底下的特务自作主张杀他的，不是重庆的高层的决策。另一种说就是蒋介石下的命令。
　　费：我想是底下人做的，没必要嘛。我跟民主党派，他恨我们，他们也看出来失民心是从知识分子失的。
　　●失民心有几条：一是腐败……
　　费：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腐败，到处都腐败。
　　●还有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费：他们失人心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我们这批人就闹，我也从这里面出的名。
　　●那时章乃器、罗隆基……
　　费：我们都不是一派的，他们是民盟里面另一派。
　　费宗惠：民盟里面也很复杂的。
　　费：一种就是要做官的，罗隆基是两派之间的人，我们这一批人是不要做官，要民主，要议政。张澜、章伯钧都是想执政的……
　　●我想1945年不光是先生的一个高潮，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高潮。1945年如果政协不破裂，联合政府得以成立，后面的事情都可以避免了。1945年真是一个悲剧，那时清流也起来了，老百姓也信任他们，美国也支持他们，那个时候形势真好，很可惜，就错过了。
　　费：当时想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承认蒋介石的政权的，不是要革命推翻他，只是想要他好一点，不要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口号，很具体的，青年人跟我们走。
　　●那时跟胡适有交往吗？
　　费：胡适只是认识，到美国见过。他已经从大使退下来，他是大隐隐于市，隐居在纽约。我到他家里面去吃过一餐饭。
　　●那时学潮迭起，学生跟着这批民主教授走的？
　　费：我们的力量在学生里面，学生把我们捧出来的。实际是共产党在学生里。
　　胡乔木先到清华的，云南大学也有很多，但云南大学不重要的，西南联大很重要。
　　●先生对罗隆基的印象？
　　费：他是想做官的人，政治兴趣很浓。是中国传统的……
　　●学而优则仕。
　　费：想执政的。我们是想影响政治，听我的话。冯友兰也是这样，为王者师。
　　●那个时候民主教授起来抗议国民党，跟抗战以后教授们生活状况恶化有没有关系？
　　费：有关系。我们穷得要命。我为什么写文章？家里面米不够了。我是摆摊头写文章。云南大学下面有个茶馆店，我就坐在那儿，这不是摆摊头吗，他们都到那儿来找我要文章，当天拿去，第二天报纸就出了。以稿费维持生活，薪水一半不到。最苦的时候她（费宗惠）来了。这段时间写的文章还不错，有活力。
　　这一批知识分子我们都认得的，同学啊，朋友啊，讲得通的。
　　●那闻一多来往多不多？
　　费：闻一多都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
　　●当时去西柏坡是怎么一个去法呢？
　　费：这个内幕不知道了。被挑的人，我、雷洁琼的爱人、张东荪……
　　●张东荪那时候跟共产党的上层有联系的。
　　费：他是政治活动家。
　　●那时你们在哪儿？
　　费：在北京。闻一多事件之后，差不多杀到我了，美国领事馆把我救出来的。领事馆的车子开到云南大学来救我，车子一开出去，特务就到了家里面了。我是到校长家等一等，东西都给特务拿走了。发生事情的前几天，美国领事到我家里面来，我们都很熟了，他跟我说危险，必要的时候会派人来找我。
　　费宗惠：我看美国领事馆跟共产党的学生有联系，要不这个信息怎么过去的。
　　费：是我叫我的学生赶紧去领事馆报信，马上汽车就来了。我先抱了一些东西到校长熊庆来家躲一躲，我是从校长家上的车，再把她们两个救到车上，到美国领事馆。住了好几天。这个讲起来又复杂了，美国里面又分裂了，两条路，领事是站在史迪威将军的路线。
　　●就是对国民党很不满意，保护民主教授。
　　费：司徒雷登是我的老师，他是我和王同惠的主婚人。所以都是帮我的。但是美国的国务院不支持。后来，这个领事被开除，我第二次到美国去还碰到他。后来，国民党又到梅贻琦家里找潘光旦，梅贻琦一看不对，赶紧去领事馆讲，领事馆又重新叫我们进去，进了两次。后来还是司徒雷登出来同蒋介石讲“这样不行”。蒋介石说不是他的命令，耍赖了。后来国民党教育部有一个潘光旦的朋友，他派人把我们从领事馆接出来。接出来到了南京，潘先生有人招待，我没有人招待呀，一下飞机，不知到哪儿去。正在犹豫，出来一个人，是个民主斗争的时候帮我们的同情者，我那时也胆子大，就跟着他走了，住到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旅馆。这个人实际上是共产党派来的，他一直等在那儿。然后就到英国，本来是要到美国，但当时美国杜鲁门上台，费正清的爱人说到美国去不行了，她想出办法，到英国去，作为distinguishguest（杰出客人）到英国，呆了一个季度，英国战后穷得不得了，所以写了《重访英伦》。她们（女儿和妻子）在浒墅关。我回来后就到清华大学。然后从清华到西柏坡。
　　
　　要哪个大学我给你哪个
　　●上次在吴江谈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这段脉络基本上谈得很清楚了，接下来是否可以顺着历史的脉络自然而然往底下继续说？刚解放的时候，给您安排的什么职务？
　　费：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我的生命路线的选择，不是我选择的，是共产党决定的。向哪一条路走？当时有好几条路呢。一条是做教师，在清华是我做事里面生活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待遇啊、条件啊都很好，朋友很多。当时彭真与李维汉争我，彭真想给我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职位，后来李维汉把我要去了，他是统战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义时被称为“罗迈”，他权力很大，总理下来就是他，他是总理的秘书长。我本来是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后把我调到民族委员会。
　　●从文委到民委？
　　费：对，这是一个大变化，这决定了我不少事情。
　　费宗惠：1950年到中央访问团，1951年脱离教职。
　　费：先是做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正团长是刘革平。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夏康农。我们是西南访问团，在重庆碰到邓小平，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他人很不错的。在西柏坡时没有碰到他。我分管贵州，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搞人类学的嘛。他因为我懂一点民族，需要一个人搞这方面的事情，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同李维汉处得很好的。他是赏识我的人，知识分子是要别人赏识的，李维汉是共产党里面第一个真正赏识我的人。这一直影响到我后面一些事情。我的仕途就这样开始了。我讲讲我的政治历史。最早开始是在西柏坡，那时民盟里面同我比较熟的是张东荪，张君劢同我很好的，但他是民社党。我觉得民社党不好，我要留在民盟。在民盟里面，我和张东荪最熟。
　　●我这里插一下，张东荪的案子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把他说成是个特务？
　　费：当时不知道。
　　●现在平反是平反了，他的集子也出来了，但当时怎么会弄得这么厉害？
　　费：这个我不懂。
　　费宗惠：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小时候看到过张东荪，长得瘦瘦的。
　　费：他对我不错的，但我不太买他账。我在燕京大学时旁听过他的一门哲学课，我听不出什么道理，到考试的时候，他给我70分。我没有70分的记录的。我是记得他的账的，他如果给了我90分，我就服了他了。这很有意思。他同我一直不错的，我到西柏坡去，就是真正成立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就是这时写的。他带我一同到西柏坡。
　　费宗惠：怎么会找到你呢？那时民主教授很多的。你看雷洁琼是因为她有一段对抗国民党的历史，你那时要不就是因为在云南上黑名单的事？潘光旦没去吧？
　　费：没有，储安平想去没有去成。他还怪我怎么不叫上他。他也不知道内幕。但我们知道背后肯定有一套东西在运作。
　　储安平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他在上海出了事情就躲到我家里面。他还说我，为什么不带上他？
　　费宗惠：我也一直疑惑，为什么会找上爸爸？不找你的话，又是一个情况。
　　●不找他的话，一辈子就是做一个教授。
　　费：是。这是我的第一次变化，第二次就是李维汉把我挑出来。后来第一届政协我参加了，再后来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参与写宪法，这都是跟李维汉的事情。我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他是带队的，还有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井耀，加上我，一共四个人。
　　●那很奇怪，当时比费先生更有知名度更有影响的人还大有人在啊。
　　费：多了。
　　费宗惠：是不是分批去的？
　　费：对，是各个地方分批去的。香港也进来一批，我的大哥哥从香港接的他们，先坐轮船到东北，再到西柏坡。我们北京的人就四个。那时北京周围都解放了。
　　●那您跟储安平的关系很不错吗？您那时发的很多好文章都发在他的《观察》上，那时文章写得真好啊！
　　费：我跟他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我从英国回来到北京，储安平是潘光旦的学生，他去找潘光旦要办《观察》杂志，潘光旦说找费孝通吧。这样他来找我。我那时有《大公报》，还有我哥哥费清办的《中国建设》，我有两个杂志咧。本来是一报一刊，这样就一报两刊，加一个《观察》。他还是很厉害的，是个Manager（经理），他懂得市场，很精明。
　　他在北京的支持是我，我是支持他的，我写文章也是（挣）我的生活费。他这个Manager很阔的，一点不吝啬的，他懂得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呐！用金钱来交易，物质、精神双方都有。我们结交之后，每个星期都有我的文章。有好多我都不署名的。
　　费宗惠：不署名的都没找着。
　　费：是，你们不知道。我从英国回来，田汝康在那儿搞一个援华协会，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办的一个很出名的杂志叫什么马丁，他们有一个圈子，田汝康和他们接头的，我第二次到英国就住在田汝康那儿。帮助中国最厉害的是路德林赛，后来我到他家里面去，他带我参观议院，他是上议院的。他们这一批英国的援外派当时也很赏识我，每个星期，把英国主要报纸内容复制下来寄给我。所以我的信息资源快，人家都没有这个资源，用航空信寄到我家里。我的笔也很快，来了就写。我的看法也代表他们英国那一派的，左派。英国左派主要是费边社、韦伯夫妇等，我是伦敦school（学校）出来的，有这批人捧我，给我资料，这个很重要的。后来美国的Time（《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说我是中国最厉害的Columnist（共产主义者）。我在外国的地位，光靠一个人类学，我的老师的知识还是不行，还有一个政治力量支持我。到了解放之后，我在外面的这个力量逐步消失了，一直到现在全部都完了。
　　●当时储安平跟您是一个什么状况？
　　费：他当我是他的最大的助手了嘛。
　　●您是他的撰稿人。
　　费：实际我们很熟了，我也很信任他这个人，他的观点同我一样的。他也是伦敦School的。
　　知识分子队伍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逼上梁山的。他上海呆不住到北京我家里去了，关系到什么程度，很深的。搬到北京之后，解放之后，还是继续维持这种关系。当时比较倾向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都被我领过去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对我很好的，他这批我都熟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都熟。他们因为我是党外接近共产党的人，所以对我都特别好。
　　李维汉把我拉到民委去，所以抗美援朝，我都没有参加，我都到少数民族地方去了，两年。贵州呆了一年，回去之后我同李维汉说我还愿意去，他说，“好，你信任我！”我就又到了广西。算是中央人民政府派的，因为李维汉是中央秘书长，中央访问团是李维汉掌握的，把这批人放出去研究民族问题，背后是总理。总理同李维汉的关系很密切。到了西南就见到邓小平了。
　　●当时邓小平是作为地方长官见你？
　　费：他请我们吃饭，开西南政务会议也请我们参加的。我觉得邓小平一直很厉害。我们大家的民族观点是强调民族的差别，不要一样待遇，要承认少数民族同汉人不同。他加了一句“不要强调得太厉害了”。他这点看法还是厉害，同当时的思想，当时有一种风气是少数民族自居，他认为要摆稳，汉族还是主体，要摆稳民族关系。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他同我讲这个事情。
　　●那么1978年他复出再起用您的时候，他还记得不记得这件事？
　　费：他当时想留我在西南，中央访问团要结束了，他同我谈的，“你不要走了，你要哪个大学，我给你哪个大学！”当时有个华西大学，他想让我去做校长。李维汉不同意，要我回北京。但邓小平复出，他没有提过这件事。
　　
　　社会学没有一级教授
　　费宗惠：回到北京就到民族学院了。西南一跑回来，就开始筹备民族学院。
　　●当时院长是谁？
　　费：乌兰夫。
　　●那当时民族学院的地位要比现在高。
　　费：那是第一的，说起话来可以通天的。
　　费宗惠：民族学院的学生都是各个地区来的，学生待遇比其他学校的待遇高得多，全部国家包的。
　　费：这里有个小插曲。1952年要院系调整，1951年就提出来了，是陆定一讲出来的。他说都是你们反对，所以推迟了一年。他到清华，我是带头反对。1952年他们决定了，早就不想要社会学了。当时教育部的钱景瑞（音），他说教授要排级的，我们这批人应该一级嘛，钱伟长一级，我同他应该一样。可是他说社会学不能给一级，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二级教授。
　　费宗惠：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就取消掉了社会学。
　　费：我的薪水为什么比钱伟长少一点，就因为这个。最近统战部要给我恢复一级教授，我说算了，二级很好，我这个二级教授出去，人家说中国水平高啊，像我这样的还是个二级教授。我说旧案不要翻了。
　　●就这样您就做民院的副院长，实际上主持工作了，乌兰夫不可能管那么多。
　　费宗惠：刘村（音）管行政，爸爸管教学。乌兰夫之后是刘革平当院长，其他的像夏康农都是后来来的。
　　费：我在民族学院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一批教授，他们不知道要找谁呀，那么我开单子要，通过中央的力量，把历史、语言两门打稳了，到现在还靠这两门，这两门最强。当时要教授还要搭几个人，搭两个社会学的。当时专门攻西北的历史、东北的历史、西南的历史都有人的。可是请了这么多好教授来了，没有人愿意讲中国民族史，这是一门基础课。没有人愿意讲，他们说没有学过。只好我上台，我很用功，看书啊，搞出一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出来。讲了大约一年。不过我的讲稿现在找不着了。
　　费宗惠：多元一体是到80年代才写的，那时留在脑子里头没写出来。
　　费：1952年之前，我和钱伟长在清华一个管文科，一个管理科。
　　●您在上海大学讲过，你们俩搭配得很好。
　　费：还有一个教务长是周培源，头头是叶企孙，他是个好人，是被人害死的。
　　●实际上1949－1952年是在管清华的事。
　　费宗惠：从1952年以后到民院，民院开始建起来了。当时在搞基建，所以1952年在城里住了一年。
　　费：房子盖好，教授找好。总务长是个老红军，吴家兵（音），真正的长征干部，他是个好人，典型的红军。
　　●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是什么时候？
　　费宗惠：副局长和民委副主任基本上是在1956－1957年这一段时间。
　　费：是，一年连升三级，红得发紫。
　　●民委副主任相当于副部级？
　　费：我在专家局时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李维汉说就是你提出之后，里面觉得要搞知识分子问题，搞大了，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费宗惠：其实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就提出了，在清华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才是公私合营。肃反－改造－合营是这么一个过程，你把时间弄颠倒了。你再提出知识分子问题那是后来的事了。他们说你是改良主义。
　　费：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
　　
　　大哭一场，大笑一场
　　●我们从头说起。从19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第一步是从思想改造开始，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费：我也要改呀，心悦诚服，而且觉得很懂了，应当怎样说话，怎样批判，我有一套东西的。我要做样子出来让大家都这么做，示范性的。这个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有罪的，我对知识分子不起。
　　●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时候，那是反过来帮知识分子说了一些心里话。
　　费：在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时候，我是客观主义。知识分子到底什么样？我是专家局的副局长，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其实他想出来，就是要搞知识分子。所以是我向徐冰讲的，他没想到知识分子要搞，是我提出来的，我就明白里边提出来要搞知识分子。我要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我感觉到知识分子是个问题，要研究，那么我自己去研究，写了点东西，有一点儿出来了，到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客观存在的样子，我摸出来了。我对知识分子也看穿了，没有多大本领，都是假的本领。自己吃饭的本领有，真的要管理世界的本领没有。那么再下去，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是主张慢慢改，要同马克思主义合流。
　　我以为会听我的，周总理对我还不错的，我对他们有影响。我准备真正的走合理的改造道路，改造是肯定的。
　　●但要温和地、渐进的改造。
　　费：渐进的改造。其实还是西方思想。
　　●所以把你打成右派，你是很意外的。
　　费：是很意外。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红得发紫。所以宣布我是右派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大笑一场，解决了，我懂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情。
　　●您是在1957年的下半年，大哭一场，大笑一场？
　　费：是。就是那一天，回到民族学院，宣布我是右派了。他们也很复杂，决定我是右派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一直帮他们的。他们后来也承认，统战部后来帮我的人不少，李维汉帮我的，到后来也是他把我弄出来。所以我受的罪不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的开始。我开始还承认这个方法不错，思想改造的方法，1957年的时候我很同意他这个方法。
　　●打成右派的时候，没有把你下放到北大荒这些地方？
　　费：没有。待遇还是一样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是真的，不好受了。思想改造我还是接受的，仅仅是两方面合作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现在觉得不太好，知识分子旁边的人呐。
　　
　　“是士，是玉，不是石头”
　　费：我对这个队伍看不大起。但也没有垮，那时顾颉刚等人还在。真的像顾颉刚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多了，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
　　●那您这个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对当时您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他们都是很浮夸，不脚踏实地。
　　费：不是浮夸，是庸俗。不可能靠这批人。
　　●那这个看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费：这个我要慢慢想。因为我是实地调查的人，我接触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识分子，我看穿了他们。
　　●这可能跟费先生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关系。总是脚踏实地，经常要走出书斋到民间去，看看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是一个贴着地面步行的人。一回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大学里面的夸夸其谈的教授，他们讲的根本不是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又觉得他们争名争利，所以您会说他们庸俗？
　　费：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那您是在1949年以前就有这个看法，在民盟活动期间就有这个看法。
　　费：是的。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到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我认为他有点本领的。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批人太少了。
　　●您也是这个看法？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二三十年代就这么几个知识分子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
　　费：都没有本领。在外国没有学到东西，回来骗人哪。
　　●我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先生您差不多，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是很庸俗。
　　费：庸俗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部分。现在我又有个想法，我讲讲最近我的变化。前面的事情我还要同你好好讲，我现在身体不行了，老了，要用你的笔来写了。最近我搞了一个题目，石头变成个玉，石器变玉器。
　　●磨石成玉。费：石器是一样的，可是只有玉器才能救中国。可是玉器是怎么从石器中变出来的，这又是一个文化的大变化。最近我讲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一个君子论，孔子讲的：君子也，非小人。后来变成士。这个就是石器要变出一个玉器出来。这个思想就是要超出原来的一般的东西，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有几个考古学的朋友，一起研究一下中国玉器的开始，怎么出来的，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很厉害的。理呀，讲理，理出来了，更高贵，叫elite（精英），人里面也有elite，一直到现在，“领导”这个意思外国没有的。
　　●领导也就是精英。费：我觉得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出来一些精英主义。组织起来是新的，这实际本身要搞个精英，但这个精英要真正是玉才好，但都是整个玉不容易。现在是石玉不分，没有变成玉，叫这个名字不行，真正的中国社会是靠这些分化，一个质地分化一个事实分化，分出一部分从石头里面变出一个玉，从石制的，经过工艺再变成elite，再深一层，就出来中国文化的精华了。中国真的做文化的是这一批人。这个思想我慢慢发展。
　　●上午陈群提到的一个问题，她说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当初在日本学成回国，马上把她学到的东西跟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她全身心投入，您曾在《复兴丝业的先声》中说她“除了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之外，是没有凭借的”。她问费达生先生的这种宗教情怀是哪里来的，我说下午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问费先生。我觉得那一代精英有这个东西？
　　费：这是变精英的过程里面的因素。
　　●你说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但是“五四”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些先进的人是有宗教的，有这种宗教般的热忱。
　　费：像顾炎武等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东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费达生先生的资金从哪里来的呢？费：她推广的是技术，真正懂的是她的丈夫，后来嫁给他。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像晏阳初、梁漱溟，还有费达生等，无论你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学到的东西，你不是在大学里面骗人，而是拿下来，到民间去，给民间增加福利的这一批人，这是我很佩服的。
　　费：这就是士，是玉，不是石头。
　　●但当时像这样一批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让你产生庸俗的看法。
　　费：就是我摸出来的绅权。这一条线后来不许我讲了。若再发挥下去，这一套就来了。
　　●其实这个绅权是应该伸张起来。
　　费：美国有人批评我，为什么乡村工业这一路长出来，绅权那一面没有长出来？我其实准备做这套东西，但后来封闭了整个这套东西。
　　●那就是说，二三十年代你曾经提出过中国不光要有民权，还要有绅权？
　　费：绅权不光是要有，本身中国文化里面有这个绅权。皇权、绅权、民权都有。
　　●就是说这三种权都有，才有一个合理的结构。绅权这个思想很宝贵，后来被自己否定掉了？
　　费：不是否定，而是盖起来了，藏起来了，不能出来。我还要保持一个脑筋，保持一张嘴。这一路，一直没有发展。
　　我这个绅权论没有发展出来。我的《乡土中国》，一个美国的教授，他翻译成英文，请教我书名，我起为from　the　soil。这本书（英文版）我找不着了。这里面讲了一段，前面的历史都清楚了，乡土中国到乡镇企业，到小城镇，这一路都清楚了，可是绅权这条路问我为什么不发展。
　　●那美国人眼光还是锐利，一眼就看到这个问题。
　　费：我不能发展。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浪费这一次的可能性，这是我从经验里面出来的。我的路子现在看来都有点超前，道理都对，可是还得走安全路线。现在我要在安全路线里面再发展一步，名字我已经想出来，叫“选区自理”。讲自理不要紧。比如我们老头子自理不了了，都要靠人了，靠谁呢？从单位包干制变到选区服务制，现在两制都有了。
　　李：这个是40年代提出来的，50年代以后，实际上你一直想把这个弄出来。
　　费：后来就搞民主党派了。
　　●当时民盟在1945、1946年的时候对共产党寄予厚望，共产党也把民盟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政协谈判破裂后，共产党退出，民盟也跟着退出来。
　　费：可是我们也服了毛泽东了，毛泽东有魅力呀，现代知识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诗才，词才都很好，服了，服了。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49年以前，费先生见过毛泽东吗？
　　费：见过，到他家里面吃饭的。
　　●他称赞费先生跟他一度称赞梁漱溟是一样的。他看中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就像费先生这样的社会学能够贴近社会现实，不像一般知识分子只能说一些老百姓听不懂的洋道理。他说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他肯定是欣赏的。
　　那您既然打成右派，他还说您文章好，怎么不作点指示来改变您的处境？
　　费：他请我到他游泳池旁边谈话（1957年），他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当时在游泳池旁边，他找您谈话总有个主题吧？
　　费：他请我吃饭，大家瞎谈。这一聊，聊出很多东西出来。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这是1957年之前的事，我和冯友兰一起到他家里面去吃湖南饭。吃过两次饭，无话不谈。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一学就不要革命了。
　　从右派到副委员长
　　●那时跟储安平还有来往没有？
　　费宗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有来往。
　　费：一直到死啊。
　　●两个人都打成右派，老关系还在。
　　费：后来他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应该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他说你再写一篇，我就写了《早春前后》在《观察》上登出。他当面跟我说，“你为什么把好文章给人民日报？”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李维汉打招呼的，希望先生出来写的？
　　费：我成右派后，李维汉请我吃西餐，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
　　●那个时候工资啊等待遇都没有变吧？费：当四级教授。他们问毛泽东怎么办，他说：教授还是教授，可以工资降一降。所以从二级到四级，钱伟长从一级到三级。住房都没有变。
　　●那就在民院里面继续教书？
　　费宗惠：没有，没有资格了。
　　费：那就在家里做研究算了。
　　费宗惠：后来正好让他们搞中印边界问题，提供谈判的资料。
　　费：现在争的地方，麦克马洪线、墨脱。克什米尔那个地区。
　　●那都下去调查过的？
　　费宗惠：没有，找资料。找古代文献，外国文献说明这块地方原来是我们的。冰心、吴文藻、潘光旦、爸爸等几个大右派都在做这个。
　　费：打成右派之前，我还在做民族工作，在搞社会调查。
　　费宗惠：出了四套丛书，叫《民族译丛》。
　　●说起来，广西那个地方的民族问题也很好玩，听说壮语是人工制作的产物？
　　费：是没有文字的，然后用的是拼音。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定出一个标准符号，适用于一切民族。他们没有文字，就为他们制造文字。
　　●像费先生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当右派，日常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费：没有痛苦。到了“文革”就要死了。费宗惠：他没有影响，对我可有很大影响。1958年我上大学就有问题了。
　　●那时候是40岁到50岁的样子，对学者来说是人生黄金时段，可以出东西的。
　　费宗惠：可是每年还让你们去……
　　费：旅行。
　　费宗惠：所谓的视察。因为还是政协委员。1959年给你摘了右派帽子，还在政协，政协委员就可以出去视察。
　　费：还是毛泽东的指示，这些人第一还是教授，第二留在政协。
　　费宗惠：所以你们几个人都摘了帽子，你，潘光旦等，算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叫摘帽右派。
　　费：在“文化大革命”是死老虎待遇，是陪斗。斗还是斗，还是客客气气的斗。
　　费宗惠：不是走资派了，不掌权了。费：后来叫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段坎坷将近二十年。费：23年。到1980年（平反）。费宗惠：其实1979年就有这个意思了，胡乔木叫你恢复社会学嘛。
　　费：所以，没有胡耀邦我们出不来。
　　●那胡乔木来找费先生的时候，您还是个摘帽右派？
　　费：是，还没有正式平反。平反也很复杂，是说表现的好，不是说做错了。
　　●那到人大是什么时候？费宗惠：1989年进人大，1989年前在政协，当政协副主席。因为楚图南从民盟的主席退下来让爸爸做，这样上的人大。胡愈之死后，楚图南做的民盟主席，楚图南做的人大副委员长，他做了一年就不做了。然后到1989年换届，爸爸上去。反正民主党派的主席，肯定是上人大当副委员长。
　　●做副委员长做了两届。
　　费：做了10年，到1990年。
　　●做副委员长有分工没有？
　　张：到1993年分工了，联系科教文卫。
　　
　　“希望你能继续下去”
　　费：中国的思想有好几个头，有几段时间。你讲的是从五四开始西学进入，中西文化接触发生的问题，然后还出来一个中国本身的东西，否则不会出问题。现在材料不少，我脑子不行了，很多名字记不住。
　　你的本钱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你们是先是主动，后来变被动，我们也是先主动后被动。我是你的对立面，等于是从你这边看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后来到她们（指着陈群）这一代。现在我是不清楚了，可是有一个大变，然后还要出来一个大变，在这个信息时代变化出在她们身上，要起一个大变化，这是不容易的。要弄清楚，不仅有意思，也很有趣。你有这个本钱，我没有。
　　●你的本钱比我雄厚，我30岁才进入学界。
　　费：我不在这个主流里，一段时间我脱离了这个主流，被你们一冲冲出去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说是主流的话，实际上是中国的历史走在弯路上面。这是要引起教训的。
　　费：走在弯路里的主流。这种思想变化现在不敢说了，是不是中国历史非得这么冲一冲？否则旧东西不会过去。这个冲一冲有道理的，不会没有道理的。
　　●当时费先生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这段时间我想你的头脑不会停顿下来，你肯定在观察社会，在看“文化大革命”瞎折腾，你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费：这个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的比较清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
　　●“文化大革命”魅力就这么大？
　　费：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李：当时是觉得你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行了，还是其它原因？
　　●是前一种情况。
　　费：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很厉害，很深。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
　　没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历史里面。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你出来看看，你经过这一段，我经过那一段，我们可以在一起搞点东西出来。
　　
　　□除署名者外，本专题照片由《费孝通先生访谈录》订正者提供“悼念费孝通”
　　□专题责任编辑　风端　刘小磊　夏辰　陈明洋

中苏“特别协定”的秘密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
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
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
别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
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
安德列( 努阿勒耶维赤( 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
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
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
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
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
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
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
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
，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
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
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
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
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
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阜，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
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
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
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
，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
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
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
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
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
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
，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
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
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
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
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
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约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
密，不得公布。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二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
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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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十年代的中国，这个中苏特别协定不可忽略。

问题是这份文件的真伪性，我最关注第七条！

《寻找林昭的灵魂》(崔卫平)

《寻找林昭的灵魂》

作者：崔卫平

　　林昭，苏州人。其父彭国彦，曾经留英，三十年代任吴县县长，耿直孤高。其母许宪民，抗战名人，社会名媛。

　　 林昭于1949年考入“苏南新专”，参加过土改，1954年，以江苏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后参与担任北大“红楼”诗刊编委，是公认的才女。

　　 林昭在北大期间逐渐开始反思，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其父于林昭第二次被捕后一月仰药自尽。

　　 林昭在1968年 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5 月 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 5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也自杀。林昭被平反后，在北大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无声胜有声。
　　
　　我们依然不愿面对
　　
　　我周围的朋友因为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分成态度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以历史、正义、良知的名义，对这位年轻导演辞职之后化了 4年时间摄制而成的作品极力推崇、赞叹不已，认为它以影像的形式，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和残酷，记载了林昭这位伟大女性的心路历程，这对于保存这段历史的记忆、尤其是当下年轻人了解这段尘封的过去，有着不可多得的意义。朋友们之间口口相传，互相转看，很快在一个不俗的人群中，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不止一个人流下泪水，更有因此彻夜难以成眠的。
　　
　　另一派是多年来从事推广民间影像、扶植民间纪录片的朋友。他们主要是从纪录片的形式出发，认为目前看到的这个东西，在形式上很像八十年代电视台制作的“文艺片”，带有当年“伤痕文学”的许多痕迹，抒情的成分比较多，比如影片中几次出现的满天大雪以及一块白纱巾在蓝天中飘舞，时不时有些音乐声响起，好像是为观众准备好了应该引起的情感反应，缺少纪录片所要求的仅仅以材料说话的那种客观、冷峻。按照这个逻辑，对于当年迫害林昭的那些人，也要在镜头中露面，让对立的双方都有表达自已意见的空间。
　　
　　实际上，来自纪录片工作者的这些尖锐的意见，被导演胡杰认真地听了进去。现在我们所见到的2004年这个90分钟的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众人的意见，大雪、纱巾和音乐的出现大为减少，而且增加了这样的说明——在林昭生前最后五百天内和她接触的人，没有一人愿意接受采访！这不仅是在回答那天纪录片工作者提出的问题，而且给影片增添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表明某种严酷性仍在延续；人们仍然不愿意去面对从前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大量的事实被掩埋，许多东西包括我们所呼唤的良知仍然处于厚厚的帷幕之后。

　　英雄就是英雄
　　
　　出于对于某种历史的“矫枉过正”，近些年来人们几乎很少拥有“英雄”这样一种看法，不再准备一份接受“英雄”的心情，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英雄也是人”。这种观点潜藏着一个平均主义的危险是：将所有的人都放在同一个框架之内，而否认了人们当中有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言词的确与众不同，他们的行为举止是非凡的、罕见的，他们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那种百般残酷的条件下，显示了他们过人的意志、毅力、洞见，经受住了可怕的考验，做到了常人不曾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由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在他们非同寻常的经历中，展现了这个人纯洁高尚的品质和极度的勇气、精力，显得不同凡响。这样的人们在茫茫人群中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在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以数得出来的女英雄有秋瑾、张志新、李九莲、陆兰秀，林昭是她们并肩的姐妹。
　　
　　1957年的辩论会上，回答黑暗中不具名的发问：“你是谁？”林昭响铮铮地说：“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也不敢报报你的家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来自对于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信念。在那场风暴过后，大多数人检讨认错，巴望尽早解脱，林昭却坚持不认为自已有错，“一意孤行”到底。不肯接受“教训”，继而她的两首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迄今没有找到原文）给她带来了牢狱之灾，很快父亲因为爱女被捕愤而自杀。
　　
　　1962年，当专政机关想抓捕长诗所发表的刊物“星火”民刊的同仁张春元，同意林昭保外就医，林昭却死活不愿这样不明不白地进出，结果是妈妈许宪民请了大力气的人把她抱出来；后来被判20年徒刑，在狱中受尽酷刑，经常被两副镣铐同时捆绑，连续数日没有片刻的松弛休息，连来例假的日子也都不放过，但她却从来不低头、不改口。林昭当年北大的右派同学张元勋在自已坐完牢之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时，但见女英雄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称得上是“气焰嚣张”了。
　　
　　用剌破手指得来的鲜血，林昭在狱中写下诗文，继续陈述自已的立场，用“极权主义”、“中世纪”指称当时的社会，锋芒犀利、不屈不挠！她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血衣题跋”：“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鸣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天？！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那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看见她的人有说：她眼睛里的目光真够吓人的！
　　
　　1968年 4月29日，林昭被害于上海。

　　一个民族的精神叙事
　　
　　对于记录片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记录的对象，林昭这样的英雄及其业绩太值得记载和加以传唱了！胡杰花 4年的时间，走了数万公里的路程，访遍了与林昭有关的主要人物，爱她的人和她所爱的人，以及那些最早开始传颂英雄故事的人们和亲密的故人，终于将被遗忘的林昭鲜活地带回到人们当中来，让这个精神上的冤魂、孤魂重新回到亲人们的怀抱；表彰她的业绩，使她成为民族精神、道德上不可忽缺的资源。如果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之上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那是一种世俗语言甚至无法与之对话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就要在女英雄林昭和有关林昭的这部影片面前，有所克制，学习用心灵来感受、承受。
　　
　　作为民间传唱当然有它在艺术上的幼稚不足，就像许多民间史诗在艺术上并无创新、更多地是吸收了已有的手法一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今电视台的“文艺片”已经流入民间，成为一般老百姓熟悉的叙事模式。的确，绝大多数作品如果不在艺术上有所突破便完全没有价值，而胡杰的这部影片却不需要突出体现所谓艺术上的东西：其手法上的幼稚陈旧，与林昭这位女英雄所承受的民族精神叙事，与胡杰本人在民间的游走活动——听人传唱之后自已再加工编唱，正好是十分相宜的。它甚至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不是胡杰这个人在其精神上的产物，而是包括了女英雄林昭本人在内的“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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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一本杂志里抄来了四段林昭的《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有如
一团五十年代的火，让我惊醒。

林昭的受难日快到了，看看能不能拼揍出一首诗来。五十年代的事情
仿佛刻在我“记忆”深处…没齿难忘！

也不知为什么，多亏还有一个林昭。

周瑜的剑歌及诸葛文章

周瑜的剑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亦洒亦剑的诗歌：

…饮至天晚，点上灯烛，周瑜舞剑作歌：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
立功名兮慰平生。
慰平生兮吾将醉；
吾将醉兮发狂吟！”

与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可谓三足鼎立！

诸葛孔明的隆中对，也气宇轩然：

「 自 董 卓 已 來 ， 豪 傑 並 起 ， 跨 州 連 郡 者不 可 勝 數 。 曹 操 比 於 袁 紹 ， 則 名 微 而 眾 寡 ， 然 操 遂 能 克 紹 ， 以 弱 為 強 者 ， 非 惟 天 時 ， 抑 亦 人 謀 也 。 今 操 已 擁 百 萬 之 眾 ， 挾 天 子 而 令 諸 侯 ， 此 誠 不 可 與 爭 鋒 。 孫 權 據 有 江 東 ， 已 歷 三 世 ， 國 險 而 民 附 ， 賢 能 為 之 用 ， 此 可 以 為 援 而 不 可 圖 也 。 荊 州 北 據 漢 、 沔 ， 利 盡 南 海 ， 東 連 吳 會， 西 通 巴 、 蜀 ， 此 用 武 之 國 ， 而 其 主 不 能 守 ， 此 殆 天 所以 資 將 軍 ， 將 軍 豈 有 意 乎 ？ 益 州 險 塞 ， 沃 野 千 里 ， 天 府 之 土 ， 高 祖 因 之 以 成 帝 業 。 劉 璋 闇 弱 ， 張 魯 在 北 ， 民 殷國 富 而 不 知 存 恤 ， 智 能 之 士 思 得 明 君 。 將 軍 既 帝 室 之 冑， 信 義 著 於 四 海 ， 總 攬 英 雄 ， 思 賢 如 渴 ， 若 跨 有 荊 、 益， 保 其 巖 阻 ， 西 和 諸 戎 ， 南 撫 夷 越 ， 外 結 好 孫 權 ， 內 脩 政 理 ； 天 下 有 變 ， 則 命 一 上 將 將 荊 州 之 軍 以 向 宛 、 洛 ，將 軍 身 率 益 州 之 眾 出 於 秦 川 ， 百 姓 孰 敢 不 簞 食 壺 漿 以 迎將 軍 者 乎 ？ 誠 如 是 ， 則 霸 業 可 成 ， 漢 室 可 興 矣 。 」

《前出师表》更是荡气回肠：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

史上的赤壁之战，早与周瑜的魂舍合一，故而千古诗家言必称周公瑾。

作?

作詩

我背著几本圖畫的書頁
一只西紅柿
兩只黃瓜
半瓶腌青橄欖
還有一冊日本詩集
在盛夏的正午
尋一片綠蔭

沿著淙溪
我尋到一片涼綠
躺在青石上
伴著泉水誦詩　看雲
黃蜂嗡嗡嗡
層層的樹葉翻風
送我回少年

家鄉的松樹林下
芒萁叢生
揀松毛引火的伙伴們
躺在松墊上
听松梢的風聲
矇矇矓矓　看雲

白色的雲層
超越了樹梢
廣闊的天空
超越了雲層

回到家里　妻子問我作的畫
我卻只有一首詩

200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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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了一些诗，都缺乏力度与韵，想起了当年作诗的勤奋，真有点
惭愧！

玛雅说可以写一些丑诗，我就先以一首丑诗开道吧。

现代哲学的危机[ZT](孙福民)

现代哲学的危机[ZT]

–孙福民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现代哲学却陷入了重重危机。现代哲学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人们未预料到的，也是令人可笑的，自然科学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可是它又使哲学落入陷阱，使哲学家束手无策。这是大多数哲学家不敢相信的事实，也是理论物理学家没有想到的灾难。

一 哲学危机的主要表现

有人用现代自然科学承认宇宙大爆炸理论等，提出了新哲学主张：（1）物质和意识已无法区分谁是第一性了。（2）物质可以产生，物质也可以消失。（3）时间有起始，也有终止；空间是有限的。（4）自然科学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是可变的，这种可变性已经动摇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存在的论断。

他们认为：宇宙是有始的，它起源于大爆炸；宇宙正在不断地膨胀，发展到现在仍是有限的、闭合的。150亿年前，宇宙由“奇点”发生了大爆炸，产生了物质、产生了空间和时间。宇宙的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命题，将由天文观测与物理理论来解决，哲学家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说：“通常的的哲学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空间广延无限大，时间无始无终。其实，这是人们想象中的宇宙，是从人们有限的经验外推的宇宙，并不是经过严密的科学考察过的宇宙。可以说，爱因斯坦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得到的是一个闭合的、有限的、但是没有边界的宇宙。相对论宇宙学的标准模型，现代的大爆炸宇宙学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始的，它起源于大爆炸；我们的宇宙正在不断地膨胀，发展到现在仍是有限的、闭合的；……，宇宙的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命题，将由天文观测与物理理论来解决。”[ 尤广建 《爱因斯坦是怎样创建相对论的》121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科学家谈物理》第一辑 ]他们指的通常的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了，是错误的。不解决这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将无路可走！

二 物理学的相对主义使哲学走上歧途

自然科学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可是它又使哲学落入陷阱，使哲学家束手无策。自然科学对哲学发展的贡献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自然科学使哲学陷入危机，是绝大多数哲学家未想到的，也是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哲学家不承认、自然科学家就更不承认，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承认。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爱因斯坦说：“我深信哲学家曾对科学思想的进展起过一种有害的影响，在于他们把某些基本概念从经验论的领域里（在那里它们是受人们制约的）取出来，提到先验的不可捉摸的顶峰。”[ 李灏译 爱因斯坦著 《相对论的意义》第2页 科学出版社1979年 ]。爱因斯坦又说：“现在谈谈我们对于空间的概念和判断。……在我看来，彭加莱在他的“科学与假设”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是认识真理的。”。爱因斯坦对空间和时间的观点与彭加莱是一致的，都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实际上，爱因斯坦不一定认为唯物主义都是正确的。他反复强调：只考虑相对空间和相对时间，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他根本不提客观空间和客观时间，他认为这些概念都是先验论，都是有害的哲学。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家只好使它们从先验论的奥林帕斯山降落到人间的实地上来。”。他所指的先验论，实际上是指唯物论。相对论在应用物理学里是正确的。但是，相对论时空观在哲学领域里有严重错误的，它背离了唯物论，进入了唯心论范畴。爱因斯坦是从唯物论出发，经过相对主义转弯，最后陷入唯心主义。

很多理论物理学家认为：爱因斯坦创建相对论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这就是它从逻辑思想上统一了物理学，使物理学建立在经过严格的科学考察过的时空理论的基础之上。许多物理概念都是经过相对论改造过的。相对论是一个深奥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相对论不仅改变了物理学，而且对哲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相对论在应用物理学中是一条巨龙，相对论进入哲学领域之后，就成为最精彩的变色龙，它适用于科学、适用于宗教、适用于神话、适用于通灵术、适用于……等等，它表现出大自然的千奇百怪的变化，也反映出人类复杂多变的思想，达到了高度惟妙惟肖的程度，令人真假难分，也使哲学迷失了方向。

三 哲学离开了物理学显得束手无策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写到：“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262页]。新物理学受马赫思想影响极大。马赫认为：“在现代物理学中保持着牛顿绝对空间和时间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很多科学家接受了马赫的这种观点，他们只承认相对时空观。在否定绝对时空观（实际是客观时空观）的同时，他们由相对主义滑入唯心主义。

相对时空观的建立主要是来源于相对性原理。很多人误认为相对性原理永远正确，所以得出只存在相对空间和时间。列宁说：“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的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的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308~309页]。相对主义者在经典物理学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的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相对性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他们忘记了相对性原理是人们的认识论，是相对的、近似的，而把它绝对化，使现代物理学由相对主义滑入唯心主义。列宁一针见血的指出：“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就在于它不再公开地、断言地、坚定不移地承认它的理论的客观价值，……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一些哲学家为了赶时髦，他们也接受了新物理学的哲学思想，而不敢真正向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

以马赫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只承认相对运动，不承认存在绝对运动（实质上是否定客观运动）。为了维护他们的理论，甚至否定日心说与地心说的斗争。马赫说：“我认为只存在相对运动。如果我们想象地球绕其轴旋转，或认为地球静止而恒星绕它旋转，这都无关紧要。”这句话充分暴露了相对主义不是完全正确的，它只是相对正确的。

爱因斯坦说：“‘太阳静止，地球在运动’，或‘太阳在运动，地球静止’，这两句话，便只是对两个不同坐标系的两种不同习惯的说法而已。”[ A 爱因斯坦 L 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157页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年 ] 爱因斯坦又说：“在科学早期的托勒密和哥白尼的观点之间的激烈斗争，也就会变成毫无意义了。”它不仅说明爱因斯坦只承认相对运动，而且表明他在维护宗教，这句话太伤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和伽里略的心了（他们死的就太冤枉了，他们在天堂里知道这句话会多么痛苦啊！）。爱因斯坦的话是说：教会也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布鲁诺和伽里略不懂相对论而已。这也是教会赞扬相对论的根本原因之一。

哲学家罗素说：“即便按最现代的意见，绝对转动问题仍然造成一些困难。如果一切运动是相对的，地球旋转假说和天空回转假说的差别就纯粹是辞句上的差别。但是假若天空回转，星运动得比光还快，这在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不能说这个难题的现代解答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这种解答已让人相当满意，因此几乎所有物理学家都同意运动和空间纯粹是相对的这个看法。”[ （英）罗素著 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 下卷 第60~61页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一些时髦的哲学家的思想是多么混乱。他们明明知道太阳和恒星不可能绕地球转动，为了维护他们只承认相对运动观念，甚至说太阳，恒星可以绕地球转动。如果真的只存在相对运动，会出现超光速度现象，可超过光速几倍、几十倍、几万倍、几亿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五十年代，苏联等国（其中包括中国）对相对论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最后失败了。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相对论进入哲学领域之后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宗教意识，所以对相对论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方法有问题，始终未抓住相对论的要害。

四 哲学的新天地

哲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过分分家，理论物理学家不懂辩证法，而哲学家不懂物理学，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被诡辩术欺骗了。哲学也有好坏之分，坏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走上歧途，好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走上光明大道。相对主义、唯心主义等哲学都是坏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正确的哲学。

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就可找出否定相对性原理的实验（已经找到这样实验），即否定了只存在相对运动的理论物理学的错误观点，使理论物理学和哲学走向正常的轨道。

物理学为哲学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反过来，哲学为物理学提供了指导。有的人不相信唯物主义，又不懂辩证法，所以只相信相对运动，只承认相对空间和相对时间，结果走上了相对主义道路，然后由相对主义滑到唯心主义，使理论物理学和哲学走入歧途。这是血的教训，必须牢记。九十多年前，列宁指出：现代物理学出现了危机。现在已成为现实。至今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理论物理学家应该学点辩证法，哲学家应该与自然科学家密切合作。

200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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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七格贴子的过程中随便遇到这篇文章，转过来供大家批评。

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夏榆)

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

南方周末　 　2005-04-21 16:02:54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王小波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实习生　周瑜
　　
　　《绿毛水怪》
　　1995年10月7日，作家黄集伟给北京电台做《孤岛访谈录》节目，王小波是他请的第二个嘉宾。
　　黄集伟给王小波准备了20个问题，其中10个问题是每个嘉宾都要被问到的，10个问题是专为王小波设计的，问他喜欢读什么书，问他小说《绿毛水怪》的写作，问他对披头士的喜爱等等。策划是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录音40分钟就可以完成。问嘉宾的问题是：“如果你到一个孤岛，让你带一本书和一张CD，你会带什么？”王小波到了现场，节目开始录制，没想到20多个问题很快就问完了。
　　“当时我问的很傻，他回答的也直不楞噔，没有延展性，比较生硬的问和答。我为了避免尴尬，就插问题。当时我对他的性格不是很了解，没想到他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不是见了生人就滔滔不绝的主儿。虽然后来谈开了，但是跟别的嘉宾比，他还是很拘谨。”
　　那段时间，王小波时不时接受邀请，做一些电台和电视节目，但是那些节目多半不能播出。电台、电视台因为王小波写小说名声渐起，也因为他写小说机智、风趣、搞笑就会把目标锁定他，很希望王小波的幽默机智能给观众带来快乐，能制造节目的热力，拉动广告和收视率。但是事实是，王小波参与的几档节目大多因为表现不佳而流产。《实话实说》做过一期丁克家庭的节目，也请王小波做嘉宾，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去了，但是最后节目也没播出来。
　　“那段时间我就发现其实王小波是一个内心很寂寞的人，他可能很想跟更多的人沟通，但这样的沟通多半收效甚微。”
　　2005年4月，在王小波辞世八年之后，“王小波生平展览”在鲁迅博物馆开展。在展出的大厅里，大屏幕就经常出现王小波作为嘉宾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情景。王小波在主持人用力过度的努力中试图渲染活跃气氛，但是他在镜头面前的拘谨使他的形象更加黯然。
　　王小波创作小说《绿毛水怪》的手稿现在就和他的大量的作品和藏书出现在鲁迅博物馆的展厅里。王小波生平展借他遗物、影像、灯光，为王小波搭建了一个舞台，那些无数的纸片、书籍和影像还原了王小波的生活场景和精神履痕。王小波人生的履痕成长的印迹通过74面图文展板和500张照片呈现出来。
　　“这样的纪念方式很像‘你想敲开谁的家门’那类电视真人秀，让读者的我们走进王小波的书房。在‘王小波生前所读书’那个玻璃柜子里放着很多书。那些书一般文学青年都读过的，可读过了，你也无法成为王小波，也终于写不出《绿毛水怪》。”

　　八年前，在王小波辞世之际，学者崔卫平写下如下的文字陈述她的挽悼之情：“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趣的新大陆。我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那么，八年之后，崔卫平是否已经发展出一种理解王小波的眼光？她的回答是———
　　“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比较：在王小波和另一位也是影响巨大的、早逝的诗人海子的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海子看作‘乡愁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大量地表达了对于故乡、土地的依恋。包括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对待姐妹们的态度。这里存在一种乡土气息，但是海子绝不是乡土诗人。他不是简单地歌颂乡土，相反，他深知家园破碎、土地的徒劳，深知现代性的流浪、某种断裂已经开始，他为此而感到无比感伤，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重返家园的向往。”
　　“如果说海子参与了时代的痛苦，那么可以说，王小波参与了时代的真理。他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显示并带动着时代精神的步伐，积极塑造着这个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品格。其中包括人是‘自我引导’的，我们在今天所信奉的价值，是自我营造、自我修改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存在那种不可质疑的天生的支配力量；凡事都要叩问一番，要去想一想，要推敲一下，不能照单全收。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事情，王小波甚至把这提到了道德的高度，认为不思考的愚蠢简直是一种邪恶，不让人思考更是罪上加罪。说到底，王小波提倡向往的是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任何别人头上去。即使失败了，也‘败而不溃’，‘虽败犹荣’。
　　“王小波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小说创作，给这个民族的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全部感性的经验和展现。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个“佯谬的先知”，他把他自己经验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以一种“佯谬”的方式表现出来——不是以真理的方式，而是谬误的方式；不是短小深刻的，而是饶舌和繁复的；不是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最短距离，而是它们之间最长的距离；不是简洁的，而是杂芜的；不是集中的，而是丢三拉四的；不是克制的，而是放肆的；不是按直线、沿着铁轨走来的，而是跳着桑巴舞、做出若干多余的动作，甚至一路后退，不知怎么就一路飞奔到你眼前！他一路不着边际，好像就是为了证明他能够从天而降！”
　　
　　生前的障碍

　　“我们对王小波的失去感觉悲伤和遗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小波生前的被冷落。”
　　199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徐晓听说王小波有书稿出版不了，有朋友找来说看看能不能帮助王小波编辑出版那些书稿。其时，徐晓只读到过王小波的一本书，就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在知青朋友中间传得特别广，都说这部小说写得特别棒。“朋友还说王小波有四本书在手里，出不来，我就把他四本书的软盘拿过来，结果没有多久王小波就告诉我，说花城出版社那边同意了，但是你为这些书稿费了不少心思，我还是要请你吃顿饭。结果，这顿饭还没吃成，一个星期后我就听到了王小波病逝的消息。”
　　“文学有多样可能性，但是我觉得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参与生活是非常直接的。虽然他写的是小说。我觉得王小波的那些反映‘文革’的小说，不管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我觉得都是最好的。‘文革’在中国那么大的一个事件，作为文学作品，我觉得在中国非常不够。不能说先锋了就和社会无关了。还有就是很时尚，很追潮流，从1980年代以来作家朝着这两个方向在分化，真正担负历史使命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
　　《北京日报》的编辑李静在王小波生前一直在努力，试图发表他的小说。
　　“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认识王小波的，所以说对于我认识王小波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去世对我更让人痛苦的事情。我在《中华读书报》社实习的时候看到过他的随笔，当时很惊讶就很想认识他。后来因为采访李银河就认识了王小波。等我到了《北京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就把王小波作为我的一个联系作者。我希望他能给我写一些小说。那时候他的《红拂夜奔》等小说都已经写好，只不过是在各个杂志之间辗转而发不出来。我记得是1996年8月，从他那里拿到了《红拂夜奔》的打印稿，回家读罢，如遭电击，心想这等杰作若不发表出来，简直是作孽！兴冲冲提交给领导，他看罢认为作品还好，就是太长，从文学期刊的‘潜规则’看来，也太尖锐，需要删节。我只好请他忍痛把它删成一部3万多字的中篇。他居然从命了，我相信如有一点在别的刊物全文发表的可能，他都不会同意这样做的，这是他为了能‘与人交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等我再提交删节本的时候，领导刚因为前一期发表了一篇含有‘黄色笑话’的小说(该笑话似乎涉及到牙签和避孕套)，而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训斥，并被告知以后不许再发‘格调低下’的涉性作品。《红拂夜奔》岂止是‘涉性’，简直是无性不足以成《红拂夜奔》，就这样，连断简残编的《红拂夜奔》未能在这里发表。我感到沮丧，更感到难过——我让这位敏感的作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肢解他自己的心血之作，最后却又白白肢解了，这件事我至今耿耿于怀。”
　　“承蒙王小波的善良，他还是耐心地给我写过两次约稿。一篇是《〈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一篇是短篇小说《夜里两点钟》，后者是为该刊的‘短篇小说大奖赛’写的。老实说，对后者我不够满意，有种滞绊的感觉，和他天马行空的一贯风格很不相同。他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他一边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着一边对我说：‘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他待人宽厚，前半句话他咽下没说，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可是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
　　讽刺的是，这篇王小波写作生涯里不够成功的短篇小说，发表时却没遇到一点障碍。
　　
　　无派无门

　　李银河说，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的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作为一个文学家，王小波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我猜有很多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学者徐友渔出现在参观者中。“王小波的成就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我认为都很重要，但是王小波受到的重视程度跟他实际的程度有差异，他在文学界或者中国思想界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大家都觉得他的小说写得非常之好，但是文学界不能给他应有的认识，文学界一直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很难被主流文学界所关注。王小波的思想不是经院式的，没有宏大的结构和复杂的逻辑，它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有关，但这种日常经验又跟中国社会关系紧密，跟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关，他表达的都是诚实也是本质的道理。”
　　“八年过去，王小波并没有被人遗忘，”展览策划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王小波是新中国五十年最特殊的一种类型，有的作家可以归类，比如巴金的类型，茅盾的类型，但是王小波是没有类型的。”
　　作家周国平在文章中写道：“事实上王小波之于中国文坛，也恰似一位游侠，独往独来，无派无门，尽管身手不凡，却难寻其师承渊源。
　　“他的文章写得恣肆随意，非常自由，常常还满口谐谑，通篇调侃，一副顽皮相。如今调侃文字并不罕见，难得的是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
　　“我在王小波的文章中未尝发现过狂妄自大，而这正是一般好走极端的人最易犯的毛病，这证实了我的一个直觉：他实际上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相反是一个对人对事都懂得把握分寸的人。他不乏激情，但一种平常心的智慧和一种罗素式的文明教养在有效地调节着他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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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海子与王小波，我更喜欢海子。崔卫平看来已经是中国严肃文字
的圣佩维了。

这个看上去更好，再转一篇。

中国戏剧缺点啥(石岩)

中国戏剧缺点啥

南方周末　 　2005-04-21 15:57:03

　　□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中国戏剧界的重量级人物聚集北京，为中国戏剧会诊。对戏剧的现状，有人认为“缺传统”，有人认为“缺现代”，还有人认为“缺文化”……
　　　　
　　4月10日是青春版《牡丹亭》北大演出的最后一天。前两场演出，观众把剧场的走廊挤得满满当当，学生们以欢迎周星驰的热情欢迎500年前的国剧。同日，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成立，一批戏剧界重量级人物聚集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成立大会没有礼仪小姐和剪彩的绸带，领导致辞一律简短。牵头人林兆华只说了一句：“我要办好这个戏剧工厂。”
　　“北大戏剧研究所的成立，让我想起一件事：当年胡适请沈从文做北大的教授，沈从文说，我不行，我没有学历。胡适说，我看你行，你来吧。”到会的剧作家过士行说。
　　过士行想起这段佳话，跟与会者的多元身份不无关系：理论家有林克欢、叶廷芳、童道明，实践者有法兰西喜剧院的艺术总监雅克·拉萨勒，导演孟京辉、李六乙，莎士比亚专家约瑟·格瑞福斯，演员濮存昕、宋丹丹，作曲家郭文景……话剧的阵营以外，有研究中国戏曲的学者傅谨和周华斌。今天秋季学期开始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是研究所的老师。未到场的还包括评弹大家和戏曲名角。
　　群贤毕至，成立大会更像一次会诊。“中国戏剧的缺失”是病，诊断和药方都不尽相同。
　　“1956年院系调整之后，戏剧基本上离开了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变成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课程里的一部分。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在整个学校教育里面，几乎没有戏剧的内容，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傅谨说。傅谨是研究中国传统戏剧、倡导国剧本位的学者。他认为，除了戏剧教育的缺位，20世纪3次思潮的冲击——新文化运动、把旧剧视作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1950年代全国戏剧改革、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西方戏剧理念涌入——是造成中国戏剧萎缩的原因。
　　过士行的观点与傅谨相对：“成立于1950年代的专科戏剧教育机构，教的是过去的戏剧——主要是古典主义，顶多是自然主义。尽管那时候，贝克特和布莱希特已经出现了，但我们的专科戏剧教育体系里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
　　有人认为“缺传统”，有人认为“缺现代”，还有人认为“缺文化”。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说：“戏剧教育应该广博并重。对戏剧有研究的传统文人，李渔、苏东坡、白居易家里都养了戏班子的，场上的东西他们也会。现在专科学校的戏剧教育体制却把编、导、演分离。现在的话剧，普遍让人感到文化修养不足。戏剧有必要和国家的学术资源整合。”
　　
　　传统和现代
　　周华斌住在北京东城的小胡同里。三间小平房，泛黄的古籍占了书房兼客厅的一面墙。周华斌从中取出一本明代话本，“这是残本，‘文革’后落实政策的时候还回来的。每一页都裱过，用朱砂批了。”书的主人是周华斌的父亲周贻白。周贻白曾是中国著名的演剧团体南国社和中国早期职业剧团旅行剧团的成员。1940年代，他“在屋里憋了三年，靠卖旧书过日子，每天只吃一碗馄饨”，写出《中国戏剧史略》。这本书只字未提话剧，周贻白对此的解释是“话剧留作后日评说”。
　　“1940年，话剧在中国才不过20年的历史。1909年，王国维写《戏剧考研》，才开始有中国戏曲的说法。”周华斌说。
　　王国维提出戏曲是“歌舞演故事”，把前人当做小道的戏剧当学问来研究。“但王国维根本不看戏，他把戏曲纳入国学的范围，作书本上的考证。”日本人青木正儿写中国戏剧史，要按照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的体系把明清戏剧继续写下去。他去拜访王国维，得到的意见是明清戏剧不足道。在王国维眼里，元代戏剧是大手笔、真“文学”。几十年之后，周华斌认为王国维对明清戏剧的轻视有其必然性：“清中叶以后，中国戏剧的一大变革就是戏剧的本体起来了，而文学被冲淡了。人们推崇的不再是剧作家而是演员。”
　　王国维之后，吴梅把戏剧教育纳入到国学教育的范畴。“吴梅还是顺着王国维的路子，搞作家、作品。但他会唱，当时皮黄、昆曲在北京正盛，学校里头组织曲社，学生们既看曲，也排曲、唱曲。毛泽东在北大时，曾想看韩世昌的《牡丹亭》，但他那时只是图书管理员，看不起。新文化到来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激烈地抨击旧剧，认为那是原始图腾的复归，是一帮赤膊的跳虫在台上丢中国的脸，西方的戏剧才叫戏剧，话剧刚传进中国来的时候叫文明戏。”周华斌说。
　　傅谨看来，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对传统戏剧“非常不理智”的批判并未动摇其根基，真正对旧剧进行制度上改造的是建国之后的戏改。“山西上党戏典剧目原有300多出，一度被禁到只剩二三十出。”与此同时，文本和实践分离，一边是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对剧本的片断讲解，一边是各个剧种兴办的专教场上功夫的戏校。
　　“我们这么多年，所有的理论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尽管中国人五四以后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东西。现在人艺的一些人始终把焦菊隐或者人艺的风格说成现实主义，这是瞎掰。他们谈焦菊隐只谈一半，不谈另一半，焦菊隐固然有《茶馆》、《龙须沟》，但《虎符》和《蔡文姬》完全是用中国戏曲观点写的，他两方面的成就一样高。”戏剧理论家林克欢说。
　　“有人说传统的东西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太远，这种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如果说中国戏剧现在还有一点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多数情况来源于传统。京剧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在京剧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是100年前创作的《四郎探母》，60年前创作的《锁麟囊》。从1950年代开始我们创作了各种各样的新编剧，但几乎所有的新编剧目都像流星一样。”傅谨对传统表现出谨慎的乐观。
　　作曲家郭文景以音乐来说戏剧的道理。“优秀的作品，要么在形式上模仿传统，而精神是现代的；要么精神是传统的，而形式是现代的。采用传统的形式，必须对它所蕴含的精神气质进行改造。1980年代‘西北风’出现以前，几乎所有作曲的人都不喜欢唢呐这种乐器，认为唢呐是跟红白喜事联系在一起。但我第一次听到崔健用唢呐伴奏的《一无所有》，我浑身跟过电一样，唢呐还是那个唢呐，崔健给了它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
　　
　　戏剧与学校
　　“社会上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都要落到学校上。”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在致词中的这句话让与会者心有戚戚。
　　中小学阶段戏剧教育的缺位和专科戏剧学校单一的教学模式成为大会上批评的焦点。
　　国内的中学生戏剧教育刚刚起步。受中央教课所的委托，周华斌正在为高中编写戏剧教材。这套教材将包括“古今戏曲”20部和“中外戏剧”20部，除了剧本，还将有发布在网络上的演出录像。周华斌兴致勃勃：“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从来没排过戏。倘若有学生读过40部戏剧，哪怕只是凭着兴趣选着读，我想戏剧素质也就可以了。”
　　在美国，中学生都被要求看莎士比亚，看过之后还要写剧评。“戏剧教育进入美国高校课程表已有100年的历史，在美国，不提供戏剧学士或者特殊教育的高校几乎没有。”美国戏剧导演约瑟·格瑞福斯说。
　　更好的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除了正规的艺术院校，有1000多所业余的戏剧学校。俄罗斯基础教育实行十年制，上课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4点开始，学生们在1000多所艺术院校里学习。“我在青艺工作的时候，接待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说：你别小看我们以色列，我们以色列现在有大量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移民。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来的移民，下飞机的时候都提着小提琴或者中提琴。假如他是空手下来的，我们就敢断定他是个钢琴家。我去参观俄罗斯的博物馆，每次都看到密密麻麻一群孩子在地上画，那些素描能把你吓一跳，我们很多专业工作者都没那些小姑娘小男孩画得那么好。进博物馆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是十几块钱，他们本国的中学生进去只要8分钱。”4月13日，在自己的家里，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林克欢这样感叹。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戏剧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香港的很多剧团都有中学戏剧教育部。艺术发展局给各个剧团一定的资助，任何剧团都可以申请，在申请的报告里，一定写明给中学演了多少场，“他们会把这作为‘政绩’去申请政府资助。”
　　专业戏剧教育方面，中国1950年代开始搬苏联模式——分导演系、表演系、舞美系、戏文系。这种分门别类细分的戏剧教育，几乎为苏联和中国独有。与这种理论割裂的学科设置相适应，现实主义和斯坦尼体系几乎一直是两国专业戏剧院校的不二法门，“中戏和上戏功德无量同时又是罪魁祸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只会一种思维方式不会别的思维方式。”林克欢说。
　　在台湾，“现实主义”一度是最不见容的戏剧流派，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林克欢的老伴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主任，目前在台湾大学的戏剧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他们说我们所有教授都是留美的，现在非常迫切要请一个留苏的教授过来，我们要听直接接受斯坦尼体系训练的教授给我们上课，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是什么。”
　　更有兼容并包精神的是“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林克欢收藏了该院的一份招生简章，简章写道，学生“必须接受两种独特的当代演员训练法。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另一个是让演员从‘外’到‘内’了解角色，由肢体动作引发内在冲动”，同时，“还研究四种亚洲古典剧场系统———中国的京剧、古印度的舞蹈、日本的能剧和印尼的宫廷舞剧，以及欧洲的传统戏剧体系。”教师来自8个国家。学员们每天5点半起床，6点到7点练太极拳。林克欢曾经介绍中戏两个“最好的学生”去学习，结果两个男孩子一年就跑回来了，抱怨太苦。　　
　　教育方式不同，“产品”也不同。
　　林克欢在香港看过的一出儿童剧《A片看太多了》，至今让他津津乐道：“演员们在舞台上露了一下脸之后就全没了，空台40分钟，但是不断有声音发问，问台北官场上的事情、教育系统的事情、电视台上的事情，都是在批判。然后静场，舞台上10分钟放冰片和白烟，然后孩子们涌上台来，衣服穿反了，男孩错穿了女孩的衣服，跟台下互动，问观众各种问题。A片就是脱片，把台湾的政治、官场、军队、电视都脱个彻底，看你们是什么样子。”《A片看太多了》的导演是林奕华。在大陆，他更为人所知的作品是刘若英主演的音乐话剧《半生缘》。实际上，在香港，他是专门做“青年戏剧”——给中学生演的戏剧。“每次都是一大群人跟他一起做，全部没有舞台经验的高中生和少量大学生。”
　　除了“青年戏剧”，香港还有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中、高年级的儿童剧。“舞台上可以什么故事都没有。弄几个红的、蓝的、黑的、白的尼龙布袋，人钻进里面，露着头和脚，在台上耍球。球踢到台下来，小孩就真上去跟演员玩起来。”讲到兴起处，70多岁的林克欢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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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中国的戏剧在主题，深度（矛盾）和表现力上都不够。

传统的已做得很不少，现代人做得就不够。不能单走现代主义，还
有歌舞升平，插科打浑，痞子搞笑之类，也要有一些民族的灵魂在
大动荡中的碰撞的声音。

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王小波没有公开的访问(南方周末)

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

南方周末　 　2005-04-21 15:57:05

　　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王小波没有公开的访问　

　　1996年，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来到中国。他想拍摄一部表现中国先锋艺术的纪录片，他选择了崔健和王小波。其时，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黄金时代》刚刚获《联合文学》小说大奖。安德烈事后说，没有想到王小波能出名，当时王小波的读者很少，他的书无法进入主流图书市场，只在书摊中流转。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1996年10月，其大部分素材已经丢失，以下对话为现存片断的记录。
　　●受访人：王小波
　　●采访人：安德烈
　　●整理：严小额
　　安德烈：第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成为作家的？是什么原因让你成为作家？
　　王小波：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40岁突发其想要写小说，中国的作家里，没有这么晚开始写作的吧，主要原因可能是喜欢写小说吧，以前觉得没这种可能性，后来发现有这种可能性了。
　　安德烈：你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得具备什么样的因素？
　　王小波：因素？主要看能不能靠它维生吧。维持生活，大概，我觉得当作家在中国挣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吧，所以就能当作家了。
　　安德烈：这是你个人的情况，还是总的现象？
　　王小波：总的不一定，我个人的情况是可以。
　　安德烈：你最喜欢的小说家是谁？
　　王小波：小说家？我不是奉承意大利人，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
　　安德烈：我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写的书，在国内也卖得不是特别容易？
　　王小波：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都不在书店里卖，都在书摊儿上卖，书店好像不太愿意卖小说吧，也不光是我，我可能也有点个人麻烦，但是不说也好。
　　安德烈：“文革”之后你做过什么事情？
　　王小波：刚开始我是一个中学生，刚进中学一年，13岁，然后我又到云南插队去了。我干过的事太多了，经常换事，然后又回来了，做过乡村的小学教师，街道工厂里也干过，有一段时间又没有工作，无业游民。
　　安德烈：有没有被抓？
　　王小波：没有，我没有当过罪犯，因为我特别胆小。
　　安德烈：你是不是认为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东方的，一种西方的，你自己能区分吗？
　　王小波：我觉得这种说法相当无聊。一般来说东方的思想方式跟西方的很不一样，这种说法本身就在掩饰着什么，其实，人嘛，都是同一个物种，怎么会思想的方法不同呢？
　　安德烈：我是说看世界的方法。
　　王小波：看世界的方法我不认为有多少区别，当然，我们对事物的趣味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做为一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这些基本的方面是一样的。就像所谓的东方主义里说的，东方社会更注重整体，更忽视个人的尊严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相信这种东西，而且我很反对！
　　我觉得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
　　安德烈：什么是尊严？
　　王小波：尊严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一个人他过去可能在单位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有尊严，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没有尊严了，别人不认识他，就把他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这就是我说的尊严。
　　安德烈：在你心目中“文化”是什么东西？
　　王小波：我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包括艺术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都是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东西。
　　安德烈：你觉得知识分子对文明社会有多重要。
　　王小波：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要存在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里，知识分子明白以后，整个社会才会进步，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中国肯定是要这样。中国是要依赖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不论是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文化的人，都崇尚智慧，都喜欢学习。虽然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干好事，但中国人崇尚智慧的心，始终没有变过。
　　安德烈：你的作品，包括过去写的，主要是谈什么？
　　王小波：恐怕很难很简单的概括出来吧，有段时间有怀疑的色彩，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个朋友说，我的小说老在追问自己，追问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安德烈：这种追问有什么背景吗？
　　王小波：可能跟过去的经历有关系吧，比如说有一个小说《黄金时代》，在反复地怀疑什么叫做性爱，它当然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里头，然后不断的追问，那个时候的人，对性爱，会有怎么样的理解。然后一重一重的盘问下去，
　　安德烈：你到目前为止写了几部小说？
　　王小波：论书？还是论篇？
　　安德烈：书。
　　王小波：书就两本，因为中国的出版商他们觉得说一个书书就得比较厚，小册子他就不给出。
　　安德烈：这两本书在谈什么？
　　王小波：其中一个是在谈我们的生活，我所关心的生活背后的事情，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那样。另一个纯粹是想象的。想象是一件快乐的事，你想象一个东西，自己写很快乐，你给别人看也很快乐。
　　安德烈：那么，你对生活发现了什么？
　　王小波：我起初发现生活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像一个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的皮都是假的，我剥到最后，还没剥到心呢。
　　安德烈：你下一步要探索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王小波：下一步我不想写那种自问自答的小说了，我不是说想写想象的小说、快乐的小说嘛！
　　安德烈：想象的内容什么呢？
　　王小波：等到我想到了才知道，因为在想象开始之前，那个地方是未知的，所以才有意思。
　　安德烈：我听有人说你很悲观？
　　王小波：我其实并不悲观，相反我很乐观，不知道别人怎么会这么说，我可能把一些东西否定得太厉害了，但我觉得，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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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一篇王小波，南方周末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