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贴了兰科中草药，说好了秋天贴菊科，可惜时间匆促，匆促贴几
种吧。菊科的品种很多的：
款冬
Tussilago farfara
艾
Artemisia argyi
茵陈蒿
Artemisia capillaris
蓍
Achillea millefolium
红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
兰科旧贴：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170093799
To be continued…
疫苗
For supplanting every human brain inside is skull with a rat
-body that knots and unknots… －－Ted Hughes
曾經給人類帶來霍亂﹑
天花﹑鼠疫的老鼠
在科學技術昌明的今天
終于遭到應有的報應
實驗室培育的小白鼠
是老鼠家族高貴的後裔
讓它們替罪﹐就讓
它們受盡折磨而死去
將腦膜炎病毒活菌
打入大批小白鼠身體內
病毒－－直侵入腦髓
病毒感染的小白鼠﹐誘發
腦膜炎。痛苦無以倫比
頭腦爆裂﹐猛撞亂竄
四肢痙攣﹐頸脖僵硬
神志昏亂…最後﹐全身
在抽搐中衰竭或死去
英國有人為動物爭權利
寫動物神學﹔早先的人們
還聽信生命間輪回
卻也難禁世間的慘忍﹗
再取出它們的腦組織
柔軟如豆腐的大腦
研磨後﹐以高速離心器
萃取腦膜炎疫苗……
如果時間倒回三十年
那時﹐阿明還活着
如果他注射了這種疫苗
就不會腦膜炎死去
他是在秋天出門遠行
被蚊虫呆咬染的病
持續不斷高燒﹐侵害着
他幼小的身軀﹕頭痛
欲裂﹐神智昏亂
渾身抽搐體力衰竭
他沒能就去﹐智障﹑殘疾
折磨得沒了人形才去
夜裡就有千百只老鼠
闖入他陰寒暗幽的墳墓
嚙食他嶙峋的瘦骨
潛藏于空蕩蕩的顱窟
轉世間人們何其有幸
身體注射了鼠疫苗
頭腦中鼠肉掀動﹐翻動
他們有更健強的身躯
10/12/07
===
the facts in the poem were consulted with Tugan in some level…
and Hua also helped to review.
only facts. Sorry I cannot type chinese today!
评论：关于加缪和他的《鼠疫》
林友梅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
今天再翻卡繆的《黑死病》﹐周行之的譯序很棒﹐可惜網上找不到﹐
只找到這一篇來頂替。
正好咖啡裡來了一位代號卡繆的﹐或許可以一討論﹖
在莱辛家做客
南方周末 2007-10-18 14:39:58
1998 盗版与化名
□受访陈才宇 (原浙江大学教授)
□采访整理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我是1997年3月接触到莱辛的，当时南京的译林出版社编辑希望我翻译《金色笔记》，我刚译完莎士比亚长诗集，正好有空，就接下了这个活儿。
我是翻译古代英语的，莱辛的作品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英语，相对来讲比较好译。从1997年4月一直译到1998年10月，我翻译了56万字，后来我到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翻译工作就转交给朋友刘新民。
在国内时我通过剑桥大学盎格鲁·萨克逊古代英语系办公室的秘书要到了莱辛的联系方式，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在翻译《金色笔记》，有些翻译问题想请教。她很快就回了信，表示乐意和我交流。
1998年9月29日下午3点，应莱辛邀请我去了她家。她家是一栋联体公寓，楼高3层，房子深红色，前后院子很大，家门口有一个垃圾箱，院落干净漂亮，很像英国一般的中产阶级的住所。
除了具体的翻译问题外，我们还聊到了她的政治倾向变化问题。在《金色笔记》中她谈到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她曾是共产党员，非常相信共产主义。
书里的女主人公最后为什么精神崩溃了？因为她原来对共产主义抱太大希望，后来又过于失望，具体地讲是对斯大林主义过于失望。她失去了精神支柱，人格分裂了，她需要用红、黄、蓝、黑四个笔记把自己分裂的人格重新整合一下。经过苦苦挣扎，她终于从分裂状态走了出来。
我们还聊到了版权问题。我希望她给我翻译的《金色笔记》写个序，她说不必，那本书在中国已经有人翻译出版过了。我不信，因为译林出版社说这本书还没有中译本。
为了说服我，她上楼找出了笔记，对我说，1993年她到北京时有个记者告诉她，《金色笔记》中译本早在1988年就已经出版了，印了8万册，但书名改成了《女性的危机》。她特别生气，她不知道中文里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让我给她查一查。她说《金色笔记》这个书名很有深意，象征着她分裂以后的成功整合，如果换掉书名，整个主题就都被拿掉了。
当时我对她说，中国还没参加世界版权组织，翻译外国作品都很随便。我劝她不要怪我们的出版社，就算是扩大影响好了。这个话题我们谈了很久。
最好玩的是，她为了体验没有名气作家遭逢的出版困境，还用化名简·萨默斯写了《好邻居的日记》(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ur)以及《老人家如果能够》(If the Old Could)两本书，结果长期出版她著作的英国出版商拒绝出书，后来换了出版商出版上市，但反响一般，没什么评论，销路也不好。
后来的话题是关于诗歌。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古代诗歌、英国史诗。她马上就给我介绍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大诗人希尼，希尼用现代英语翻译了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反响很好。她告诉我这件事，又送给我近30英镑的购书券，叫我自己去买。后来我去书店找了，没有找到。回国后我写信告诉她，希尼的其他作品我找到了，就是《贝奥武甫》没找到。结果她就给我寄了一本。
那天，她还无意中提到她当了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奖。我注意到，当时她显得很无奈。
1999 一只“老狗”
□邹海仑《世界文学》编委
1999年5月至8月，作为英国学术院的客人，我对英国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我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愿望，在英国学术院负责国际文化交流的珍妮·文森小姐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在我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述——6月21日下午。下过一阵小雨之后，天刚放晴，小风一吹，还有几分凉意，但是此时的伦敦，毕竟早已是到处绿树如海的盛夏了。从我所住的地处伦敦中心区的尤斯顿路到莱辛家所在的西汉普斯蒂德须乘地铁，路上要走40分钟。出了地铁后我按照一个热心的伦敦市民提供的地图指引，走向她家所在的贡达花园路24号。一路上只见这里沿街两侧都是红砖白窗、饰有雕塑的西式二层、三层小楼，一栋挨一栋。小楼被修剪整齐的树篱与街道隔开。家家门前、窗前都是鲜花簇簇，姹紫嫣红，小风一吹，阵阵幽香扑鼻，使人从中看到英国人对花草、植物的喜爱程度和生活的情趣。约好的时间是3点30分，来到她家门前，一看表，只有3点25分，我正在犹豫是否应该过一小会儿再来敲门。这时，我突然听到头上二楼的一扇玻璃窗被人敲得咚咚直响，我抬头一看，啊，多丽丝·莱辛老人那双热情而充满慈祥的眼睛正在向我微笑。原来，她已经在等候我了。
我们缘楼梯而上，来到二楼她的书房兼办公室。我注意到这位还差三个月就要年满80岁的老人竟然步履矫健、平稳，口齿清楚，反应敏捷，身体似乎比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还要好。她肤色洁白，没有老年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说话的时候紧紧注视着你。她的办公室很大，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南北长，东西宽。北面墙上有两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花园街。南面也有窗户，房间里十分明亮。东墙被上楼的楼梯占去一部分，西墙沿墙放着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品，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非洲的彩色木雕面具；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许多文具和一台有些陈旧的打字机。这里就是她平时工作的房间了。北窗下是一张低矮的长沙发，这大概就是她平时写作疲倦了以后休息的地方。沙发旁，沿东墙是一个放满了一摞摞新书的小书架。莱辛让我在长沙发上坐，接着就忙着张罗为我准备饮料和巧克力饼干。这多么像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我一回家时的景象，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为之一热……
莱辛随后在我身边就坐，我们便聊了起来。她一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使我没有半点拘束。我告诉她，我首先要代表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向她问好，祝她健康长寿。她微笑着表示感谢。我告诉她，我是通过她的短篇小说而了解她的。我们刊物曾刊登介绍过她的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在80年代初刊登的《隧道突破》，一篇是1996年刊登的《一个特殊的女人》。前一篇我曾经把它收入了《20世纪英国小说编年》，而后一篇则是由我作的责编。我告诉她，我从她的自传第一卷《在我的皮肤下》(1994)中读到，有一家美国出版社因为这篇小说写到一点儿性(其实只是写了一个女人的腋毛是金黄色的)就假惺惺不出版这篇小说。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由此是否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她说是的，她为此感到高兴。当我说到她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人的奋斗精神，也写到了两性关系，是否她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大程度反映了人的性格和思想，所以，任何作品，特别是较长的作品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她说是的，当然是这样。而且她特别指出我在说到“人”这个词的时候用的是“男人”(MAN)，应该指出是“男人和女人”(MAN AND WOMAN)。
我们谈到了她在1999年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玛拉和丹恩》。我告诉她，我在英国《文学评论》杂志上看到对她这部小说的评论后立即写过一篇短讯向中国读者作了报道。我问她，她写这部小说是否因为她在非洲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使她对非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像她自己所说的一句话“非洲永远是血液中的一种热”。她笑了，告诉我，不仅是因为她爱非洲，而且因为她近些年年年去非洲看望儿子和儿子的那个咖啡农场。她在那里看到了严重的干旱，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和死亡，使她受到了震动，使她不得不写这部小说。
我谈到我很想知道在她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和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她笑了，说很难说是一个什么人，是许多人和许多书。因为正如你也许知道的，她从14岁开始就离开了学校，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她的写作是在读书中自学的。如果说什么书对她影响最大，那么主要是俄罗斯文学，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她还特别两次提到果戈里的名字。
我问她，到目前为止，她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本长篇小说是什么？她笑着说：有些人说我写得最好的作品是《金色笔记》。可我自己不那么认为，我认为最好的是《四门城》。
当我问她，她的小说《玛莎·奎斯特》中的主人公身上是否有她的影子或她的灵魂时，她笑着说：“你的意思是说，奎斯特是否就是莱辛？那么我告诉你，部分是，部分不是。”
当我问，现在有些人说随着电视的发展，长篇小说要走向灭亡，她以为如何？她笑了，说：不，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在1990年代初在英国就看到有人在书里写到长篇小说要死亡了。可是事实怎么样呢？长篇小说在全世界兴旺发达，蓬蓬勃勃地发展，比那时候更兴旺了……
我看着她桌上的打字机，头脑中冒出一个问题。我问道：从你的回忆录中，我知道你父亲的一个朋友在你14岁的时候送给你一台打字机，你是从那时候开始写作的吗？她回答说：“不，不。我是从7岁开始写作的。”我屈指一算，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在写作中已经度过了73年的漫长岁月。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显得那么年轻，炯炯有神。我问她，她今年就要满80岁了，现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她告诉我，每天上午写作四个小时。我告诉她，中国一些作家六十几岁就封笔了，不写长篇，只写点儿小文章了。她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告诉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太老了。她朗声大笑。我问她：你还在继续写长篇小说吗？她笑着说：当然。我告诉她，希望她在写长篇的同时也写些短篇。她笑着说，她从来就是既写长篇又写短篇的。我告诉她近些年来，中国作家在纷纷“换笔”，改用电脑写作。我问她，她是否也换成了电脑？她用英语中相当于“老来不学艺”的一句话回答我，并称自己已经是一只“老狗”了，所以不换了。引得我哈哈大笑。
在亲切的交谈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我无意中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有1小时零20分钟过去了。于是急忙终止了我们的交谈。因为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我预定的访问时间。我请她在送给我的三本书上一一签名留念。并请她那位身材高大、样子颇像马克思的儿子彼得为我们合影。然后我向她依依告别。她在下楼时还在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该怎么坐车。
在门口，我看着这位慈母般的老人，心中突然冒出一种冲动，我问她，我想亲吻她一下，可以吗？她笑着说：“当然可以。”我和老人拥抱，并在她那开朗的面颊上亲吻了两下。我告诉她：我觉得你很像我的母亲。她则诙谐地说：“我也许可以作你的祖母了。”
土耳其通过越境打击库族武装决议
土耳其已做好越界军事行动的准备
土耳其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授权土耳其军队越过土伊边境追剿库尔德族反叛武装。
在550名土耳其议员中，仅有19名议员在表决时反对土耳其军队跨过伊拉克北部边境，对库尔德族反叛武装进行为期一年的追剿行动。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不会马上进入伊拉克。
但库尔德族自治政府说，土耳其国会的这项决议违反了国际法。
对此，美国总统布什敦促土耳其不要跨境伊拉克，进行对库尔德族反叛力量的大型追剿活动。
布什说，这种做法不会给土耳其带来任何好处。
据估计，伊拉克北部活跃着数千名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该组织被指最近几个月在土耳其制造袭击事件。
攻击风险
土耳其政府了解，伊拉克中央政府对其北部自治性很强的库尔德地区控制不力。
土耳其军队有可能发动小规模袭击，也许只是空袭，这样做所产生影响有限，但仍然有风险。
任何针对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及其附近油田的行动可能引起严重危机，把伊拉克部队、美国、甚至伊朗都卷进去。
很明显，美国对此很担忧，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兵力来应付伊拉克国内更多军事挑战，而且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主要依赖土耳其的支持。
美土双边关系目前陷入困境，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投票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害属于种族屠杀，使得双边变得更加复杂。
土耳其政府试图在动荡的中东地区找到自身的位置，需要在目前形势中考虑各种复杂因素。
====
这新闻也许咖啡里有的讨论。前不久看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电影，说
是他们帮助了俄国人。宗教斗争，哪里有公平可言？
华尔街日报：中国股市飙升引发深层思考 ZT from CND
华尔街日报作者James T. Areddy
中国正在经历着股市狂热症带来的阵痛，这种狂热看来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股市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已上涨了近五倍，周一再创历史新高，基准的上证综合指数首次突破6000点。
人们对中国股市依然难明就理。股市存在泡沫吗？如果存在，那么泡沫是否终将以破裂告终，使投资者大蚀血本？如果令股民痛心疾首的结局最终上演，那么这一泡沫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当然，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但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即使目前的股市繁荣像大多数泡沫一样最终以悲剧收场，中国此番投资狂潮仍将会留下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前的繁荣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由市场推动的金融体系。
从流光溢彩的上海到武汉等粗线条的工业重镇，数千万中国人正在将自己的大量储蓄转投股市。其结果是，中国突然之间具备了一个与其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实力相匹配的股票市场。对于仅仅三年前还被认为无可救药的中国金融体系而言，这真可谓一个令人惊奇的命运大逆转。
中国沪、深两市的股票总市值已达3.7万亿美元，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现象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今年中国的股票成交量已经位居世界之首，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融资规模也大有在全球市场中拔得头筹之势。
大量投资涌入股市正在产生一些可能意义深远的积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这是第一次出现了由民间投资而非政府资金在推动企业扩张的局面。这场投资热潮推动一批中国企业跻身于世界最有价值公司之列，其孕育出的金融服务业甚至使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 Inc.)等外国企业也从中受益。
但中国目前也因此面临着一个“经典”问题：在从股市繁荣中收获幸福的同时，如何避免一场有可能危及经济增长的股市崩盘。人们愈发感觉到中国股市离麻烦已是越来越近了。上证综合指数周一上涨了2.2%，收于6030.09点。就在一年前还徘徊于2000点下方的上证综指在今年已是上涨了一倍有余。
27岁的上海电脑程序员Stephen Guo说，中国股市就像一个泡沫，但没人知道它何时会破裂。自去年起他从股市上赚的钱已经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虽然只有两年的炒股资历，但Stephen Guo已在为朋友们管理投资了，他这么做是存在相当风险的，如果股市行情急转直下，那么这一投资模式注定会给更多人带来痛苦。
投资者纷纷涌入股市令人们对股市崩盘的恐惧日渐升温，当年美国、日本和台湾股市在经历大的繁荣后都曾出现过这种局面。人们越发想搞清楚的问题是，如果股市暴跌，中国刚刚萌芽的投资者阶层是否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以及这将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多达5,000万的散户投资者是中国股市的主体，他们进行的交易约占股市总交易量的70%。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后者是大公司在股市上说了算。
一旦公众的投资热情冷却下来（这一点无从避免），有些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市场出现的根本改善是否能够得以维持。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悉拉(Richard Sylla)说，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会出现危机，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危机是否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面对中国经济近年来无处不在的泡沫现象，包括胡锦涛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在反复敦促放慢发展脚步，实现稳定协调的增长。但这对放缓企业、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以及股市当前涨势都收效甚微。许多中国投资者认为，在本周召开中共十七大期间政府不会出台打压股市的措施。他们还断定，中国决策者希望在明年八月份北京奥运会闭幕前中国股市都能保持繁荣景象。
Stephen Guo几乎每天开始工作前都要在网上进行股票交易，他在买进前会研究上市公司的收益报告并观察反映股市行情的趋势图。他主要投资蓝筹股。在上证综合指数今年2月下跌8.8%之时，Stephen Guo向股市投入了4,000美元，而自那以来该指数已上涨了一倍。
他承认，自己从股市上挣得越多，他就越乐于冒更大的投资风险。如果股市行情出现逆转，那么他今年开始的代人投资业务就有可能使他陷入困境，因为一些委托他投资的人是用信用卡贷款作本钱的。“朋友们信任我。”他说。
随着一种投资文化在中国逐渐生根，许多人已开始采用更为老到的交易策略，但是真正有经验能判断出何时市场热度过头的人则少之又少。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杭州有大约2,000人聆听了美国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的投资讲座，一张讲座入场券的价格竟高达800美元。更有甚者，有一位投资者更拍出5.3万美元，为的只是在第二天晚上单独与罗杰斯共进晚餐，谈股论市。罗杰斯在讲座上劝告投资者保持谨慎，称目前的中国股市是一个“潜在的泡沫”，若是置之不理当前的大好局面很可能会毁于一旦。“你们必须保持谨慎，”罗杰斯这样说。
历史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了泡沫的危险性。然而在泡沫破灭时的混乱局面中，那些起初推动市场繁荣景象形成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却往往会被忽略，而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它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要比危机的影响更为深远。
在引发美国经济大萧条的1929年股灾爆发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驳斥那些所谓“经济滑坡只是前几年产出过剩的结果”的观点。他曾这样写道：“虽说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一些投资笼统地讲无疑属于误判且不会结出硕果，但我认为，世界毫无疑问（因此而）获得了极大的富足。”
在著名驻泰国基金经理麦嘉华(Marc Faber)的眼中，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很像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他说，就像眼下中国投资者对本国经济充满信心一样，当年的美国经济，面对诸如无线电等科技进步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当时的美国股市充满活力，因为国家的前景一片大好。
当然，大萧条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直到五十年代才完全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但是股灾本身促使美国制定出基本的投资者保障措施，并因此使市场得到了加强，也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措施，后来出现的市场动荡所产生的破坏力才受到了限制。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和台湾也都曾经出现过经济和股市过热的局面。据Thomson Financial的统计数据，日本股市在1986年一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当时，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日本和台湾股市的急剧上涨：土地价值的上升、公司业绩的强劲、货币的不断升值以及低利率、高储蓄率和有限的投资渠道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不缺。
到了九十年代，日本和台湾的股市崩溃了。台湾股市在一年内暴跌79%，而日本则步入了长期的低迷，日经指数(Nikkei Stock Average)直到13年后才触底，而此时的总市值只有当年峰值的五分之一。如果没有伴随股灾而来的经济萧条，日本的状况或许会比实际情况要好一些。但是股灾之前几年的繁荣已经使日本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和最复杂的经济体。当初它若是能制定出更好的相关政策，或许本可以避免后来的经济低迷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直到最近，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仍未从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破裂所产生的沉重打击中恢复元气。然而，许多人相信，九十年代的科技泡沫加快了科技革新和互联网的普及，而且这场动荡还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
如果历史可以为鉴，那么当前中国股市那些本应反映上市公司前景的股价水平现已发出了可能出现问题的信号。无论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几乎结论都是中国股市股价偏高。以市盈率为例，按去年全年的每股收益水平计算，沪市上市公司股票的市盈率现已高达69倍，相比之下，Ativo Research LLC.的数据显示，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基准指数在1929年美国股灾发生时的市盈率是28倍，1987年股灾发生时的市盈率只有18倍。再要提到的就是，日本、台湾和纳斯达克市场崩盘前各市场基准指数的市盈率分别达到了71倍、100倍和123倍的高峰。
但鉴于上百万新股民目前仍在继续涌入市场的现实，中国股市还会进一步攀升。据美林(Merrill Lynch & Co.)的测算，目前证券在中国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只有22%左右，远低于美国52%的水平。
中国的广大百姓传统上都把他们的钱存在银行。武汉一位名叫许少松（音）的药品销售员今年8月把他银行存款的三分之一（折合1,300美元）取出来投进了股市。虽然此前从未做过投资，但29岁的许少松说，过去一年中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们在股市中大把挣钱心中总是让他蠢蠢欲动。
身穿桃红色衬衫和黄褐色裤子的许少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股市目前的涨势他也心存顾虑，但自己和妻子近期想要个孩子，靠银行存款利率这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回报来攒钱实在叫他心有不甘。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正是出于和许少松同样的想法而作出了他们的决定：冒险把一部分存款投进股市搏上一搏，毕竟从2005年年中以来股市几乎每个月都在不断上涨。
但是许少松并没有决定自己炒股，而是选择了一条相对谨慎的路－－买基金。他持有的是一只由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 Inc.)参与管理的基金。
许少松说，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都还达不到炒股的水平，所以才选择基金。正是因为有许多许多像许少松一样的投资者，保德信持股33%的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verbright Pramerica Fund Management Co.)才能在短短一天之内为其基金募集到1.8倍于目标水平的资金。该基金原来的目标筹资规模是13亿美元。
最近的历史显示了中国庞大的储蓄人群如何能迅速地使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公有制下的中国人很少能做到居者有其屋。十年前当他们开始有了这种机会时，住房市场还不成熟，法律也不健全。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达82%，中国还拥有了规模庞大的建筑、房地产和装修行业。与此相比，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美国住房自有率从未超过70%。
股市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迅速转变。中国政府于1990年建立了中国股票市场，当时还是作为试点在运行。那时候，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并且监管也不到位，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并不顺畅，股票交易被称为了“炒股”。到2001年股市大跌之前，大部分中国人对投资股市都是避之惟恐不及。
2005年，北京方面开始股市重建，暂停新股上市一年之久，并向重组和升级交易体系的券商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还跳出了社会主义旧的条条框框，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此前为了保持政府的控制权，占总市值约有三分之二的股票被列为了非流通股。
股市最终于2006年重新启动，并首次向投资者发行蓝筹股。政府鼓励一批大型中国公司在国内上市，而不是仅仅追求海外上市。首当其冲的公司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Air China Ltd.)等著名企业。中国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中的7家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上市的。
Thomson Financial预测2007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股票融资额首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国股市的首次公开募股金额已达620亿美元。
股市已迅速取代政府成为大型企业的资金来源，这些企业包括几年前还深陷巨额不良贷款泥潭的银行业。为挽救规模庞大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中国政府在几年的时间内向该行注入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并于2005年初达到顶点，向该行一次性注入现金150亿美元。一年多之后，在迅速发展的上海股市中，投资者帮助该行筹集到了59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达220亿美元，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IPO。现在，作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之一，中国工商银行已开始走上收购之路，现已收购印度尼西亚和澳门的银行，并计划在纽约开设分支机构。
从航运、保险到钢铁等其他行业的大型公司已利用从股市上筹集的资金来收购竞争对手和扩张业务。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henhua Energy Co. Ltd.)是其中脱颍而出的一家颇具影响力的企业集团。该公司由几家中国煤矿企业组成，已成立三年时间。在9月份破纪录性的首次公开募股中，该公司筹集资金77.3亿美元。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说，现在的资本市场比三年前完善了很多，不同股民的利益得到了协调。中国股市缺少外国投资者这一元素。目前的一项配额限制海外资金管理机构最多只能持有约1%的市值；然而在别的方面，股市中的资金来自国内投资者。
然而，像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 PLC)这样的外国公司正在进军中国股市。大约60家面向中国个人的共同基金销售公司中有一半是中外合资企业，同时像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这样的外国银行也有基金发行业务。上海Z-Ben Advisors Ltd.称，截至目前，45只共同基金今年已筹集资金约540亿美元。这相当于平均每只共同基金筹集12亿美元，足以位居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所纪录的美国发行规模最大的22只共同基金之列。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商学研究生院教授罗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说，中国公司最终能否如居高的股价所预示的那样实现出色的收益，这是个大问题。上海万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Shanghai Wind Information Co.)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了74%，但这个数字水分很大，因为这些公司净收入总额的38%左右都来自公司自身在股市上的投资，而并非来自其业务增长。
上海的那位投资者Stephen Guo说，他的逢低买进策略应能继续使他获利，至少到明年北京奥运会时不会有变化。他说，虽然他认为股价已经很高了，但数百万投资者在股市下跌之前还会蜂拥到股市中。他说，如果股市下跌，他会和朋友们分担损失。根据他们之间的协议，他必须分担一部分损失。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赔过。
□ 华尔街日报
约客：百元大钞与中国的隐性通货膨胀
·约 客·
《重庆晨报》０７年１０月１１日报道，王府井超市不再按“四舍五入”对购物者收费，而是一律舍去所有分分钱。其实，早在几年前笔者刚回国时，就发现人民币分币已经不流通了，找零的最小单位是一角。目前先富起来的国人热中收藏，分币、甚至角币也应属可收藏品之列。
现今市面上最流行的货币，应该是粉红色的百元大钞了（其次是十元、一元）。每个月领工资，要到单位财务室去数百元钞票。财务室有点钞机，百元大钞放进去点二次，很快就搞定。轮到本人数钱时，大家都忍不住好笑，因为我得分堆堆，每堆十张，然后数堆堆。几千块钱其实不算多，有钱的老总几乎不用钱包，兜里揣大几千，用钱时一把摸出来，很是潇洒、气派；但本人觉得揣在兜里还是鼓鼓的，于是赶紧往银行里跑，在排队机上领一个号码，总有十来个人排在你前面。银行员工有点钞机，也不用数钞票。点钞机还有一个用处，好像可以识别假钞票。假钞泛滥，有些商家挂有“使用假币，立即报警”的醒目提示牌，每次看到这种提示牌，本人都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因为我根本不辨钞票真假。无论如何，钱只有存到了银行，用时再从银行取出来，才可以放心（有人从银行也取出过假钞，遇到这种事情，只能自认倒霉了）。
由于国内没有个人支票，信用卡也还不流行（整个社会诚信太缺乏），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个人出去旅游，都得带上百元大钞，还需要事先计划好数目。本人有次自驾游，路上车出毛病耽误了行程，计划好了带的钱用完了，有农业银行的账号，却无法从当地的农业银行取出钱，很是狼狈。电影《天下无贼》的主角之一傻根，不就是带着一包钱，乘火车要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的吗！美国大片上看到的黑社会、不法份子抖开一箱子现钞的情景，在国内实际上很常见，而且还要担心钞票是不是假的。按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反映的是较高的交易成本。
本人平时出门，包里要带十来张百元大钞。按通俗的说法，“现在的钱不值钱”，所有的交易又都是现金交易，带少了不够用。百元大钞的流行，其实是一种隐性通货膨胀的反映，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者而言。我的一亲戚，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靠省吃简用成了万元户，存了几万舍不得用，可这几万到了今天，已买不了多少东西，一生的积蓄就这样被无形的通货膨胀吃掉了。
中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确发展很快，但笔者认为那是靠大兴土木、大量发行钞票支撑的。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造就了众多超级富豪的同时，使大量农民、农民工、及下岗工人在贫困线上挣扎，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现在，许多国企老总的年薪达数十万，甚至几百万，还同时持有公司的原始股。不久前北京银行上市，招股书上竟然出现八十多位“娃娃”股东（更有媒体报道说上千位），其中一名十岁的少年，坐拥近三千万元股份。今年股市疯涨，基金经理、证券公司的老总，年薪直逼千万者有之。同时，许多工作的报酬，却低得惊人。在成都，大量餐馆的服务员，月薪在五、六百之间。本人每月请家政公司打扫卫生，两个人一起做三个多小时，家政公司收费４０元！
大量发行钞票的结果是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对国内商品来说却在贬值。以成都为例，一件衬衫，无论是国内的名牌，还是国外的品牌，动不动就是几百、甚至几千元。耐克（Ｎｉｋｅ）的鞋价，换算成美元，比美国便宜不了多少。猪肉今年涨价超过百分之五十，达十几块一斤，餐馆的各种菜今年也大幅度上涨。麦当劳的巨无霸（美国最小的那种Ｂｉｇ Ｍａｃ）套餐，要１８元，而必胜客（Ｐｉｚｚａ Ｈｕｔ）的一杯橙汁，竟要１５元。房价就不用说了，成都三环以内的楼房，均价今年已升到每平米６０００多元（约每平方英尺７５美元）。一个三口之家，买一百平米（约１０００平方英尺）的住房，需要花十五年多的收入（２００６年成都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一万三千元）。交通更是大有赶超美国的架势，成都——北京飞行距离一千一百多公里（七百多ｍｉｌｅ），全价１４４０元；今年以来，似乎最多打七折，加上１３０元机建费及燃油税，也要１１４０元。开车呢？车也不比美国便宜，以丰田佳美（Ｃａｍｒｙ ＬＥ）为例，进口车售价３５万左右，国产车售价２０多万。过路费之贵，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９３号汽油约５元一升（或每加仑２点５美元）。旅游景点的门票，更是贵得离谱，九寨沟的门票几年前就涨到了３１０元，本人觉得九寨沟的景色很单调，可看可玩的地方太少，比黄石公园差远了。国内的朋友却振振有辞，说中国有这么多人，旅游景点的门票就是应该这么贵，不然连门都要挤破。
有人可能会说，你谈的好像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才能消费的产品。没错，但通过这些数字及百元大钞的流行，大家会明白为何本人认为中国有比较明显的隐性通货膨胀现象，而且这种隐性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包括日常生活及心理）更大。本人称之为“隐性”，因为有话语权的经济学人（包括国内所谓的学者及国际投资银行的经济学者），在大谈中国奇迹时，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种现象。
□ 读者投稿
====
我不满意的是，大大小小的票子上都是一个人的像，够乏味。通货膨
胀猛了，人心不定，社会与人的基本价值都不会稳定。
觀音﹐肯不肯去﹖
誰留戀海上有仙山﹖
綠樹清淙﹐純淨的沙灘
玳瑁﹑蟛蜞﹐百步沙
留駐不肯去觀音院
傳說中的補怛洛迦山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觀自在菩薩宣大悲法門
等化眾生﹐相續不斷
到底是不肯去日本國
那是請也請不去
抬也抬不去的呀
守望着這一片山海
如今﹐海水都被染污
千步沙灘積着淤泥
法雨寺鐘聲沾着銅鏽味
觀音﹐肯不肯去﹖
2005/12/02
====
昨天再贴“阿拉伯海滩”，其实自家门前的东海也好不到哪里。便想
起了这首旧诗，绿化诗，当时是许诺写十五首的，象黄庭坚的观化。
因为“佛鼻子蒙一层灰”，“观音，肯不肯去？”，不能太近。
坐船从青岛出去不久，就是一片浑浊的海域了－－东海，一直连到长
江口，上海，浙江，现在是福建沿海。。。
当年我去普陀山，船出宁波不久就能见一道道深蓝的海水与甬江的浑
水的分水线。不要说沈家门，舟山一带皆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普陀山就是这蔚蓝大海中的一座圣山。
二十多年了。现在，整个东海都被染污掉了，百步沙，千步沙，难得
一清。
三门，长乐也一样。当然，只是个人一点小感慨而已。
刻在石碑上的日本
南方周末 2007-10-11 13:17:41
刻在石碑上的日本——解读日本的战争纪念碑
□王晓葵
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只要稍加留心，都会发现并惊异于日本的纪念碑之多。从这些纪念碑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的对立认识：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由于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当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
深夜盗骨
1948年12月24日深夜，驻扎在日本横滨的美军正沉浸在圣诞前夜的欢乐之中，横滨市内的久保山火葬场发生了一起偷窃案。三个黑衣人蹑手蹑脚地潜入火葬场，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残灰坑里掏了些东西后匆忙遁去。
此前一天，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东条英机(第40任首相)、板垣征四郎(原陆军大臣、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太郎(原缅甸方面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土肥原贤二(原第12方面军司令官)、武藤章(原第14方面军参谋长)、松井石根(原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广田弘毅(第32任首相)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他们的尸体被运到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火化。由于担心会被人拿走作为象征物，美军对这些人的尸骨严加看管，甚至传说要抛撒到太平洋里。眼看这7人的骨殖就要灰飞烟灭，甲级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横滨市火葬场附近兴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心有不甘，遂有深夜盗骨之举。
七士之碑
11年后，1959年4月19日，在距离东京约100公里的热海市伊豆山，树起了一座纪念碑，名为“七士之碑”。碑下埋葬的，就是当年那3个人偷盗出来的7个甲级战犯的骨灰。当时骨灰偷出以后，无处保存。盗灰者和7个战犯的家属想起在伊豆山有一座观音立像，名“兴亚观音”，是南京战役总指挥、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从中国战场归来以后修建的。据说他因为与军部不和，占领南京不久，就被召回日本，后退出军队。1939年前后，他让旧部从当时的激战地南京大场镇带回战场上的血土10坛，烧制成一座观音像，起名兴亚观音。旁边建观音庙，设祭坛祭奠在南京战役的战死者。而他本人就在这座观音像的附近置地建屋，谪居于此。观音庙的住持伊丹忍礼是松井的狂热支持者。1949年5月3日，广田弘毅的儿子、东条英机的妻子、武藤章的妻子和三文字正平等人来到伊豆山，谎称是朋友的骨灰，请求伊丹暂时保存。伊丹心知肚明，把骨灰藏在观音下的石缝里。1951年9月8日，《旧金山条约》签订，1952年4月28日开始生效，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逐步放松，便有了这个“七士之碑”。
“七士之碑”旁边，还有一座乙级、丙级战犯的纪念碑。在旁边的观音堂里，还特别为当年东京审判时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律师帕鲁设置了牌位，以感谢他对日本的“公正”和“良心”。
殉国七士墓
1960年7月17日，三文字正平等人又把所盗的骨灰的一部分，送到了松井石根的故乡爱知县，在距离名古屋150公里左右的幡豆町三根山，建起了“殉国七士墓”。碑上镌刻了如下文字：
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撕毁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的匮乏，日本最终战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印比等十一国召开远东国际审判，以事后法审判和表决的方式，于昭和二十三年二十三日夜执行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七士的绞刑。三文字正平律师从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取出他们的遗骨并安置在热海市伊豆山。后承蒙幡豆町的厚意，把遗骨埋葬在三根山顶。并征得遗族同意，在清濑一郎、菅原裕两位律师等同志支持和支援下建此墓碑。遥望大洋彼岸，探求太平洋战争的真相，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努力。
碑文把日本的战败归结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出兵以及所谓物资匮乏，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说成是“事后法判决”。碑文整体虽然没有直接对战争本身做出评判，但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表面上是要“探求”“真相”，但这个“真相”在树碑者内心是很清楚的。且看旁边的诗碑上的题诗：
哭殉国七僚友记狱中作
妖云镇狱朔风腥，
昨夜三更殉七星。
暴戾复仇还太古，
雪冤何日靖忠灵。
这个诗碑像是为“殉国七士墓”碑所作的注脚。诗作者大岛浩，二战期间的日本驻德国大使，为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四处活动，深得希特勒信任，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他在诗中把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描绘成人间地狱，把7个战犯捧为“七星”，咒骂东京审判是“暴戾复仇”，还发誓要为他们“雪冤”。
石碑塑造记忆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其目的是通过“石”这种能够“永存”的可视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既是对死者的彰显，也表明树碑者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说，纪念碑是一个昭示价值的符号，也是一个不断唤起和创造记忆的设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了无名战士纪念碑和墓园对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空间”的意义。
在另一本著作《语言与权力》中，安德森把纪念碑看作是一种“表意设置”，用其“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内容。这里所谓的“特定的形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景观”的创造。石碑或遗迹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通过“景观”把“过去”表象化，进而塑造对事件人物的历史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劳文思指出，“记忆原本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储藏库，而是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的。换言之，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到底如何，而是我们总是按照现实的想象力重铸过去”。
如此看来，三文字正平等人冒死去盗取骨灰，并勒石树碑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们明白，战争作为“过去”已经结束，当人们唤起战争记忆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媒介来进行。而这种媒介所传达的信息，会直接引导人们构筑想象。他们盗出骨灰，并通过树碑构筑起一个“景观”，表明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对人物的评价。
赤军的爆破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立的一方来看，这个碑则是一个必须抹消的存在。“七士之碑”建成11年后，1971年12月，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派人在石碑下安置炸弹，一声巨响，石碑化做三截。日本赤军发表了如下声明：
殉国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国主义头子吉田茂书写碑铭，为甲级战犯招魂而建造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肯定、美化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侵略的精神象征。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赤军由于采用劫机、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的抗争手法，被日本和国际社会所排斥。但是它的政治立场，是彻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主张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国谢罪道歉的。他们的战争认识，代表了日本社会最左翼的一端。
石碑被炸，立碑者当然不肯就此认输，他们不惜代价，从德国进口专用的粘合剂，把石碑粘合修复，重新立在原处。现在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体上的裂痕。笔者在实地探访时，守碑护庙的女住持妙静在介绍这段往事后，意味深长地说：他们是专业暴力集团，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爆破计划，居然没有把石碑炸碎，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围绕七士之碑的“战争”，极富象征意义。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福德在他的《刻在石碑上的美国：暴力与追悼的景观》中指出，人类大体有“圣化、选择、复旧、抹消”等方式来对待历史遗迹，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这个社会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在经过上述4个方式处理过的景观里，“镌刻着个人、集团乃至社会整体如何解释、认识过去的基本态度”。我们从“七士”的被“圣化”、被“抹消”又被“复旧”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认识的对立构图。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日本著名的反战活动家吉川勇一用“被撕裂的死者”来形容日本社会对战死者的不同的态度，指出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在下一个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七士之碑”对峙的“无限大”的另一端，即日本战争记忆的另一段“景观”。
大泽雄吉的谢罪
在距离东京大约200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树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12年8个月，其中10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通过碑文可知，他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参加过侵略战争。但是，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
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树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树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12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中归连”和“偕行会”的道歉
作为和“七士之碑”完全对立的战争记忆的标志，“谢罪之碑”所代表的是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就有很多日本老兵站出来，把自己的加害体验变成历史的“证言”。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曾经调查了“中归连”的很多成员。这些在中国被俘虏的日本兵，在抚顺等地的战俘营接受教育后，被特赦遣回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连”。他们通过讲演、著述等活动，介绍自己在中国战场的所作所为，促使日本社会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虽然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恐吓、讽刺和嘲笑，但他们所代表的战争的记忆方式，还是慢慢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大泽的孙子同意在自家的墓地树立“谢罪碑”，就是一个例证。
1980年代，还发生了“偕行会”征文事件。偕行会是一个旧日本军退伍军人的联谊组织。1982年，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剧烈争论。偕行社在他们的会刊上发布征文启事，向会员征集南京大屠杀的“反证材料”，希望能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杂志开始连载《“南京战史”的证言》。所发表的文章中，既有屠杀俘虏的记述，也有亲眼目击大量遭残杀的尸体的证言。连载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为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1985年3月，《偕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京战史证言之总结》，承认事实的存在，并声明，“作为旧日本军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在此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次征文活动，本意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和利益，结果却事与愿违，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编辑部能够在事实面前坦诚认罪，说明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思潮在不断扩大。加害者记忆的构筑开始逐渐展开。
代表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的忠魂碑
作为战争记忆的表象，“七士之碑”和“谢罪碑”代表了两个极点。但是，这两个碑在日本都鲜为人知，真正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战争记忆的象征物，则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忠魂碑”、“慰灵碑”、“彰显碑”。
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只要稍加留心，都会发现并惊异日本的纪念碑之多，多到随处可见。根据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调查，日本国内已经确认的纪念碑总数有15343座。平均到全日本3300个村落级别的自治体的话，每个村就有8－9座。这个数字还是不完全统计，前述“七士之碑”等就没有被统计在内。据专家推测，如果全部统计在内，至少有3万座。这些纪念碑的建造是和日本的近现代战争紧密相关的。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近100年的历史中，日本历经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等，其战死者达数十万，遍布日本全国。与此相应，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建造了大量的战争纪念碑。以神奈川县为例，建碑的高峰有两次，分别在1895－1896年、1905－1906年，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为了进行战争动员，需要在精神上赋予战死者以神圣的地位。于是，由在乡军人会主导，为战死的军人修建了大量纪念碑。其中大多为“忠魂碑”、“慰灵碑”等。这些纪念碑在战后有些被推倒，有些被转移。
1950年代以后，随着占领军政策的缓和，各地又重建、新建了不少纪念碑。其碑名除了“忠魂碑”、“慰灵碑”以外，还有诸如“和平祈念碑”、“××战纪念碑”等等。这类碑一般把死者的姓名、战死地点、战死时间等刻在上面。对战争本身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很多碑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历次战争中的战死者按照时间顺序并列在上边，对这些性质各异的战争中的战死者不加区别，一律以“忠魂”、“英灵”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些碑和“七士之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碑”不同，他们基本上对战争本身不做善恶评价，仅仅对战死者表达敬意。经过战后的民主主义教育，大多数日本人已不能接受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殖民地所进行的正义之战这样的观点了。因此，像七士之碑那样的战争表述，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战争记忆的多重性
但是，从个人感情来说，他们又无法接受把战友、兄弟、儿女、父母当成侵略者的事实。这些碑往往把历次战争的死者放在一起，赋予其时间上的连续性。虽然这些战争的性质不同，但都是为了“祖国”，死者都是为国家捐躯的。这些抽掉了道德和理性的“忠勇”和“爱国”，最终往往变成一个情感宣泄的符号。此外，这些碑往往建在神社、寺庙附近，历史记忆往往伴随着宗教情感同时被唤起。思想史研究者孙歌曾经质疑，日本学界以学术研究的所谓理性的暴力来抹杀对历史“情感的正当性”。事实上，当很多日本学者在追究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到底有没有30万，并对中国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相关照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日本人自身的情感因素在历史记忆中所占据的位置。
和这些“慰灵碑”共同构筑了日本战争记忆主流的，是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遗址为代表的受害纪念物。这些纪念馆展示了大量的照片、实物，向游人展现原子弹造成的悲惨景象。而相似的大量战争纪念馆，如东京的昭和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等，展览的基本上都是战时日本人如何忍受物质缺乏的痛苦，如何遭受美军的轰炸，如何被苏联军队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力等。而分布在各个县的战争纪念馆，还大量征集战争体验的口述记录，其中绝大多数是叙述自己和家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的。这些叙述的大量出版，并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和报道，特别是每年在广岛、长崎举行的终战纪念追悼仪式，不断重复生产着日本是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如果把“七士之碑”和“谢罪碑”当作两个对立的极点来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忠魂碑”和“战争纪念馆”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它代表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其特点是暧昧模糊的事实认知、夹杂着宗教情绪的个人情感、不断被强化的受害意识以及随着政治局势左右摇摆的不稳定性。
构筑共同战争记忆的可能
在日本众多的受害纪念馆中，也有少数加入了“加害”的内容。大阪的和平纪念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介绍文字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还有处在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的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对此，我们将铭刻在心。”在馆内的展示中，专门设置了“南京大屠杀”的展台，通过图片介绍南京的受害状况。大阪和平中心因此遭到了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他们成立“战争资料偏向展示纠正会”。另外利用大阪和平中心的公共设施的性质，故意在馆内申请举办诸如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等活动。纪念馆也成为战争记忆的攻防战场。
把“受害”的范围扩展到交战双方，则是构筑共同的战争记忆的一个努力。冲绳的“平和之础”纪念碑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冲绳战役结束50周年，于1995年6月在冲绳县和平祈念公园内建设的。在这个纪念设施里，不分国籍、军人平民，在冲绳战役中死亡的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刻在“御影石”上。现有日本人22万多人、美国人1.4万多人、韩国人263人、英国人82人、朝鲜人82人、台湾28人，共计23.8万人的名字刻在上面。2000年的冲绳峰会，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前往献花。这里成为交战双方共同回顾历史、悼念战争死者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之场”。
战争纪念碑作为“刻在石上的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日本社会记录、记忆战争的基本格局。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围绕战争的记录与记忆，日本社会是被撕裂的。由于日本国内尚且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因此当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我们过去往往把解决历史分歧的希望寄托在对史实的挖掘上，但是，战后60年来，中日双方的分歧，并没有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而缩小，相反，近年来，围绕战争的性质问题，双方的论争反而日趋激烈。究其原因，恐怕是对战争的记忆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对史实的基本态度的差异。因此，如何超越自身的战争体验，构筑共通的战争记忆，是解决中日两国历史分歧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
旋花
星光与露水
的女儿
在微微发紫的寒光中
轻解花结
肆意伸张
素裹红妆映朝颜
旋花欣向荣
如果不是一场秋雨
我怎会想起
蔓藤丛中的你？
朝开暮合，扭旋
红、白、蓝、紫的变幻
如车轮，如伞盖
如喇叭
如紫色深渊
童年时光
上学路上的牵牛花
歌声迎朝阳
教室早读书声朗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正午的阳光
炎热使我迷失方向
黄昏一场暴雨
花谢叶纷飞
午夜，打一把手电筒
看新一轮旋花
茁壮成长
10/10/07
===
那天rzp贴了幅未开张的旋花，我便留意了旋花。童年九月一日开学，
往往上学路上蔓藤中都是红紫色各色的牵牛花的。
因为这花的中文名很杂，我还是喜欢这科名。查维基说：这科一千多
个种英文都称Morning Glory。此名源于日文“朝颜”。
童年时光，旋花欣向荣，茁壮成长。一点小诗趣，再谢rzp！
xw 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