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家家
喜鹊叫喳喳
新年过家家
有了家，没了粮
肚里饿慌慌－－
喜鹊说：
腿儿短，脖子长
不如杀羊！
羊就说：
白日吃一天
黑夜饿一宿
杀了我
不如杀马！
马就说：
备上鞍子走九州
杀了我
不如杀牛！
牛就说：
七月耕，八月犁
杀了我
不如杀驴！
驴就说：
背上碾磨呼噜噜
杀我了
不如杀猪！
猪没得说：
吃了你的糠
喝了你的浆
杀了我
不心慌！
喜鹊叫喳喳
新年过家家
有了家，有了粮
来年再娶一房
新娘！
20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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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拼乱揍一首童谣小唱，祝各位新年好！
美《科学》评出十大科学进展 气候变化有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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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12月22日消息，美国《科学》杂志22日评出2005年十大科学进展，进化研究名列首位。《科学》杂志强调，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已快一个半世纪，但科学家还能揭示出生物进化新的细节，表明进化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
黑猩猩基因组图谱于今年10月公布，人类基因组的单核苷酸变异图谱也随后发表。这两份图谱的深入比较不仅会揭示人类进化的过程，也为艾滋病、心脏病等疾病的研究提供了材料，有望为未来的“个性化基因医疗”奠定基础。
科学家今年还再造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并测定其基因序列，发现“西班牙流感”病毒可能从禽类直接跃迁到人类身上，这可能有助于预测和对付当今的禽流感威胁。其他一些研究则揭示，生物DNA的微小变化会引发不同的进化事件，DNA链节的一个变异就可能使一个物种变成多个物种；生物在觅食或交配等行为上的微小差异，也足以催生新的物种。
《科学》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在为此撰写的社论中指出，尽管“智能设计论”等在这一年里还不断试图挑战进化论，科学界却为进化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据，从中获得的信息将有助于人类未来的健康生活，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
《科学》杂志评出的本年度其他重要科学进展还包括：——行星研究不断向前。各国连续发射了以月球、水星、金星、火星、彗星、小行星和土星为目标的飞船，人类发射的飞船已进入太阳系边缘。其中最突出的应该算欧洲航天局的“惠更斯”号探测器在土星的最大卫星土卫六上登陆。
——植物研究获丰收。科学家发现了几个有关植物开花、季节性发育等特征的关键分子。
——观察中子星碰撞。科学家探测到来自银河系中心附近的短暂而强烈的辐射脉冲，可能是一个短伽马射线爆发，这被认为是两个古老的中子星或一个中子星和一个黑洞快速碰撞产生的。
——发现大脑回路与疾病的联系。科学家发现精神分裂症以及阅读困难症等的根源，在于胚胎发育时期大脑神经回路的“错误连接”。
——地球诞生的新线索。科学家仔细比较了地球岩石和可能的太阳系早期物质，发现它们的成分有很大不同，这引发了关于地球诞生的新争论。
——细胞离子通道的研究进展。科学家发表了迄今最高分辨率的细胞钾离子通道图像，这些通道是负责钾离子进出细胞的“看守”，对神经和肌肉的功能有重要作用。
——气候变化有新证据。科学家发现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联系的更多证据，如海洋深处的水变暖、强烈飓风的频率增加、北冰洋的冰盖持续减少以及鸟类迁徙模式的改变等。
——细胞信号传递机制研究有进展。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如何响应周围化学和环境信号的新机制，并探索了细胞凋亡涉及的信号网络。
——国际热核实验堆落户法国。围绕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选址的争论终于结束，法国将建设世界第一座热核实验反应堆。
《科学》杂志评选的本年度最大“科学挫折”是美国高能粒子研究。美国取消了两项重大实验，还拟议提前停止一个粒子对撞机的运行。由于美国这些项目的挫折，世界其他地方的粒子物理研究可能也会蒙受挫折。但该杂志也指出，世界各国科学家计划建造“国际直线对撞机”，这可能成为未来粒子研究的关键设施。
《科学》杂志还预测了明年世界科研热点，其中包括禽流感药物和疫苗的开发、人类的RNA干扰机制、高温超导、微生物的“进化树”以及观测中子星碰撞等。
原 作 者：记者陈勇
戴奧特，行吟詩人
[波蘭] C.米沃什
唐曉渡 譯
在中歐和東歐，“詩人”一詞的涵義較之西方有著些微的區別。在這里，一個詩人不只是把語詞排成美麗的序列。傳統要求他是一個“吟唱者”，他的詩應能讓眾人口口相傳，他應在詩中對全體公民就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發言。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對詩人的職責有不同的理解。假如戴奧特生在國王和貴族們在桌旁為詩人提供一個席位，以交換一首頌歌或一則笑話的時代，他大概會是最快樂的。甚至從前年代的著裝也較之我們時代的商業套服更适合裝點他的門面；僅僅是一頭長髮和手中的一把詩琴，就可以勾勒出一幅足以體現其性格特征的肖像。
戴奧特有著吉普賽人的黝黑皮膚，滿臉雀斑，個子不高，大笑時厚實的嘴歪向一邊，一副滑稽的怪相。他是個大背頭，頭髮往后梳。他的頭相對于他短小的身材大得不成比例，以致他看上去有點像宮廷畫中的小矮人或小丑。他的領帶結打得又大又松垮，由此透露出他對奇裝异服的嗜好。那些第二流的藝術家常常借助這類花里胡哨的怪癖确認自己的身分。但他的“附庸風雅”卻是他特立獨行的一部分。他以每一個手勢、語調的每一次抑揚頓挫把玩世界；他用不同的重音來區別他自身和周圍環境的節奏。他的節奏富于暗示意味。他在人頭濟濟的大廳里朗誦他豪華的詩篇。他是個出色的演員；他支配觀眾，知道如何調動他們的听覺并步步引向高潮，從不讓賴以為托的張力跌落。他慢慢地強化他的詩的壓力，在詞句之間頓住，想著他正在發言，正在歌唱。在這樣的時刻，他就是一道活生生的格律化符咒；他因此而改變，變得高大。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不斷改動他的傳記以适應當下的需要。他的父親一會儿是一位教堂司事，一會儿又成了一個餐廳老板。他的家族有時是捷克人，有時又和俄國人有聯系。對他來說，不存在幻覺和真實之間的界限。
他如何能懂得多門外語是另一件神秘之事。很難想象他會坐下來讀一本詞典或語法書，然而他卻大量征引拉丁語、英語、法語和德語詩。他曾念過一小段時間的大學，并因寫了一篇關于１７世紀某位英國詩人的論文而一舉成名，而這位詩人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他先杜撰了一大堆這位詩人的傳記材料，接下來又就其作品產生的環境作了細節性的分析。一個假充內行者、騙子－－而這正是他想時時充當并永遠充當的角色。當迂腐的教授被那些卓顯博學的論据搞得不知所措時，他卻在自我陶醉，樂不可支。
戴奧特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酗酒者，通常以持續數天為一個周期。酒精會把他帶入一种以行為來標志的幻覺狀態，而其他醉鬼很少發生這种情況。他曾在一家旅行社對著一杯啤酒發號施令。他曾租了一匹馬，途經一個主要路口時命令它停住，先向吃惊的圍觀者發表了一通講演，然后脫掉外衣，無動于衷地在那儿拉了一泡屎。他還曾向他的朋友們抱怨說，他在找他們家的時候大費周折，因為，如他所說，他一直歸屬的“他的人民”滿世界地給他瞎指路，他們化了裝以致他無法認出他們。如此的放肆言行表明，這位醉鬼陷入了霍夫曼（Ｈoffmann）或愛倫．坡（Adgar Allan Poe）的世界。他變成了一個傳奇人物，其最后的避難所是文學咖啡座
里的胡說八道。
戴奧特的詩是傳奇的一個附加出處。它和２０世紀上半葉歐洲寫下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他沒有受到過任何文學流派的影響。他沉浸在古意大利－拉丁文明的余暉里，我們的國家至今還打著這种文明的深深印記。他從過去的詩歌中借來若干次要因素，然后混合成一种令人聯想到他醉后想入非非的風格。他的詩是一個万花筒，由圓臉盤的巴洛克天使、被某种透窗而入的未知力量（它們被保留在最后時刻耳朵上妻子般的一咬中）攫走生命的魔術師、獵鷹訓練術和占星學家預言的世界末日构成；其間點綴著正在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留聲机唱片、沃土下夢想被釀成伏特加的土豆、狀若穿藍色緊身襯褲的少婦的行星，和郊外的民間舞蹈。他的詩富于魔力和喜劇性，毫無感覺卻充斥著感覺。眾所周知，這种由毫無關聯的因素拼湊而成的大雜燴在一點上迥异于現代詩的頹廢類型：盡管它訴諸獨特的意象集群，卻并不晦澀難懂。讀者受惑于它音樂的催眠術，會吞下在其他詩人那里令其煩惱的抽象成分，因作者突兀的編排而發笑，簡言之，毫不怀疑地步入一個由特殊規則所支配的領域，而這些規則与日常生活的規則全然不同。
他發表了許多署以一系列筆名的幽默詩。他在發現主題方面的創造力似乎無窮無盡。除了一些其他的作品，他還寫過一個組詩，題為《墳墓辦公室主任的短歌》。他喜歡在每一本書中插入一個有關他作品的虛构的目錄；我記得有這樣一個標題，叫“介紹吃人肉的習性－－大學講座速記：喬伊勒斯藥品商店出版，已絕版”。由于他很受讀者歡迎，所以他從不缺少來自出版商和電台的贊助。他的筆－－這是贊助他的唯一意義－－總能為他掙來好日子；但是他永遠缺錢花，因為到手的錢馬上就被他喝得精光。
當他清醒時，沒有誰會想到他是個寫“搞笑詩”的作者。其時他沉默寡言，情緒低落，躲躲閃閃；但只要一看到錢，他就變得活躍起來。他在討价還价時決不寬容。一旦他開出价格，再怎么爭辯也別指望他做出讓步。更要命的是，他還要求當即付現，使他的編輯陷入糟糕的兩難境地：他們很想要他的詩，但預付款卻要承擔風險，因為他或許會像從前一樣，馬上拿去開喝，而忘掉他所作出的承諾。某些編輯發現了一种解決之道：先付給他錢，然后就寸步不离地盯著他，直到拿到他的手稿。這樣的交易往往在咖啡館里進行。鈔票就放在桌上，放在雙方的合約之間。在軟化對手的努力歸于徒勞之后，戴奧特會拿出筆來就寫（或出色或低劣，取決于當時的情緒），然后取了錢揚長而去，又去買醉。
有時他會因酗酒而在療養院呆著，但“治療”的結果并不美妙。他一再用酒瓶戰胜醫療專家的的故事廣為流傳。其中一次絕對稱得上是凱旋。那次雙方－－病人和大夫－－都醉得不分彼此，居然還騎上自行車比賽穿過走廊。
是騙子、酒鬼，然而又是個出色的、有魔力的－－盡管失之浮泛－－詩人。他在經濟危机的那几年開始他的寫作生涯。失業、普遍的絕望、納粹主義在鄰國德意志的興起，所有這些都參与了他作品特質的形成。他被正确地稱為“廢話大王”。然而，那些尚未被他淺薄的插科打諢蒙蔽的讀者還是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了一种文明終結的不祥幻像，看出了“鐵腕時代”的臨近，大災難的臨近。他就像置身在一切均告喪失的年代－－歐洲此前曾陷入過的那些黑暗和野蠻的年代－－那樣說話。舊時代的恐懼和美在他的作品中又一次复活，然而其中已不复存在希望。他所使用的概念和意象具有夢的一致性；它們以疾馳火車的速度互相追逐。他詩中經常出現的圣母（Madonna）形象并非是那個虔誠的圣母，而僅僅是一种風格化的裝飾。在他情節劇（Grand Guignol）式的詩中，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党人滿怀血腥的行動熱情在彼此殘殺，他卻在嘲弄地大叫：“噢現實！噢我親愛的媽媽！對于您殺死一只蒼蠅是同一种愚行！”而當他說：“攥緊我的‘沃特曼’(1)／我將消失在／永怀疑的深淵”時，他准确地界定了他自己。
他曾寫過一首題為《世界末日》的詩，其中學者和政治家、革命者，情人和醉鬼，金絲雀和貓，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場宇宙災變中灰飛煙滅－－歸于作者愿望的滿足和《舊約》中“一切皆是過眼云煙”主題的實現。而所有這些都出自一支游戲之筆。另一首題為《民間集市》的詩堪稱一場語言的騎術表演：年輕的男女們正成雙成對地坐在草地上玩翹翹板游戲，草坪上亂扔著空瓶子；突然天空中云團翻滾，大雨傾盆而至。漆黑的天空－－在某种程度上，這是戴奧特寫作的秘密－－在机關槍瘋狂的掃射聲中化作了一支維吉爾（Virgil）所說的“悲慘的牧歌”。
他寫得最不尋常的詩是《所羅門的球》。所羅門王為什么要給一個球？他為什么會生活在２０世紀？或許這根本不是所羅門王，而僅僅是所羅門？為什么失業者會在歌廳里賣蝴蝶？誰總在唱關于古利斯坦（Gulistan），一座玫瑰花園的波斯歌？那一大群警察來自哪里？又是誰突然開始狂熱地跳舞？執著于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除非能在一首詩中運用自如，否則并不存在什么夢的特殊邏輯。T．S．艾略特曾用“婦女們出出進進，談論著米開朗基羅”來形容那些廢話連篇的人；戴奧特則在《所羅門的球》中把會話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進入了譫妄和“永怀疑”的領域。
戴奧特詩中所反映的世界是一個暴虐的世界；然而他的詩－－這里有更多怪人所特有的內在矛盾－－卻是對悲慘和絕望的解脫。當它們對生活強有力地說“是”的時候，其實正好相反。与他贊美世界的每一個詞相伴隨的，是快樂和強迫、言語和戰爭的一种荒謬的糾結。他愛他的幻覺效應。他愛他的語言騎術表演，愛星期天在維斯圖拉（Vistula）的旅游船上擠作一團跳舞的吉普賽人，愛
他在信中贊頌的妻子、躺在欄杆上睡覺的貓和鮮花盛開的苹果樹。他愛出于自身緣由的熱情和喜慶。他所触摸的一切都化作了運動、色彩和音樂的幻景。題材對他來說僅僅是一种借口。他如同一條蚕那樣，圍繞他所遇到的任何東西吐絲做茧。他可以就任何題材創作歌謠和贊美詩。
戴奧特從不顯示任何政治傾向。他總是一視同仁地嘲弄所有爭權奪利的人群而超乎其上。這就是為什么他1937年轉向極端民族主
義令一些人感到惊詫的原因。一個重要的右派周刊的編輯曾長時間地試圖抓牢他，最后他通過重金購買，使戴奧特成為該刊的特約撰稿人而獲得了成功。這份辟專欄發表他詩歌的雜志持激烈的反閃米特人（Anti-Semitic）的立場。它巨大的發行量使得种族主
義信念在我國，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廣為流布。自由公民很難相信戴奧特在這一階段玩的新把戲：他贊美列隊行進的長槍党員，預言一個“長刀之夜”，一個為猶太人、自由主義者和左派准備的“圣．巴托羅繆之夜”（St.Bartholomew`s Eve）(2)。這一事
實又一次表明，确實存在這樣的藝術家和詩人：他的署名即提供了其全部的風格特征(3)。
他為什么要寫這些詩？他本是最不在乎种族問題的人，有著許多猶太人朋友。就在他發表种族宣言的當天，他還去找過這些朋友（當然，是找他們喝酒），跪著聲明他是愛他們的并乞求他們的原諒。致使他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的原因必不在于他的政治趣味。作為滑稽丑角和行吟詩人，戴奧特決不缺少他的專業原則。他關心的是用詩歌來做交易，而不是他到底寫了些什么東西。怎么寫和為誰寫－－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藐視旨在迎合一小批行家的文學小圈子。他嘲笑只有少數知識分子才讀得懂其作品的詩人。他從不作那种無助于發現讀者的孤獨的反思。如同從前的那些行吟詩人一樣，他渴望的是一把詩琴和一大堆贊美者。就通過寫作反抗知識分子在２０世紀陷入的隔絕狀態而言，或許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例子了。
戴奧特對猶太人的敵意并沒有种族根源。他對猶太作家的了解非常有限，通常只是因其作品的“价值”和“优雅”而受到特別稱譽的那些人，其原因在于他抵制并努力逃避“文學咖啡座”。此外，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他是一個生性熱情的人。大群列隊行進的人們，大群揮舞著的棍棒：這是健康，是力量，是純朴，是盛大的公眾節日。我的讀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讀者想要什么，我就給他什么－－這就是他在每一首詩中所堅持的。當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吸引大批群眾時，他就大步向前以与群眾保持一致。他要用心靈為千千万万讀過他作品的年輕人作證。他的驕傲被證明是正确的。那些作品深奧、脫离群眾的“先鋒”詩人往往為自己的詩歌技藝驕傲，然而即便是在他們的領地上，戴奧特也擊敗了他們。在藝術傳媒領域內，他們同樣做不到像他那樣處置有方。歸根結底，我們必須考慮到，為了生活他需要一位庇護人，這位庇護人將強迫他寫作，与他的酗酒作斗爭，一句話，對他既控制又關心。
戰爭爆發了。戴奧特作為個人被動員到前線。他所在的單位位于東部波蘇邊境。當蘇聯紅軍部署与德國軍隊會戰時，他被俄國人俘虜，然而卻和其他一些被解除了武裝的波蘭軍人一起，被移交給了德國人。接下來，他在一個德國戰俘營中渡過了五年時光。作為一名囚犯，他服過各种雜七雜八的勞役，主要是干農活儿。他被認為是一個不合格的體力勞動者。甚至很難想象，一個毫無准備的人要去對付這樣一种生活，其中最重要和几乎無法解決的問題是怎填飽肚子。然而，這位衣衫襤褸、揮動鐵鍬就像當眾朗誦豪斯（Horace）集中營一樣困難的奇人，這位宮廷小矮人，還是幸存了下來。毫無疑問，他有關德國的流暢知識于此幫了他不少忙。
与此同時，恐怖籠罩著華沙。那些此前的一個短時期內把德國視為榜樣的人，現在成了遭捕食的獵物。那位曾是戴奧特庇護人的右派編輯變成了最積極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他整個是一幅狂迷者的肖像。我還記得在一家咖啡館（那里是他的地下小組活動和發行地下出版物的基地）里最后一次見到他的情景。他那張瘦削的猶太人的臉（如同我國的許多反閃米特分子一樣，他也有一半猶太人血統）由于暴怒而受到了損害，眼神中充滿了灼人的狂熱，緊閉的嘴唇渴望著立即行動。此后不久，蓋世太保跟蹤而至，逮捕了咖啡館里所有的人，包括他和他最親密的合作者。這位編輯被長時間地關押在華沙的一座監獄里，直到一隊戒備森嚴的衛兵把他帶上生命最后的旅程。他被槍殺在華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樹、行刑的口令。他死得從容而平靜。真正令他害怕的、最糟糕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把他歸入波蘭為數三百万的猶太人之列。由于他有一半猶太血統，所以很可能拿他湊數。在那种情況下，他會一直呆在根据1940年占領當局的法令在華沙建立的猶太人區內。不必說，從那里他會像其他人一樣，被送進毒气室。
民族主義“運動”，分列式行進，激昂的人群！1939年決定性的失敗令所有的人灰心喪气，只留下有關人類愚行的些許記憶。納
粹趁机把反閃米特人的計划付諸實施。然而不但不再有猶太人聯合抵制的事跡，也不再有猶太商人的煩惱，甚至不再有像戴奧特那樣的文學較量。我曾是華沙猶太人區慘案的目擊者，但要我寫出這一慘案迄今都很難。猶太區熊熊燃燒的情景透過我成年歲月的平靜陳述，過牢地把我的全部生活焊接成一個整體。但我可以描述一個小事件。常常，當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館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過這座大都市時，會陷入某种擺脫不了的思緒。我看著身旁過往的淑女們，看著她們華美的秀髮，她們驕傲地揚起的下巴，她們線條柔和、召喚著愉悅和欲望的細長咽喉－－每當這時，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一個同樣年輕的猶太姑娘。她大概二十歲左右，身材丰滿，光彩照人，成天興高采烈。當時她正舉著雙手，胸膛前挺，沿著街道奔跑。她尖銳地叫喊著“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來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無准備的身體沒有任何關系。在她的叫喊聲中，党衛軍的沖鋒槍子彈把她擊倒在地。
對身體來說，子彈鍥入皮肉的一刻是令人惊愕的一刻。在血淋淋的碎片當街跌落，并被党衛軍的皮靴踢在一旁之前，生命和死亡剎那間混而不分。在那一時期正值生命的巔峰狀態而慘遭殺害的千百万人中，這個姑娘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然而，每當我沉醉于人類生活中那些生動之美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她并沉思其所以。這种情形也許和原始部落中有選擇的性狂歡屬于同一范疇。在這樣的時刻，這一种或那一种欲望的性質全都一樣，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融合于一种強烈的共通感受，而這种感受使每一個人從屬于整體。一夫一妻制不能提供任何途徑以渲泄這樣的迫切沖動。換句話說，這是人類之愛的深厚基礎，一种不可能真實設想的虛擬之愛。看著一群正在歡笑的女孩，你想不到那個猶太姑娘也是她們中的一員，是她們同一和永遠的在場。關于在德國的那些日子，戴奧特后來寫了許多詩，其中最好的之一涉及一個被捕后又被驅逐到第三帝國的威尼斯女孩的死亡。這是一首色情的詩。在詩中，那個威尼斯女孩不是作為一個個人，而是作為一种青春的美，作為胸脯、臂膀、雙手和雙股的迷人魅力出現，而所有這些都被死亡所吞噬。
1945年，戴奧特和他的難友們迎來了英國的解放部隊。由于身邊相伴的都是些曾流亡倫敦的波蘭軍人，他又開始了過去的生活循
環：飲酒和歌唱。耗干了這些人的錢和酒之后，他動身去了法國。如同1939年一樣，那又是一個普遍怀疑的時期。歐洲的一切都
在路上：數百万苦役犯、囚犯和奴隸正在返回他們的家園，另有數百万人則正在逃离本土或被驅逐出境。戴奧特每到一處，都會碰到為數眾多的波蘭人。他寫与讀者情緒完全一致的愛國詩和反俄詩，從每一家流亡者机构那里榨錢。他戰前的那些擁戴者們欣喜于他的幸存，為他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
然而，慢慢地，他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的生活失去了光彩。出版作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所有國家的出版机构都已解體；錢更是少得可怜。他感到他正在變成一個普普通通、落魄潦倒的离鄉背井者。他的滑稽，他的個人風度，他的詩意，都已成為過去，不再有人關注。郁悶、辛酸的移民，一處真空，一种災難的體驗。能夠把他帶回溫暖和友情的人民大眾在哪里？在他的本土！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她靠在華沙不同的餐館里打工渡過了德國占領時期。從波蘭來的出版商使他相信，一切都在趨于寬松。華沙政府的特使向他保證，他將受到熱情的接納，他戰前的右派過失將得到寬恕。
戴奧特回波蘭時難免一路丑聞不斷。從下船的那一刻起，他就進入了一种酒精中毒和愛國熱忱相交織的欣快症狀態。他從每一個火車站給他的妻子發電報。當他最后由一位他從布魯塞爾帶來的女朋友陪伴在克拉科夫（華沙陷落后他的妻子去了那里）露
時，他的妻子立刻采取了嚴厲的約束舉措，攆走了那個女孩。他的妻子出身于一個格魯吉亞的逃亡家庭。她又小又瘦，黑頭髮，有著東方人的相貌：一只微隆的漂亮鼻子，一雙火辣辣的黑眼睛。她喜歡在曼妙的手腕上套一副銀手鐲。總而言之，她看上去像是一個高加索女子。盡管她馴順而富于女人味，卻有著一副經商的好腦子和把丈夫抓在手心里的天才。
戴奧特的歸國為那些文學的指導者和宣傳机构提供了便利。他是一位大眾詩人，而他作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只會增加他的身价。對新政權來說，他較之許多過分熱心的左派分子，是一筆重大得多的財富。
他總是需要一個庇護人；現在他找到了一位真正慷慨的，那就是國家。他變成了一支名符其實的金筆：它寫下的每一個字－－他在一長卷紙上用大大的、裝飾性的字體寫作－－都給他掙來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稿費。此外，他對語詞的熱情－－沒有這种熱情他就不能活－－現在也被安置在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上。种族主義已成為歷史：既不再有長槍党徒，也不再有興奮的人群；有的是國家的重建，是通過獲得西部原屬德國的版圖達成的民族和解的光榮。現在不管寫的是什么，他的詩中總是陽光燦爛。這很好。他的詩中充滿了樂觀主義的主題，充滿了重建國家的畫面和快樂未來的遠景。這就更好。由于能夠毫不費力地找到渲泄的渠道，他的寫作開始走向泛濫。從他的工作間里源源不斷地涌出頌歌、諷刺詩、幽默小品和對話的洪流。一家雜志為他辟了個叫“綠鵝”的專欄，供他每周發表他所謂的“戲劇片斷”。那都是些短短的小場面，他稱之為“世界上最小的戲劇”。我迄今未在其他語种中讀到過如此純屬荒謬的作品。“綠鵝”的主人公是人民、動物和客體。那些參加他每周一次的“卡巴萊”(4)表演的讀者對自己喜歡這類怪癖多少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會照准每一期的標題猛扑過去。
他的行為成了多次論爭的主題。有兩种人對他感到憤慨：那些一心想被認作是“可靠”的人和采取馬克思主義嚴肅立場的人。他們問道：怎么能允許這個小丑像在巴黎的存在主義咖啡館里一樣胡作非為呢？他不過是一個發了瘋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為什么要在指導性雜志的頭版發表他的詩？為什么准許他從事專業創作？每個人都對他從事過反猶活動記憶猶新，那時他曾用“長刀之夜”威脅過他的同事！而現在，沒有誰比他活得更逍遙自在。這難道不令人感到羞辱嗎？
那些經驗老到的党員則努力平息清教徒們的狂暴，對他們的天真報以寬容的微笑：眼下還需要戴奧特。他還有用。他有許多追隨者；他所寫的東西有助于創造一种愛國主義的气氛。這是一种政治炫耀：甚至右派分子和天主教徒們都在和政府同心協力。廣大讀者對嚴肅、明智的文學尚未做好准備。此刻，戴奧特的滑稽戲是最合乎其口味的了。所有這些都是一場暫時的游戲；然后－－砍他的頭！
當波蘭為條約所迫，對俄國從克制的尊崇最終走向徹頭徹尾的偶像崇拜時，戴奧特沒有讓任何人胜過自己。他寫蘇軍戰士的英雄主義，寫每一個波蘭人都應對俄國怀有感激之情，寫列宁，寫共青團的小伙子們。他在每個方面都走在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前列。作為一名著名詩人，他接到了一份蘇聯護照，去莫斯科呆了些日子，然后以散文詩的形式發回了一份熱情洋溢的報告，其中宣稱，莫斯科的宏偉壯麗只有一點美中不足：它太像泰奧密那（Taormina）(5)；正如那里的人們吃許多橙子一樣，他不喜歡吃橙子。
他的這份報告逼得清教徒們要發瘋。他們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沮喪，更令人敬畏的城市。戴奧特的歡天喜地全都帶著嘲弄的筆触。它們似乎在說：“你們不是想我唱贊美詩嗎？很好，我會一直唱到脹破你們的耳朵。”盡管如此，仍然不容易揣摸他的真實意圖。你根本說不清他究竟是在撒謊還是在講實話。正常的標准對他不适合。他在不同的尺度上晃動。他如同一個魔術師，永遠能從帽子里拎出适當數量的兔子，而所有的兔子都有你需要的顏色。他將一切都轉化成輕快的滑稽歌劇。由于他不斷使用夸張作為其藝術手段，他的對手提不出任何不利于他的證据。他既不嘲弄也不言及真實；他表演花招，實行為藝術而藝術。
他從不“嚴肅”。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基本要求。在舉行了那次作家代表大會－－會上宣布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唯一被允許的創作方法－－之后，嚴肅的党人們開始對他采取行動，确信這次他們將洗雪前恥。他們分析了他的詩，然后證明說，世界之于他除了是一個供其耍弄的玩具外什么都不是。早于論戰，他曾寫了《有關一只被運貨列車輾死的蝴蝶的挽歌》一詩。這首挽歌盡管標題夠長，詩本身卻只有四行；其結尾部分說，這只沒有頭腦的蝴蝶完全命該如此。現在他發現，他自己也處在了那列貨車的車輪下。嚴厲而精确的時代正在開始。在這以前，只要是主人所要求的服務，他可以寫無論什么題材的詩：從圣母到列宁和莫斯科；而且他的詩從不缺少自發性，它們總是枝繁葉茂。當然我們必須加上一條：在這些詩中，圣母也好，列宁也好，莫斯科也好，都變成了某些非現實的東西，某种云中戲劇。然而現在，“与創作過程中的自發性作斗爭”已經成了一句口號。這意味著：僅僅去寫那些被規定的題材是不夠的，還得按照被規定的風格去寫。
戴奧特一心想要為他的東家服務。為了像一個詩人那樣生存，他需要一位親切、有趣的領主，這位領主相信，不論是他的政府，還是天地間的万事万物，都不值得過分嚴肅地對待；詩歌－－半是嚴肅，半是嘲諷的詩歌－－比這些重要得多。但是這樣的領主早就不存在了。那位奴役他的東家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容忍他，不是因為他的詩歌可愛，而是因為詩歌僅僅意味著走向一种終結。當他的詩歌不再服務于那种期待中的終結時，他的主人就生气地皺緊了眉頭。出版社接到指示說，除非他在詩歌中表示改過自新，否則決不許發表他的作品。那些清教徒們愉快地搓著手：他們終于擰住了他的脖子。他們知道，無論戴奧特作出什么樣的嘗試，他都無法改邪歸正。去除了形式上的丰富繁茂，他的詩就和那些俯拾皆是的二流韻文不再有任何區別。
由此他步入了充滿陰影的生活。然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應該存在絲毫的浪費現象。那些扮演完角色的人完全可以按照他們的能力找到工作。戴奧特的生存是有保障的：一家國營出版社委托他做一個項目：翻譯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
失去天恩后差不多兩年，他又獲得了另一個机會：那份指導性的文學周刊奉命公開討論他過去的所有罪行。這是一种特殊類型的審判，在這類審判中，事先就已准備好了有利于起訴方的裁決。戴奧特將又一次獲寵，但也將僅僅是暫時的“又一次”。
（譯自《被禁錮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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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沃特曼（Waterman），其時一种自來水筆的品牌－－譯注。
(2) 法國胡格諾戰爭期間天主教徒對胡格諾教徒所發動的大屠殺事件。時在1572年8月24日凌晨，那一天是圣．巴托羅繆節。
(3) 指戴奧特不斷變換其筆名，同時也可能影射“戴歐特”（delta）本身。因delta的意思之一是指數學中變數的增加－－譯注。
(4) 卡巴萊（Cabaret），有歌舞表演的餐館。
(5) 意大利南方的一座旅游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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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今天》有些内容，我再转一篇吧。
偉大小說的定義
劉自立
前此有人來定義偉大的小說﹐且說了幾句話。
這個話很一般﹔沒有錯﹔也沒有什麼“對”的地方。因為當一個人說出常識一樣的話﹐為一種專業的事情做定義﹐就有研之無物的感覺。
比如說﹐人們讀了這樣的小說﹐就會產生一般而言的“同情”等等。但是﹐就有作家說過﹐“同情”是一種並不太好的東西﹐她讓人失去距離感﹐且會因此而產生誤解﹐在人際關係上滑向“憐憫”喪失獨立性（見漢。阿倫特）。
一般而言﹐偉大小說是這樣一種事務──由於她的出現﹐一切的批評文本和評論家﹐在幾乎一切領域獲得了解說新事務的可能性﹐而不是由評論家來框定此文本的新奇和偉大﹔這個新的事物在解釋和再現主客觀的世界的時候──這是空間領域﹐和解釋時間──這是時代的另一個說法時﹐都獲得了全新的視點﹔這個視點不是評論家賜予的﹐而是小說家賜予的﹔是小說“拉動”了評論和輿論。
說得更加細緻一些﹐由於現在地球變小了﹐跨文化的研究變得可能﹔像一些全球視點的作家﹐就給出類似“殖民主義”或者“後殖民主義”關注的一些東方學視點﹐如視點成為類似吉普林和奈保爾式的視點﹔但是無論是奈保爾還是吉普林﹐他們首先給了思維一個新的空間﹐而不是由評論家來引導他們。
前此獲得這類視點的﹐當然還有詩人龐德和小說家尤瑟奈爾等。雖然這類東方學作品﹐其實比較他們的本土化作品﹐是小巫見大巫的﹔如﹐馬勒﹐他其實無法全懂和真懂王維﹔『圖蘭多特』﹐也是一廂情願的作品。
於是﹐回到各自的偉大﹐民族和地域的偉大﹐我們給他們的定義應該是﹕如果他們是跨時代的﹐他們的偉大就獲得某地域永遠的憑證。
再者﹐對某件偉大作品的衡量標準﹐如果設置一個簡約而有效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是跨時代被閱讀的。這類作品很多。舉凡偉大﹐言及作品﹐是歷史承認的﹐而不是一兩個個別分子否認的﹔如我們的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他們建立了我們的思維和欣賞習慣﹐且給新時代不斷提供新思維﹐就是一種例證。外國人現在迷紅樓夢﹐且在楊憲益以後又成新譯﹐是為證。也成為一個“新東方學”。
我們的紅學研究之所以百年不衰﹐不是因為她的負面﹐而是因為她的正面效益。
雖然筆者無權評述紅研﹐但是一般而言﹐我覺得她可以屬於那種為時代﹐各個時代和時代中人﹐各個分科學者﹐提供無窮奧義的源泉性作品﹔她的佛學﹐詩學﹐歷史社會學﹐文字語言學﹐倫理道德學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望塵莫及之作品（請注意﹐我們這個時
代是一個小時代﹗因為用另一個偉大學者的話﹐我們是“戴盆何以望天”之輩。政治概念籠罩了我們的創造﹔而我們有沒有取代小政治的大政治寫作──像索爾什尼琴和哈維爾──我們就只是剩下一些“垃圾”類作品了。）
偉大﹐是一個迷。所以我們只好聽憑她的發落。就像我們聽憑一部莫扎特的歌劇一樣﹐她的存在﹐是對一切偉大指揮家的考驗﹔而不是由他們﹐這些指揮家﹐來取代之。
沒有誰可以取代李白杜甫曹雪芹。因為﹐首先在語言學上﹐她的存在就是與天合謀的一種迷宮。我們現在常常在迷失于非理性的時候﹐對理性給予同樣的懷疑。是的﹐在結構和解構的迷宮裡﹐李白杜甫曹雪芹﹐是佔全了他人類謎底的偉大人物。小說在迷的解構和結構裡發生所謂的“延異”﹐使得他們無懼于他們的當代讀者﹐批評者﹐也同樣無懼于以後的﹐古往今來的讀者﹐他們是和時間同構者﹐所以偉大。而他們的語言﹐是一種本體論的存在。這個意思是說﹐我們多少代人其實是在他們的本體裡生活的。我們生活和創作﹐其實以他們的先前的存在為前提──自覺﹐或者不自覺﹔否認﹐或者承認的──比如﹐我們的社會和人際結構﹐思維和體驗結構等等﹐其實是源流于他們的文本和文本的延射。
在一般而言的意義中﹐我們永遠是小於他們的構思和氣質的。
我們一度嘗試要“打倒”他們﹐而未果﹔且永遠未果。
如果我們可以把眼光移向西方同類偉大小說的時候﹐同樣的啟示也會發生。
沒有人可以像普魯斯特一樣﹐成為一個專業的夢的闡釋者和虛構與實體的拱頂建築者﹔就像沒有人可以像喬依斯一樣成為造字巨匠和詩人（有專家說﹐在他以後﹐許許多多的小詩人應運而生）。
又﹐因為他的類似符號學的闡釋意義﹐他的歷史文本和現實意義﹐無論是“玫瑰”﹐還是布盧姆﹐都將是傳世的﹐不朽的﹔因為他超越了歷史﹐政治和哲學。
所有這些啟發了一個個時代﹐並成為時代的戳記和印痕。
這個印痕﹐就是“偉大”此詞的另一寫法。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中國人現在尚無偉大作品問世﹐是因為在我們的視線之內﹐舉凡都是已知之域──這個已知之域﹐在無論是文本﹐還是文本延射的主客觀世界裡﹐都是某種已知思維乃至意識形態的產物﹐無論這個產物是符合﹐抑或反對意識形態的。
而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意識形態的挑戰﹐應該是包涵在作品中的﹐成為一個素材﹐而不是迴避之﹔同時﹐使得他﹐使得意識形態變小﹐變滑稽﹐還其真身（是個光屁股皇帝）而已。就像君特。格拉斯創作一個小矮人奧斯丁﹐他的出現﹐完成了對於小納粹意識形態的蔑視和嘲弄。
在君特的意義上和偉大文學的意義上﹐『錫鼓』﹐成為偉大作品。
筆者以為﹐如果要框架一部我們仰視的作品﹐當代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品﹐他們首先應當是傳統的繼承和顛覆者。我們要看到這個作品概括了我們這個奇怪的時代﹐給他一個懺悔或者啟示。許多文本是有啟示和懺悔的﹐像是文革類的懺悔書。但是這些作品是向後看的。向後看有價值﹐但是只有一部份價值。
我們說的布盧姆不光是一個愛國主義的角色﹐而更多是一個語言學上和精神的角色。
於是﹐在這一點上﹐喬依斯遠遠大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第二﹐這個作品應該是我們聞所未聞又耳熟能詳的一部畫面﹔就是說﹐視點變得新奇﹐而語言成為新的典範﹐成為原有語言的集大成和顛覆者──我們仰視的陳寅恪的小說──其實是個詩歌詮釋文本──就拒絕了時代語言。而我們要解決語言問題﹐只能是沿當年關於白話文和文言文的爭論﹐並在梅光迪和吳宓的啟蒙下﹐找到一個新解﹔而非像陳獨秀和胡適一樣﹐把小孩子一起潑掉。
我們沒有找到這樣一個中國的當代的喬依斯。
其三是﹐我們只有發現了紅樓夢的全部奧義﹐或者心領神會以後﹐才會駕馭比之更加寬廣和高深的小說結構﹐小說大廈﹐而不是避開她的偉大迷宮。
就像我們沒有能夠解釋或者全部解開宗教之謎──這其實是佛的傳達﹐在社會和人倫關係上的傳達──紅樓夢因此成為一個偉大之謎。文本的承載獲得成功。
我們也看見過卡爾維諾的迷宮﹔玫瑰的迷宮﹐這和我們看見寶玉的迷宮﹐神秀的迷宮和保羅的迷宮﹐是一樣的。我們說﹐『聖經』是他們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意義在此。
如果我們沒有某種預期﹐就像我們在聆聽一個貝多芬動機的時候﹐會發現他的發展之輝煌就要來臨﹐但是﹐我們沒有取代之的能力──而當他的發展佔據了全部音樂的時候﹐我們說﹐啊﹗就應該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期待中國偉大當代小說出現的動機預期心理。
總而言之﹐我們中國人是產生過偉大小說的國家﹐他是否應該再產生﹐也許要根據他以後能否首先在比較小一點的領域裡﹐作出明智的舉措﹐如﹐在政治學領域﹐語言學領域裡﹐等等﹔因為在筆者看來﹐如果偉大小說的出現﹐小於先前的政治領域﹐她自然夠不上偉大。
也就是說﹐小說是一種文字學試驗﹔而文字的獨創來源于思維﹐是新思維﹐新思想。當然﹐也許是思維的一種現象學體驗。
=====
自立这篇还是承继哈金的那个讨论吧。。。转自《今天》。
EL COQUI
大地上的詩意永無止境－－
當夕陽西下﹑眾鳥歸棲
一陣陣情歌聲四方上下飄響
“考奇﹗考奇﹗考奇﹗…”
略帶着羞怯﹐彼呼此應
在山林﹐在原野﹐在海濱
在鳳梨池芯﹐芭蕉葉腋﹖
卻怎么也難尋覓蹤影
島嶼在詩情中溢滿生機
如果一個嚴冬﹐冰雪寂寥
只有爐旁書本的夢臆
猛一陣暖椰風將你喚醒
密林似的繁星﹐溫柔的月
聽人世間最美的蛙鳴
200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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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给波多黎各的COQUI，一种树蛙，它的鸣叫声真是优美动听
！不由地我学起济慈的GRASSHOPPER AND CRICKET，也写一回蛙
鸣。去过波多黎各的人不会忘记那动听的声音，真的！
圣诞快乐
唐老鸭，有了家
伊呀伊呀哟–
唐老鸭家里有许多鸭
伊呀伊呀哟–
鸭爸爸鸭妈妈还有小鸭鸭
呱呱-呱呱-呱呱
鸭妈妈又要下蛋啦
嘎嘎嘎-嘎嘎嘎
鸭爸爸发闷“有啥子乐
伊呀伊呀哟？”
“生-蛋-快-乐-
伊呀伊呀哟！”
200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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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听到的一个笑话，镶进唐老鸭的农庄。
才谈煤矿，又写唐老鸭怕有点不恰当。苏姗的贴子讨论圣诞，我怎么
更喜欢俗世间的圣诞，就象唐老鸭的农庄。。。
祝各位圣诞快乐！
冈比亚河的女儿
南方周末 2005-12-22 16:24:54
全长1130公里的冈比亚河是非洲大河之一
经受了割礼的女人将被认为是洁净、纯粹的女人
盛装的部族少年：脖上挂着粗大项圈，上身涂以白色垩粉，腰系贝壳串成的腰带
□曼陀罗撰文／摄影
尽管联合国公开要求非洲各国制定法律禁止对女孩子施行割礼，但法令终竟抵御不了古老的习俗，割礼仍然被熟视无睹，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目前在非洲的30多个国家，每天有将近6000名未成年女孩子接受割礼。
宽阔的冈比亚河缓缓地打了个弯，独木舟灵巧地转入一条蜿蜒逶迤的内陆支流。木桨掠过清澈的水面，惊起了树丛里成百上千的苍鹭、白鹳、鹈鹕、鹭鸶、燕鸥和斑鸠。鲦鱼轻快地跃出水面，在船头划过一道银光。
淡水和海水混合的潮间带，红树林(mangrove)愈加茂密起来。盘根错节的支撑茎和呼吸茎高高地顶出水面，将树木架在空中。一丛丛墨绿的叶子，在潮湿的空气里微微摇晃着，将陆地和河水连接起来。
雨季的天空压得很暗很低，是每天必经的那一场暴风雨的前奏。树木和青草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柔和而淡雅。你，瘦弱的小姑娘雅瓦拉(Jawara)，孤独地站在天穹下，大河边。衬在大自然气势磅礴的图画上，你渺小得如同一粒被遗忘了的砂砾。
独木舟被波浪推上泥泞的浅滩，轻轻地搁了浅。沼泽地是那种凝重的黑，寂静的黑，冷漠的黑，严峻的黑。黑的天，黑的地，天地间只有你一袭猩红的长裙。
那是你割礼前的最后一日，9岁的小姑娘雅瓦拉。明天你将告别童年，也告别你身体的某一部分。那是你的“成年礼”(Initiation)，是你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你将真正成为女人。
我紧紧地握着你细小的手。你笑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活活泼泼地望着我，“Tubab(西非对非黑色人种的外国人的称呼)，我好想有你一样的白皮肤！”我盯在你的脸上，你那近乎墨黑的皮肤闪着光亮，细腻而滑润，像晶莹的黑宝石。我把你拥在怀里，我将我的悲哀我的痛楚我的伤感我的眼泪深深地埋在心底。你有多么的漂亮啊，我的小姑娘。和我一样，你是一个女人。而决定你作为女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你的肤色啊，是你的文化，是你的信仰，是你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那种对女孩子的割礼，有两种形式。通常的是割去阴蒂和阴唇(称为excision)，更有甚者，是将阴部缝合(infibulation)，只留下针尖大的一个小孔以供小便和经血的流出。这两种手术经常是同时进行，以完成女孩子由童年向成年的转变。
不，你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你说起过这种割礼的真正细节———它是一种神秘的仪式。你和村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早早地在心里期盼着这个标志着你成为女人的重要时刻。
妈妈给你重新梳了头发，无数根细长的小辫子从额头整齐地排向脑后。辫梢上拴着彩线，红色绿色橙黄浅粉，把你打扮得光鲜照人。你羞涩地低着头，掩饰不住你心里的激动和自豪。
远处有鼓声响了起来。低沉的、辽远的鼓声，如同心脏有节奏的律动。
猴面包树(Baobab)下空旷的土地上，聚满了欢快的村人。男孩子的割礼，总是伴随着隆重的庆祝仪式。不仅仅在信奉原始宗教的非洲，犹太人、穆斯林和某些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风俗。只是，这里实行了4000多年的割礼仪式，更深刻地融入了其民俗礼仪和信仰。庄重，严格，特性鲜明，意义非凡。这是每个男子攀上成人阶梯时必须接受的对肉体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和勇气的挑战。
一个沉稳、厚重的男声唱起来。盖过喧嚣嘈杂的人声，穿过云层，飞上苍天。
狂风，狂风掀起巨浪
河水，河水涌起波涛
几个少年，脖子上挂着麻绳编成的粗大项圈，脸部和赤裸的上身涂满白色的垩粉，腰间系着贝壳串成的细腰带，手上挥舞着羽毛，在激越的鼓声中开始了舞蹈。
击鼓啊，狂歌啊
是考验你的勇气和力量，来舞蹈
扭胯，抖肩，翻滚，腾跃。鼓点愈击愈快，男孩子们踏在地上的脚步愈急愈重，间或伴随着高昂的喊叫。
你已经长大成人
真正的男子汉都要经受这一刀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村人将他们团团围在中央，欢快地笑着，将一个瓶子传来传去，大口喝着自制的烈酒。男孩子脸上流淌着的汗水，一串串摔落在空中。
孩子们啊，咬紧牙关，决不颤抖
挺起胸膛，昂起头
就在众人情绪激昂、欢庆场面推向最高潮的那一刻，忽然偃旗息鼓，一时间万籁无声。男孩子们悄悄地席地而坐，静静地岔开双腿。稍息，那个男声孤零零地重新响在天地之间，格外的悠远深长。
忍着痛～～，憋住气～～，不哭不叫～～
勇敢地迎接你生命中这一刀！
一个头戴面具的男人走出人群，青面獠牙，怒目圆睁。他手里的铁器已经在火上烧得通红。当他漫不经心地靠近一个男孩子的时候，身边的助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孩子牢牢抓住。就在那一刹那，他抓起男孩子的包皮，一刀割掉，随即直起身来，“嘿”地一声大叫，将手里血淋林的物件炫耀地高高地举起，展示给四周的村人。男孩子跳将起来，紧紧地咬住嘴唇。用双手捂住伤口，在原地兜着圈子小跑。鲜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又迅速地融进赤黑的土地……人们欢叫起来，庆贺一个成年男子的诞生。
我陪着你远远地站在树丛里。女孩子的割礼总是在私下神秘地进行，你等待着。我抱住你的肩，感受到你的炙热。我将下颚抵在你的头上，极力抑制着身体的颤抖。我朦胧的双眼里是惨淡的明天，不知道是乡间巫医、接生婆还是你的祖母外婆母亲姑嫂，她们都会将你紧紧地按在地上，用一个木制的钳子夹住你的阴蒂，用刀子或是其他的锋利物件将其割掉。小姑娘雅瓦拉，你将会流多少的鲜血，将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楚。我仿佛已经听到你痛苦绝望的惨叫。
他们说，去掉阴蒂有许多的好处，既保障了女人们的婚姻，也维护着她们的贞操。生产的时候还会比较顺利。并且，把那个丑陋可恶的男性似的器官割除，阴部看起来光滑漂亮。还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会转变一个女人的个性并获得遏制性欲高潮的能力。“如果你通过了这一关，你将能承受生活中其他所有一切的挑战！”母亲们都是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
关于割礼的“意义”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窦贡(Dogon)族认为，每个人天生就是双性恋，女人的阴蒂是男性的性象征，而男人的包皮具有女人性器官的包容效果。只有经过各自的割礼手术，才能摈除双性的倾向，还原人本身的性属性。班巴塔(Bambata)族也有类似的认知，他们同时还相信，在阴蒂和包皮上有一种特别强大的魔力，这种魔力会在性交时突然爆发，产生不可抗拒的能量。因此，阴蒂和包皮是不幸的祸根，必须剔除。
尽管联合国公开要求非洲各国制定法律禁止对女孩子施行割礼，但目前在非洲的30多个国家每天仍然有将近6000名女孩子接受割礼。就在3年前的秋天，冈比亚布瑞卡马市(Brikama)的法庭前曾聚集了上千名抗议示威的妇女。她们公开反对当地法庭开庭审理9岁的女孩子哈瓦(Hawa)接受割礼一案，声援作为被告的7名民间割礼执行者。“女性割礼是我们的文化，没有人可以干涉我们对自己女儿实施的礼仪！”女人们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人公开或半公开的支持。法令终竟抵御不了古老的习俗，割礼，仍然被熟视无睹地日复一日延续下去。
比如你，雅瓦拉，9岁的小姑娘。
在雨林的深处，已经搭好了一个小窝棚。你将独自呆在那里，养好你的伤。等你回到村里时，你便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被女人们欣然接受、被年幼的女孩子们由衷羡慕、被男人们首肯并钟爱的女人。一个被公认的，洁净、纯粹、美丽的女人。
为了那一天，也为了你的一生，你等待着明天。
冈比亚河流淌着，平静地，亿万年来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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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罗这一篇很“原创”啊！
面对兰德的挑衅
南方周末 2005-12-22 16:18:18
安·兰德
《源泉》，安·兰德著，重庆出版社2005年，49.80元
刘擎
阅读《源泉》是一次精神的历险，要求你智性上的强健与无畏。
这是一部畅销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总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册，并在1949年由安·兰德本人改编剧本、好莱坞大牌明星出演拍成电影，但它绝不是一本取悦式的、娱乐性的流行小说。相反，《源泉》与兰德一样，具有一种挑衅的、咄咄逼人的精神气质，一种独特的思想力量，迫使你审视自己的生活，拷问自己的灵魂：你是生活意义的“创造者”还是一个“二手货”？这种追问会使人困扰、不安、畏惧甚至愤怒！在这样一个“自我呵护”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阅读《源泉》、去经受一次艰难的历险？
是的，作为读者，我们随时可以放弃或拒绝阅读，而且理由是如此现成、几乎唾手可得。可以找到温文尔雅的理由：小说的故事虽然有趣，但太长了；“不合我的口味”，太多的思辨和说教了，让人难以理解，等等。也可以拿出振振有辞的理由：主人公过于理想化，缺乏任何现实感，近乎疯狂；或者，作者太过傲慢了，思想神秘，故作高深，完全不可理喻；或者，她的主张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她的叛逆过于极端，太激进了，等等。如果碰巧你是个有学识的读者，甚至可以立刻在“学理”上开展批判——作者倡导的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她的“创造者”与“二手货”的二元论是虚假的，立场是极为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可能是反动的、反社会的、不道德的。于是，你停下来，将这部700页的小说丢到一边，弃之不顾，虽然可能心有余悸，但最终时间会使你忘记它，你终于可以平静下来，逃过一次对自己心灵的反省。
但有一个念头会妨碍你———你会怀疑，所有这些现成的、唾手可得的理由，或许并不是出自你自己真实而独立的思考，或许都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二手货思想”。因为作者本人完全没有回避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相反，兰德让类似的指控在小说中充分登场，借用她塑造的人物———那些格外聪明的“二手货”———以更为有力、更为精彩、更为雄辩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最终裸露出虚伪和怯懦的面目。所以，你无法心安理得地利用那些托词，无法振振有辞地放弃或拒绝，主人公的命运和思想会继续纠缠你、困扰你。你获得解脱的方式似乎只有两种：要么选择投降，要么奉陪到底。
投降比借助托词来逃避更为诚实。毕竟，像作者声称的那样，这本书只是为了向“为数不多人的致意”，而“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们要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但那又怎么样呢？既然兰德关心的只是少数人，我们也未必非要在乎她和她的作品不可。毕竟，这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不过如此，不是吗？
作为读者，我做了另一种选择，奉陪到底。因为小说强烈的挑战气质激发了我。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与《源泉》作战，一种精神上的格斗，直至读到最后一行，“只剩下大洋和天空，还有霍华德·洛克的身姿”，而脑海里却回响着另一个人的声音———“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那是尼采的声音。
安·兰德早年深受尼采的影响，虽然她后来抗拒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但她的灵魂深处藏着一个“尼采的幽灵”。这个幽灵使她曾在《源泉》手稿的开端引用了尼采的一段文字———关于“高尚者必然怀有自尊”、具有“原始确定性”的信念。晚近西方学术界在对兰德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她与尼采的关联。最近《兰德研究学刊》和《尼采研究学刊》发出了关于“兰德与尼采”的主题论文征集。
《源泉》中的“创造者”很像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超人”。尼采说，“猿猴之于人是什么？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在这里，尼采昭示了他所谓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之间截然不同的生命意义。而兰德笔下的“创造者”践行的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勇敢的、使生命热烈昂然的“主人道德”，而“二手货”则信奉那种依赖性的、寄生性的、随波逐流的“奴隶道德”。
兰德借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之口划出了两种生活世界之间的界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类面临着他们最基本的选择：他只能在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是依靠他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还是像那些依靠别人的大脑来生存的寄生虫一样。创造者进行发明创造，而寄生虫则剽窃和模仿别人。创造者独自去面对大自然，而寄生虫则通过媒介面对大自然。”洛克还说，“真正的选择不应该在自我牺牲和支配他人之间进行，而在于选择独立还是依赖，选择创造者的准则还是二手货的准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霍华德·洛克在法庭上的长篇呈辞可以看作是《源泉》的主题宣言。在1949年小说拍摄同名电影期间，当兰德听说洛克的这段台词因为太长(在中译本中长达8页)要被删节的时候，她暴跳如雷，亲自跑到制片厂与导演力争，要确保这段台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影片最终完成的版本中。由洛克的这篇法庭辩辞，我们可以确切地把握《源泉》试图要阐明的基本见解——人类发展的“源泉”来自那些少数的创造者，来自他们“自给自足、自我激发、自我创造的”生命力。这不正是尼采所赞赏的“主人道德”、所推崇的“超人”精神吗？
实际上，这个主题动机在小说的开始就已经铺陈。霍华德·洛克和彼得·吉丁都是建筑设计师。但对洛克来说，工作的意义在于工作本身，创造力的实现就是对工作最好的、惟一值得追求的回报，也是最大的利己满足，所以他说“我无意于为了客户而建造房屋。我是为了建造房屋而拥有顾客”。而吉丁遵从的是另一种教导，“等你在这行干久了，你就会明白，设计院的真正工作是在四堵墙之外完成的”。对他来说，工作本身不具有价值，而只是获得“成功”的手段，而“成功”来自他人的评价，主要以金钱和名望来度量。于是取悦大众、投其所好成为成功的诀窍。与洛克相比，吉丁之流更功成名就，但他们总是活在洛克的阴影中，正如电影《莫扎特》中的皇家宫廷作曲家萨列里终生陷落在莫扎特天才的阴影中。因为在内心深处，吉丁或者萨列里都知道，他们不是创造力的“源泉”，而只是平庸的剽窃者、模仿者和寄生者，他们的“繁荣”事业不过是一个“互相抄袭，赝品丛生”的世界，他们的“作品”连同他们自己一起，都只是“二手货”。
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属于洛克的世界还是吉丁的世界？令人畏惧的力量正在于这种追问。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我们很难果敢地宣称自己是洛克式的人物，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吉丁。即使现实的世界中不存在那个理想化的、无所畏惧和永不妥协的洛克，但洛克的精神仍然具有强有力的警策意义——当我们像吉丁那样行事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自己怀有道德上的羞耻。这可能是免于无限堕落和走向自我拯救的希望所在。
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虽然我从来不是兰德的信徒。我曾写过几篇赞赏兰德的评论文字，但她的哲学并没有让我信服，而她论述中的那种“真理在握”的独断气质，一直是我内心格外抗拒的。她试图成为清晰的、理性主义版的尼采，以为能够为尼采的精神提供“理性和哲学的基础”，这种危险的自信可能使她陷入了哲学上的歧途。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和利己主义伦理学存在着太多的可以质疑和挑剔的地方，这或许是学院派哲学家曾长期对她置之不理的一个原因。诺齐克(RobertNozick)可能是个例外，他曾写文章专门分析批评兰德在处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比如在讨论休谟“实然－应然”问题)上的论证失误。但无论如何，兰德和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精神力量，因此诺齐克也尊敬那个作为作家的兰德，认为她的小说是激发思考和引人入胜的。而我们阅读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因为它是完全正确的“真理”，而是因为它富有独特的想象力和思想启迪。在这个意义上，《源泉》和它的作者一样，是卓越而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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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世纪有这么多小尼采呀，又都在妄谈原创与二手货，源泉与剽
窃什么的。
新词与方言：“哇”声一片又何妨？
南方周末 2005-12-22 16:31:51
有钩沉，有漫议，雷颐对时下夹杂在标准汉语中的“新词”和“方言”持“放任”态度。他认为，维护语言的纯正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权利；然而太过追求纯正，其结果将是无法开口说话
新词与方言：“哇”声一片又何妨？
□雷颐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这是上世纪初流传的两首“打油”，因为当时一大批现代自然、社会科学新词传入我国，引起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非议，这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同胞、民主、膨胀、自由、直接、间接等当时全是颇遭物议的“新词”。
“日本新词”对汉语的反哺
这些新词大都由日本传入，连素以“开明”著称的重臣张之洞，亦以反感并力禁使用“日本新词”闻名，以致他七十大寿时，其门生和部下樊增祥所撰长达二千余言骈文，在细述张氏德政时，特将此事叙入，极表赞佩。寿文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文中所谓“鸡舌”、“马肝”是引用“典故”，在此以“鸡舌”、“马肝”暗喻“日本新词”，意谓不必用这些新词，照样能学问精通。
但语言具有某种强迫性，甚至使反对变化的人也不知不觉地使用种种“新词”。随着“新学”日兴，要完全摆脱“新词”却越来越不可能，即便憎恨新词如张之洞，亦未能“免俗”。一次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不料拟就之后他见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针锋相对地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二人遂不欢而散。反对用“日本名词”者如张之洞，却也无法摆脱“日本名词”的困扰，确有象征意义。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一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2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但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过近代中国后，日语新词便开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国。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此时自日本舶来。
如当我们顺口说出“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性”、“讲政治”、“永远革命”“申请入党”、“掌握政策”、“大政方针”、“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时，这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语言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外来语”更多是“先进”“中心”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而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何者为佳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可口可乐”在今日中国的骄人业绩一定会大打折扣。“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有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当然，若万般不巧恰恰是你乘坐的“奔驰”途中抛锚，懊丧之余，心中可能不免暗暗骂道：“真该译为‘本次’！”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车止为“停”，船止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不知是哪位高明的妙手偶得。
最有趣的还是“席梦思”的移译。现在都知道“席梦思”指弹簧床，但“席梦思”本是美国一家专门生产钢、铜弹簧床及床上用品的“Simmons”公司的译名。该公司以前曾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初译为“雪门斯公司”，译名平平，与公司产品无任何关联。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该公司改译为“席梦思公司”，“席梦思”确令人对该公司的产品产生浪漫联想。生意兴隆再加译名漂亮，“席梦思”遂成中文弹簧床的代称。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内地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a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打的”在内地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
译名种种，不拘一格，译界高明可各显身手，任社会生活自然选汰。但笔者以为科技译名却应当遵从有关部门的规定，否则将引起严重混乱。
如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将英文“Laser”一词译为“激光”，而海外华界多将其译为“镭射”。若纯就译法而论，“镭射”音义皆备，似棋高一着，所以现在许多广告或歌厅招牌上的“激光音响”“激光唱片”都让位于“镭射音响”“镭射唱片”。更有甚者，则干脆来个兼容并包，赫赫然写上“激光镭射”或“镭射激光”，令人啼笑皆非。
全球化时代音译意译似均已赶不上“时代需要”，干脆卡拉OK、B超、TV、KTV、DV、DVD、CD、VCD、3G、BBS、IP、QQ、CEO、CDMA、ADSL……直到最近随“超女”一夜走红的PK，这些“蝌蚪文”(以前还可用“蟹行”鄙称，可惜现在汉文多也改成横排“蟹行”)居然都直接羼入“天雨栗、鬼夜哭”才创造出来的汉字之中，成为“现代汉语”。是耶？非耶？更有甚者，令中老年一头雾水的“网络语言”在青少年中却大行其道，什么东东、斑竹、偶、大虾、菜鸟、青蛙、恐龙、CU、MM、GG、BF、GF、LG、LP、BT、886、7456、9494……随着“E世代”“长大成人”渐成社会中坚，这类“网语”(如不高兴，不妨疾首蹙额将其称为“魍语”)已经并将更迅速地进入“普通话”。倘仓颉再世，不知当作何感。
方言的“话语权”
语言的“势利”还表现在一国之内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当年的“外省青年”到巴黎奋斗，首先即要努力去掉“外省”口音。而今日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极易成为“普通话”，自因其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则因其为商埠首开之地，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也。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像煞介事”“阴阳怪气”……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自打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埋单”“搞定”“生猛”“炒鱿鱼”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一批东北小品演员愣使“忽悠”等原本有些戏谑色彩的东北土话在嬉笑声中渐渐“普通”起来，这固然是“明星效应”，然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中央电视台”才有此使经济、文化尚居“边缘”的“东北方言”跻身“主流”——只有经过“中心”的认可，“边陲”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祖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两岸隔绝几十年后，原本同根的语言已发生一些地域性差别，增加了彼此理解的困难。所幸两岸交往渠道重开近20年，语言终于互相影响，扭转了越来越“隔”的趋势。资讯、数位、考量、提升、作秀、量贩、认同、体认、愿景等一批来自台湾的词汇济济而入。此次举世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排拒来自台湾的词汇。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若追根溯源，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那就只能不是“噫吁嘻！”就是“乌呼哀哉！”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何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呢？同样，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对此，彼岸则有不愿统一的人认为这会增强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同而“后果堪忧”。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幸事。
虽有种种混乱，但总体来说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普通话”之所以“普通”，就在于它能广纳“方言”，博采“外语”。格外值得深思的是，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新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动感时代”，语言必定五光十色、雅俗共存、新旧并列、鱼龙混杂，本人也不禁“打油”一首：“出门就打的，吃喝皆料理。饼干克力架，家具尽家私。GG想MM，LG怕LP。青蛙遇恐龙，CU886。”
(雷颐，当代学者。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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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这一篇谈语言文字，蛮有趣！
“卢旺达不产石油”
南方周末 2005-12-22 16:30:50
在纪录片《与魔鬼握手》的导演雷蒙特看来，西方大国之所以对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袖手旁观，主要原因是———
“卢旺达不产石油”
导演雷蒙特(左)用了5年时间说服达莱尔(右)重返卢旺达
达莱尔被视为卢旺达人的辛德勒
重返卢旺达，对曾两次自杀的达莱尔来说，是一次治疗心灵创伤的旅程
□本报记者 万静 □实习生 黄敏
1993年，加拿大陆军中将罗密欧·达莱尔受联合国委派来到卢旺达。这个陌生的国度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绿树、小山、湖泊、新鲜的空气……我感觉来到了天堂。”
2004年，达莱尔再次来到卢旺达，下飞机前，他说，“对于我，这像是在重返地狱。”
几天后，达莱尔站在卢旺达国立大学的讲台上，对台下的学生们说：“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们，我，罗密欧·达莱尔，联合国派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司令官，从1994年1月开始，就辜负了卢旺达人民。”
在台下的还有加拿大纪录片导演彼得·雷蒙特，他手中的摄像机记录着2004年4月达莱尔重返卢旺达的旅程。这段旅程被他制作成纪录片《与魔鬼握手：罗密欧·达莱尔的旅程》，该片曾在18个国家播出，发行了13种语言的版本。今年1月，《与魔鬼握手》获得圣丹斯电影节国际纪录片观众奖。当时，圣丹斯电影节的创办人罗伯特·雷德福一改从不出席参赛影片放映的惯例，向赶来看早场放映的观众推荐：“这种影片正是创立圣丹斯电影节的原动力———它是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它的内容关乎人权和公正。”
在12月6日至10日举办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雷蒙特把《与魔鬼握手》带给了中国观众。由于事先宣传不力和没有中文字幕，偌大一个放映厅，来看公开放映的观众只有4位，其中1位还中途退场。他希望能有中国的电视台对这部影片感兴趣，“重要的是让悲剧不再发生”，而“事实上它现在仍然在发生，在苏丹的黑暗丛林中仍然在发生种族灭绝屠杀事件，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那里有的只是人，而且太多了”
为了延续殖民统治，比利时人用卡尺卡出了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对立和仇恨
在达莱尔回忆1993年11月1日他们首次在科尼希利省升起联合国旗帜，建立第一个非军事区后，雷蒙特在《与魔鬼握手》中添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影像：白皮肤、白衬衫的比利时人拿着游标卡尺量着一个黑色的卢旺达人的鼻子，然后用一块有20种颜色的色板去比照那个卢旺达人的眼睛，他们身边，几名懒散的比利时士兵监督着一群卢旺达人围坐在地上，轮候着这个测量过程。
1933年，在比利时殖民地卢旺达，就是通过这种测量方式，每个人被授予一张清楚表明种族———胡图、图西或特瓦———的身份标识卡。用以判断所属种族的标准是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在此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并且自由通婚，区别他们的主要标志是谋生手段：如果一个图西人去种田，他就成了胡图人；如果一个胡图人养了牛，他可能就变成了图西人。
比利时政府是想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把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随着殖民时代走向尾声，对于胡图族人来说，卢旺达的未来就意味着摆脱图西族人的统治，以及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1959年，胡图族发动起义并杀死了2万图西族人。比利时统治者则改变立场去帮助胡图族人驱逐图西族官员，并以胡图族来取代他们。《与魔鬼握手》用了一段1959年暴乱时摄制的影像：成堆的人蜂拥上去踩踏倒在中间的人，几个比利时士兵试图进行阻止，但镜头却捕捉到一个无意中回头的士兵脸上露出的笑容。
从那以后，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杀戮一直没有停止。1990年10月，图西族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内战。1993年8月4日，双方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签署和平协定，决定结束长达3年的内战。
4天后，受联合国的委派，达莱尔告别家中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满怀着惊奇和兴奋来到卢旺达。这是联合国第一次派遣加拿大官员去非洲。达莱尔在影片中回忆，当时“就像春天一样，天气非常棒”。
但不久，达莱尔便发现了隐藏在表面的和平之下的危机。在《与魔鬼握手》中，选取了一群年轻力壮的胡图族男人手持棍棒，做击打和闪躲练习的镜头。那时，卢旺达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这样的话，“图西人总是很邪恶。他们也许会微笑和眨眼，但他们会把你们的孩子抓走。而我们，胡图人，则是清白的。”
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达莱尔对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有了预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报告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正在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图西族处于危险之中，希望维和部队介入。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接着，达莱尔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胡图族正在加紧备战的情报，但仍未引起注意。
2004年4月，达莱尔在卢旺达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对此表达了激愤：“这个世界被一种允许屠杀的信念统治。那些超级大国对你们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南斯拉夫感兴趣，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派到那里。南斯拉夫属于白人世界，而卢旺达则是黑色的。”达莱尔还指出，那些大国认为卢旺达没有任何战略价值，“他们告诉我，那里有的只是人，而且太多了。”
“戴上蓝色贝雷帽，就表示你想自杀”
西方大国派出了自己的军队，营救自己的国民，然后甩下正在发生的屠杀，断然撤军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与布隆迪的胡图族总统在赴坦桑尼亚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飞机被两枚火箭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关于谁是凶手的说法纷纭，两大部族互相指责，基加利的局势迅速恶化。卢旺达广播电台再次扮演了煽动者的角色。它告诉卢旺达人，是图西人杀害了总统，要胡图人为总统报仇。
次日，由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绑架并杀害了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兰吉伊马纳和3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8日，图西族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拒绝承认将其排除在外的临时政府，宣布向首都进军，卢旺达内战再度爆发。
伴随着两派武装在前线的激烈厮杀，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有200多万难民成功逃亡国外，但每天都有一卡车一卡车逃难的妇女和儿童被杀死，路边沟旁尸横遍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数以十万计的无辜平民被残酷杀害。被害者的数字至今还无法精确统计，存在着联合国官方确认的50万人、《与魔鬼握手》采信的80万人和卢旺达国内流传的100万人等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都认为，90％以上的受害者是图西族人。在这场杀戮中充任杀人工具的器械，据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著作《合伙谋杀》作者琳达·梅尔文调查：“大多数受害者为弯刀所杀(37.9％)，其后是棍棒(16.8％)。”这些弯刀是10美分左右一把的廉价货，却杀害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在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被杀害的同时，胡图族军人还打死了奉命保护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部队军人。于是，比利时决定撤回全部维和部队。《与魔鬼握手》中，一名比利时军人在镜头面前，用小刀使劲割象征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色军帽，“就是因为这贝雷帽，我们的士兵才会被杀。戴上它，就表示你想自杀。”
达莱尔在片中回忆：“当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我只能任由这个鬼地方的人民被砍死。我的意思是，他们(比利时援助团的坦克)不得不绕开遍地都是的尸体，到达这里。我站在这儿，被那个赫拉克勒斯(满载士兵准备离开的飞机)抛弃，陷在一大堆绝对让人厌恶的恐惧、毁损和暴行中，而原本搞起这些的那批自私的人现在却要起飞离开了……我的脸上布满泪水。我的意思是，我被激怒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奔涌出来。”
在危机中，达莱尔还得到命令，只集中兵力保护外国公民疏散出卢旺达。DomBosco技校是达莱尔在卢旺达设置的安全区之一。“感觉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会跑到这里来，因为这是联合国的地方。”学校里大约聚集了超过2000人。但负责守卫的11个比利时士兵却得到命令，去帮助执行撤侨任务。此时，胡图族民兵正等在外面，喝着啤酒，喊着“胡图力量！”比利时人撤出后，那些民兵进入学校，杀光了里面所有人，包括数百个孩子。
同时，″那些上到撤侨车辆上的卢旺达人在检查站处被带下来，当着法国和比利时军人的面被杀掉。″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著作《合伙谋杀》作者琳达·梅尔文说。
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采取不介入政策，联合国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在那之前几个月，美国曾在索马里受挫，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后，奥尔布赖特抱着文件起身离开座位。《与魔鬼握手》中，奥尔布赖特离去的镜头配上了达莱尔的旁白：“不敢相信，他们就这样任由我们面临那么多危险和无力，能够在晚上安心回家。”
达莱尔认为，在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许多图西族人没有选择逃离而留了下来，正是出于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未料却遭到了背弃。他说，制止这次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行了，“而在这里，我只有450人的部队”。
“是不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像人一些？”
在数十万生命遭受践踏时，全世界的媒体正聚焦在辛普森杀妻案上
“到处都是尸体，我们没办法把它们都收拾起来。”达莱尔在片中喃喃自语。尸体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恶臭、人们脸上恐惧的表情以及在尸堆边徘徊着啃食残骸的狗的咆哮声，一直在达莱尔的记忆中盘桓不去，“非常非常清楚，就像慢动作一样”。安宁的街道、生机盎然的环境，透过达莱尔的眼，都蒙上了一层死意。
卢旺达屠杀和内战期间，受联合国保护的费瑟尔国王医院有一支前线医疗队，詹姆斯·欧宾斯基医生是队长。当他和达莱尔一起站在邻近医院的人行道上时，他记起有一天，成百上千的图西人躲在医院里，胡图族民兵一直在围攻医院。达莱尔坐在全副武装的车辆中来到这里，“吼叫着，呼喊着”走出去，“我记得，这些家伙突然消失了，就因为他的出现和他那低沉的声音。”欧宾斯基这样回忆：“达莱尔将军———他的行动，他的领导———直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卢旺达这儿，有许许多多的失败者。但是，那里也有一些个人，作为人，他们没有失败，达莱尔将军大概就是最好的例子。”
5月初，达莱尔与胡图族武装“英特拉哈维”的领导人会面，为了获得对伤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他需要“英特拉哈维”的合作。《与魔鬼握手》采用了一段卢旺达记者对达莱尔的采访。达莱尔在那次采访中回忆，当他与“英特拉哈维”领导人握手的时候，“他们的手是冰冷的。其实他们的体温并没有那么冰冷。”接着，画面变成暗红色，一个男人手持一把大砍刀缓缓走过来。达莱尔低沉的声音继续着，“他们是冰冷的，就像死尸一样。尽管他们有着人类的外表，他们的眼睛却不属于人类。从他们的眼睛，我看到所能想象的最深的邪恶。那是被什么附体了。附在他们身上的，从我的宗教背景来判断，是魔鬼。”
达莱尔还努力寻求外国记者的帮助，使卢旺达正在发生的一切为外界所知。《与魔鬼握手》中采用的资料镜头，除了来自联合国、比利时电视台和卢旺达电视台外，还有一部分来自BBC———达莱尔鼓励BBC通讯记者马克·多伊尔呆在联合国在卢旺达的总部，这样他才能持续每天向全世界发出报道。
但那时，全世界却更关注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而不是数十万名卢旺达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运。雷蒙特也承认：“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错过’了卢旺达大屠杀。我模糊记得有媒体对一个偏僻的中非国家的种族战争进行报道。但在那100天里的每个晚上，新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辛普森审判和滑冰运动员哈丁刺杀南茜·克里根事件。”
片中，达莱尔发出这样的疑问：“是所有的人都是人，还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像人一些？”
“为什么那些人死去，而我却一直活着？”
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卢旺达人，卢旺达人却将他视为辛德勒
回到加拿大之后很长时间，达莱尔也不能够放开心中的愤怒。他在片中说道，他的恨意无法控制，这些年来一直如此。
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惨剧，成为他梦境中无法抹去的图景。失眠、绝望、压力、混乱，10年中一直伴随着达莱尔。两次自杀未遂后，他只能依靠药物来使自己显得“正常”。自我封闭7年后，达莱尔终于拿起笔，写下他当年的经历。1997年，他出版了《与魔鬼握手：人性在卢旺达的失败》。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胡图族极端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近百万无辜者；失败属于西方大国，因为它们有能力却没有及时制止大屠杀；失败属于联合国，因为它未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队以支持。而达莱尔自己也在深刻的自责中认为，自己身为指挥官，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2004年，这本书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被嘉许为“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提炼出一个充满勇气的故事，警醒我们这个冷漠、自私的时代”。
2004年4月7日是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卢旺达政府邀请达莱尔参加纪念典礼。在之前的5年里，导演雷蒙特一直在努力劝说达莱尔重返卢旺达。
1999年，雷蒙特跟另外一些加拿大人一起去卢旺达拍电影《卢旺达：寻找希望》。那是他首次接触卢旺达这个国家。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对卢旺达大屠杀和达莱尔有所了解。这块土地还有很多有待讲出的内容，雷蒙特意识到，达莱尔就是那故事的关键。作为加拿大人，他也应该去拍一部关于达莱尔中将的片子。“我追着他，给他写信、发电子邮件，说希望可以和他一起拍电影。”
无数次的讨论之后，在2004年4月，达莱尔终于下定决心，与雷蒙特和他的摄像机一起，重返卢旺达。他想让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看看那些曾在他生命中出现的特殊的人和地方———她在屠杀期间坐在家里关注广播、电视上的报道，“疑惑她丈夫是否已死，或者还活着。”
达莱尔努力让自己相信，在2004年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的时候重返当地，会对他的精神困扰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那也意味着另一种痛苦。
重返杀人现场会对达莱尔影响多大，这也是雷蒙特非常担心的问题。在卢旺达，有些地方是达莱尔所不愿去的。比如基加利的停尸房，雷蒙特在旁白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他说他想去。但行动日程上，这个地方却总被刻意忽略。他总说，我们明天再去吧，明天再去吧。”
在卢旺达的最后一天，雷蒙特他们正准备回旅馆准备参加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晚宴，这时达莱尔突然说，想去看停尸房。
他走到墙边，那里没有灯。借着从走廊射来的暗黄的灯光，他指着地上某块地方，告诉摄制组，当年他的10位比利时士兵就呆在那儿。“那是个污秽的晚上。灯火就像是地狱的尖叫。当我们来到这儿，我们只看到一堆东西。我们走近些，发现原来那是尸体堆在一起……你知道……下面先放上两三个，然后一个个往上垒，像成袋的土豆……”他试图用手比划着，嘴里念叨：“为什么他们死去了，而我还活着？”
从停尸房出来，雷蒙特和达莱尔坐上车。路上，“惟一一次他什么都没说”，雷蒙特以旁白的形式在片中说道。1小时后，他们举行了一个晚会，向他们的司机和翻译表示谢意。达莱尔出现在现场，他用双臂拥抱住雷蒙特，说道，“谢谢你，我很庆幸我们组织了这次宴会，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正不停地掉落深渊。”
卢旺达人对达莱尔的归来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因为他派出了那些军人，拍了那些电报。当联合国说，‘回去吧，你的任务完成了，已经没有什么和平可以维护’。他却说不，他要留在这里，和生命处于危险中的许许多多的人呆在一起。他的确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因为他设置了那些联合国安全区，他利用留给他的少量联合国部队保护了那些呆在体育馆、卢旺达饭店、医院以及联合国司令部里的人。许多人到那里寻求避难，他们今天仍然幸存，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些。”雷蒙特对记者解释。
而现在的卢旺达，远远未能获得完全的和平。正如雷蒙特所说，卢旺达仍然处于惊悸之中。种族灭绝屠杀发生10年后，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人们对彼此仍感到紧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人们信任对方”。人们回到当年的村子，可能会遇到当年杀害自己父亲、自己祖父的凶手。他们仍然有许多创伤，“那里还存在着大量的——用我们加拿大的话来说——创伤之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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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一篇，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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