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04

野马在野已三年

野马在野已三年

  爱情很狂野 觅食求诸野 人马战于野

  ■本报2001年8月30日《让野马野去吧》追踪报道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编者按:

  人类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圈养起来,保存少数的几个基因载体。我们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野生动物同样应该享有自由快乐的生活。保护野生动物,不但需要对这些生灵的尊重,更需要保护它们整体的生态环境。否则,它们只能算“动物”,而不能称其为“野生动物”。

  近日,本报记者赶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马、扬子鳄的保护区,试图观察它们的野性,关注它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一场关乎生存空间的争夺。

  旷野中的狂野爱情

  准噶尔盆地基本上没有秋天。夏天轰然而过之后,大地平静下来,静静地等待着冬天的来临。野马群也平静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已经到了尾声。

  “放野3年,野马学会了自由恋爱。今年从春到夏的5个月里,由七八匹公马主演的一集集‘爱情连续剧’,精彩极了。”李学锋向本报记者描述。新疆野马繁殖中心的养马人李学锋,和另外几位同事一起观察着野马的放野。

  “带着马群的种公马,隔着两三公里就能感到其他公马的接近。它旋风一般地冲上去,在接触的一刹那,两匹公马腾空而起,四只前蹄在空中对打,嘶鸣声、撞击声传得好远。打完了撕咬,踢。打不过的跑,追,再打。春夏之交的发情期,几乎天天打。”

  旷野里惟一的一群繁殖期的母马,是抢夺的目标,抢夺者是七八匹性成熟的公马。

  李学锋把那七八匹公马称为“流浪汉”。它们是性成熟之后被种公马赶出野马群的。野马的家庭是典型的“妻妾成群”,只能有一匹成年公马。“这是野马避免近亲繁殖的一种基因遗传特性。”李学锋说。

  被赶出的公马组成了一个流浪汉群,时不时地会来抢夺母马,“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机会和母马恋爱呢!”

  “8个流浪汉是好朋友,它们平常一起吃草,一起喝水。遇到危险,它们就围成一个圈,屁股朝里,马头向外,随时准备应敌。”

  “抢母马它们也一起来,体格壮的,冲在最前面。一开始是准噶尔72号带领繁殖的母马群,它是一匹性格暴躁的种公马,9岁,正当年,最激烈的一次争斗打了三天三夜。”

  “来进攻的是流浪汉里的准噶尔84号和准噶尔77号。84号和77号协同作战,从不同的方向攻击,让种公马72号头尾难顾。84号身体强壮,和种公马正面打,77号年龄小点,围着马群转,你一追它就跑,一放松它就又来了。72号种公马的体力就这样被拖垮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一战中,72号被84号一口咬住了脖子撂倒在地,72号四蹄刨土奋力挣扎,84号咬住不松口,整整僵持半小时之久。”

  72号彻底失败,妻妾全被84号抢走,从此独自行动。不知是失败的耻辱还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它并不进入流浪汉群。它孤独地低着头的样子,很让养马的小伙子们伤感。

  “这是野马们的一次真正的自由恋爱。”李学锋为野马轰轰烈烈的爱情兴奋。在新疆野马中心近十多年的养马生涯里,他所看到的都是由人给野马包办的“婚姻”。

  2002年第一批放野的种公马准噶尔11号死亡,“现在总结起来,它完全是累死的,那可是当时野马中心最好的一匹马。”中心的主任曹杰介绍说。

  当时人们给11号配备了大小20匹野马的大家庭。“‘国王’准噶尔11号从秋天开始就消瘦,它要和野狼周旋,要带领马群适应陌生的环境,还要配种繁育后代。别的马在进食,它却在护群,它死后,我们发现它的肠子变得像纸一样薄……”曹杰对此很伤感。

  争雄的结果,是一匹公马有多大的能力就带多少匹母马。现在,繁殖群自然一分为二,准噶尔84号带着13匹马组成一群,准噶尔72号带3匹马组成一群。

  不过,这般公马自由争雄、在野马最自然不过的事,竟然100多年来几近绝迹。

  人类借助“马力”完成着文明上升进程,但马也因此成为受人类干预最甚的动物。100多年前,世界上最后一种野生野马——新疆普氏野马从野外灭绝,它的种系靠西方探险家带回国的13匹野马维系了下来。在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的时候,1986年,18匹野马从德国、美国等回到了故乡新疆准噶尔盆地。直到2001年9月,比大熊猫还珍贵、世界上仅存的新疆普氏野马,才在它的故园被放归原野。

  野化的路有多长

  准噶尔84号被养马人看作野马群的新希望。“84号非常强壮,今年7岁,是公马的黄金年龄,更重要的是,它是从流浪汉群里杀出的种公马。它有更多的应付荒野的智慧。”养马人王镇山说。

  流浪汉群三年来都在放野点与乌伦古河之间的荒野中奔驰,有时为了能够喝上水,它们会夜行四五十公里,直达乌伦古河。“它们凭自己的感觉找到了那条远方的河,这探索过程一定很艰难。”北京林业大学胡德夫教授说。他受国家林业部的委托,进行野马放野的监测与研究工作。

  3年的旷野生活,让野马“初步有了野马样,但它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野马”。胡德夫说,衡量真正的野马的指标有6项:能在野外找到水源、食物;能对付天敌;能和同域物种争夺生存资源并有获胜的把握;能自然繁育后代;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等等。

  野马寻找水源、食物的能力,已经恢复得不错。过去圈养时,野马只吃优质饲草苜蓿,夏天酷热时要添加降暑的蒲公英和西瓜,公马发情时得吃鸡蛋,小马还得像人类的小孩一样吃钙片。但在野外,它们只能有什么吃什么。至于天敌———狼,看来野马也能应付。“我们发现过一群狼,共有12只,它们肯定和野马发生过冲突,但除了几次小马驹身上带轻伤外,没有大问题。”养马人王镇山说。

  但野马能否和同类动物竞争生存空间,还是一个未知数。“每当大雪大旱的时候,吃饱肚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候跑出去40公里是远远不够的,可能要更大范围的移动才能填饱肚子,野驴有这个能力,野马还没有。”胡德夫说。

  2001年是放野的第一年。这年冬天准噶尔盆地发生雪灾,许多野驴冻饿而死。野马群就在此时突然失踪。当人们找到时,发现它们误入沙漠深处,一匹被称为“公主”的小马当场死亡。“那次一共损失6匹马,包括种公马准噶尔11号。”中心主任曹杰说。

  去年冬天,野马再一次丢失,找了整整20天,“找到时,种公马49号瘦得脊背像刀刃一样,回来之后,这匹马就死了。”

  “我是看着49号死去的,这匹马已经饿得什么都吃不下了,最后3天,它已经没有力气站着,总是‘轰’地倒下,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不久又‘轰’地倒下,它好像不甘心倒下死去。那时候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养马人李学锋说。

  两个冬天损失两匹种公马,两个冬天野马遭遇两次凶险。野马显然还没有能力应对大自然的考验。

  “3年里发生了很多让人伤心的事。”最让李学锋伤心的,是野马的杀婴行为。

  放野3年,野马群在野外生育了10匹小马驹,但只存活了4匹,其中的5匹都是被公马杀死的。

  “2002年春天准噶尔11号种公马死亡,它的遗腹子将要出生,我们整天小心地跟踪母马准噶尔15号,推测它的预产期。”

  悲剧就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发生了。小马驹是在夜里出生的,天亮的时候身上的毛已经干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吃到了母亲的奶。母马和小马落在整个马群的后面,公马似乎也很有耐心地等待母子俩,但“突然,公马冲向小马,母马快速地迎上去和公马打斗,就在一瞬间,小马被公马咬着脖子叼起,狠狠地摔在地下”。

  “母马哀鸣着跑向惊呆了的我们,像是求救,但我们要接近小马时,它又暴怒着踢咬我们。它一直围着小马号叫,不住地舔它,那情景哀痛极了。”

  “小马驹的脖子被咬断了。15号是马群里序列最高的母马,我们称它为‘皇后’,它因为怀着11号的孩子,一直不听从新公马49号的指挥,而公马是决不允许其他公马的血统存在的。3天之后,15号完全归顺了新的头马。”

  野马无疆,野力却难四射

  “卡拉麦里荒野还能容得下奔驰的马蹄吗?这是野马当年回故乡时人们的忧虑。你们《南方周末》曾用‘让野马野去吧’为题报道野马的放野,现在看来,野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野。”曹杰认为,人类在保护区活动的过度,严重阻碍了野马野化的进程。

  卡拉麦里保护区是国家级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但和其他保护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同时又是人类的生活生产区。

  这个保护区是哈萨克牧民的冬季转场必经之地和春天产羔之地。王镇山用“地毯一样铺过来”来形容10万只羊经过的场面,“10万只羊滚过之后,大地上什么也剩不下了。”

  “随牧民而来的还有1000匹家马,家马的骚扰让野马避之不及,于是种公马就不停地护群、带着野马群逃跑,于是被活活累死,而更换种公马的最直接恶果,就是不断出现的公马杀婴行为。”曹杰说。

  胡德夫担心的还有家马、野马之间可能出现的“血源污染”。去年冬天,一匹雌性野马被家马掳了去,在家马群里生活了8个多月,现在还看不出它是否怀上了家马的马驹,“但长期下去,危险性很大。如果血源混杂了,我们的所有工作都等于白做了。”胡德夫说。

  本来野马应该随着季节长途迁徙,冬天迁向南部温暖的山区,夏天移往有水的乌伦古河方向,但这些地方都被人类占据,野马只有四处奔逃。

  可是,牧人的迁徙路线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块地方同时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人占了马的地,还是马要把人赶走?究竟是野生动物的生存重要,还是人的生存重要?

  “这不是野马中心或是一个地方能够解决的,这是人和野生动物的大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根本解决有赖于保护区周边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胡德夫说,蒙古国也有少部分野马,他们的经验是将保护地的牧民家畜收买掉,让牧民变成野马的巡视员,但中国不行,牧民太多,如果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政府就得提供新的生活办法,否则人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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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自然史博物馆看到野马放野的纪录片,现在已经三年了。

上回读“动物笔记”里面提到马在美洲的始祖,曼陀罗又谈到冰岛的
良种马。其实蒙古马的名声远波在外(这恐怕是成吉思汗的功劳罢)。

鳄满为患VS濒临灭绝(徐楠)

鳄满为患VS濒临灭绝

  扬子鳄保护出现奇特现象
  鳄满为患VS濒临灭绝

  □本报记者 徐楠

  今年夏天,丁由中和吴巍在红星水库边的老张家里住了6天。他俩是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扬子鳄放归试验项目课题组成员。而老张,已经当了20年的“护鳄员”。

  9月10日晚8时许,丁由中和吴巍从水库边登上小船。水面上,只亮着丁由中头戴的一盏夜灯。他趴在船头,仔细寻找着扬子鳄的踪迹,不时压低声音回头示意:“往大坝那边划。”

  红星水库距安徽省宣城市郊的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30公里,是国家扬子鳄保护区划定的13个保护点之一,被认为有七八条野生扬子鳄。

  船上只观测到两条扬子鳄。北侧一条在船离得很近时才缓缓沉入水中,而南侧的一条,刚刚观察到双眼的反光点,就一下子不见了。丁由中对吴巍说:“我觉得前面那条多半是咱们放归的,一点也不怕人;后面那个是野生的,你看它多机敏。”

  饲养池里“鳄满为患”

  去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安徽省林业厅、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人工养殖扬子鳄向野生环境的实验性放归,就在红星水库进行。两雌一雄三条扬子鳄,成了回归野外的第一批使者。

  从2001年开始,人工养殖扬子鳄的放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已由保证一定数量的个体存活,过渡到野生种群的恢复。

  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是国家林业局下属的中国扬子鳄保护区管理机构。1979年中心开始筹建时,有人说扬子鳄已经绝迹了。

  在今天的地球上,很难找到比扬子鳄生存渊源更长久的物种了。它是中国长江流域特有的爬行动物,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的冬眠鳄种,存活了两亿多年,战胜了数不胜数的地质、气候和生物灾难,这比什么都更能证明它作为生命的意义,它所携带的生物基因,对人类有极为珍贵的研究价值。

  为保护扬子鳄这一珍稀物种,安徽省林业厅于1979年在宣城设立扬子鳄养殖场,1983年安徽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扬子鳄研究中心,而国务院于1986年批准成立了扬子鳄国家保护区,同年两个机构合为一体。

  1983年,研究中心攻克了扬子鳄人工养殖的技术难关。副主任王朝林说:“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可以宣布:扬子鳄在中国永远不会灭绝!”

  今天的繁殖研究中心有着“中国鳄鱼湖”的名号,并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种源基地。方型的水泥养殖池一个挨着一个,水面上,扬子鳄密密匝匝。天气好的时候,它们纷纷爬上池边的水泥平台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每当有人在池边蹲下,上百条扬子鳄忙不迭地躲回水中,相互蹬踏着,伴着此起彼伏的“扑通”声,激起一片水花。

  池边有小鸡小鸭向游人出售。一旦有人驻足,就能看到一条条波纹聚拢过来———露在水面上的鳄头顶着绿藻,缓缓游向岸边。它们习惯等着要吃的了。

  池边不远处用隔离墙隔开的水域,是专供优良个体繁殖的地方。每年的繁殖数量约为1000余条。

  然而,后代的畸形率正不断上升。原因在于:人工繁育的条件下不能实现自然选择,同出一处的种源不能形成不同的遗传特性。如此大量的“近亲繁殖”,十几二十年尚可,再往下,物种必然退化。

  而一种生命被豢养起来,是不亚于灭绝的生存危机。经历过自然选择、经历过遗传特性筛选的野生扬子鳄,其承载的生态学意义,是人工养殖个体无法企及的。

  野生扬子鳄几近灭绝

  然而,当繁殖中心的扬子鳄日渐兴盛时,野外的扬子鳄却正以每年4%-6%的速度递减,持续滑向灭绝的边缘。1985年,中外联合专家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拉网式调查,认为野生扬子鳄的数量约在500条左右。但2003年一次的调查显示,野生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20条,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濒危的鳄类。

  如果说野外大熊猫减少,主要是受其自身繁殖能力退化、竹子开花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那么,生命力旺盛的野生扬子鳄锐减,则大多是人犯下的错。“人鳄相争”的残酷现实,早已注定了扬子鳄的生存危机。

  扬子鳄属肉食性动物,喜在圩堤上挖穴打洞,长而粗的尾巴会扫倒成片的稻谷。于是在其主要分布区,农人视其为有害动物,曾“见鳄杀鳄,见洞堵洞,见巢毁巢,见蛋砸蛋”。“全身都是宝”,也使它厄运连连。上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灭钉螺、“送瘟神”的时候,以螺壳类为食的扬子鳄“食物中毒”,又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扬子鳄曾有三种典型的栖息环境:江河水域,平原湿地,以及丘陵中的池沼地带。随着整个江南地区人口密度的迅速增长,江河流域的丰沃之地被开垦出来,原有的湿地也被改造成农田,于是目前存活的野生个体,基本都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丘陵池沼。

  如何战胜“濒临灭绝”对扬子鳄的野生种群恢复工作而言,需要避免一场新的“人祸”,那就是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

  作为科研单位,课题组在与地方乡镇尝试洽谈土地、水域产权或承包权问题时很困难。

  王朝林说:“保护区面积433平方公里,实际上扬子鳄生存的区域仅有41公顷。现有的扬子鳄主要栖息在面积很小的池塘,保护区划定的13个保护点相互间高度隔离,绝大多数位于村庄附近,四周为农田所包围。”

  保护区没有土地使用权,13个保护点的土地、水塘,均属当地村集体所有。红星水库边一块两三亩的土地在中心的要求下被恢复成湿地,王朝林说,为此研究中心每年须补偿承包此处的农户。而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这该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

  保护野生扬子鳄所具有的稀有基因,究竟是谁的利益?似乎越是所有人的利益,越没有人能够担当。

  “保护的主要困难,是缺少栖息地。”王朝林说,辟出专门的区域恢复湿地,是目前惟一的可行之道。

  而在寸土寸金的长江中下游,在巨大的人口和粮食生产压力下,这一点谈何容易。“在安徽、浙江、江苏这些地方,哪还找得到能保存天然湿地的地方?哪里不是成片的农田、成片的开发?”

  目前,国家林业局已经编制了中国扬子鳄保护行动草案,准备投巨资在皖、浙、苏三省的适宜地区加强栖息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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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咖啡里细细读。

火山与冰川

上回火星与金星的讨论,火星上面原来都是冰(不如改冰星算了),而金星上却
红火。其实地球历史上也是这样呢,原初的时候一片火海,又有不少漫长的冰川
纪,虽然火山地震不断。火山与冰川还真演化了繁盛的生命。

但也有些人考虑到地球的终结,有人说会变得象金星一样火热,有人说会变得象
冥王星一样寒寂。我这里一首旧诗,援弗罗斯特“火与冰”之意而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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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与冰川

有人说世界将终结于火山
有人说将终结于冰川
从我年轻的经验来看
我更加赞同于说是火山

世态炎凉,人生漫漫
我开始尝到了孤寂与严寒
这时我方才明白过来
世界也可能终结于冰川

2002/12/20

论善恶(纪伯伦)

论善恶

于是一位城中的长老说:请给我们谈善恶。

他回答说:

我能谈你们的善性,却不能谈恶性。

因为,什么是恶,不只是“善”被他自身的饥渴所困苦么?

的确的,在“善”饥饿的时候,他肯在黑洞中觅食,渴的时候,他也
肯喝死水。

当你与自己合一的时候便是善。

当你不与自己合一的时候,却也不是恶。

因为一个隔断的院宇,不是贼窝;只不过是个隔断的院宇。

一只船失了舵,许会在礁岛间无目的地飘荡,而却不至于沉入海底。

当你努力地要牺牲自己的时候便是善。

当你想法自利的时候,却也不是恶。

因为当你设法自利的时候,你不过是土里的树根,在大地的胸怀中啜
吸。

果实自然不能对树根说:你要象我,丰满成熟,永远贡献出你最丰满
的一部分。

因为,在果实,贡献是必需的,正如吸收是树根所必需的一样。

当你在言谈中完全清醒的时候,你是善的。

当你在睡梦中,舌头无意识地摆动的时候,却也不是恶。

连那错误的言语,也有时能激动柔弱的舌头。

当你坚勇地走向目标的时候,你是善的。

你颠顿而行,却也不是恶。

连那些跛者,也不倒行。

但你们这些勇健而迅速的人,要警醒,不要在跛者面前颠顿,自以为
是仁慈。

在无数的事上,你是善的,在你不善的时候,你也不是恶。

你只是流连,荒亡。

可怜那麋鹿不能教给龟鳖快走。

在你冀求你的“大我”的时候,便隐存着你的善性:这种冀求是你们
每人心中都有的。

但对于有的人,这种冀求是奔越归海的急湍,挟带着山野的神秘与林
木的讴歌。

在其他的人,是在转弯曲折中迷途的缓流的溪水,在归海的路上滞留。

但是不要让那些冀求深的人,对冀求浅的人说:“你为何这般迟顿?”

因为那真善的人,不问赤裸的人说:“你的衣服在哪里?”也不问无
家可归的人:“你的房子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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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译的纪伯伦不错,也应该是汉语译诗的一个经典了。

从毛竹到火纸(小美)

从毛竹到火纸

南方周末

  □行者 小美

  东汉蔡伦于公元105年利用破鱼网、旧布、麻头和树皮制成了书写用纸。据记载,用毛竹造纸是在唐代发明的,比西方早一千多年。目前国内保存下来的古法造纸作坊有不少,但多是人工复原的,或仅仅剩下几个遗迹供人参观,像鄂西北荆山山脉腹地的中场纸厂这样一直在操作的作坊却甚为鲜见。

  中场在南漳县薛坪镇境内,位于漳河流域的河源地区。漫山遍野的毛竹和丰沛的水资源成就了这个以古法造纸的百年作坊。由于山高谷深,交通闭塞,人迹罕至,古老的造纸技艺得以留存至今。2公里长的河岸上分布有三个纸厂,分别叫做上场、中场、下场。上场、中场在河的左岸,下场在河的右岸。三家纸厂的创办者都是一百多年前来自江西的陈氏家族。

  中场纸坊的主人、45岁的秦明炎本是“山上人”,入赘到陈家继承了这门古老的技艺。他给我们讲解了造纸的全过程,并带领我们到三个纸场作实地考察。据他说,造纸共有72道工序,主要的生产环节大致如下:干打、沤竹、湿打、抄纸、松纸、晒纸。整个生产过程全部用手工完成。

  每年腊月砍毛竹,次年清明节后开始作纸,毛竹被截成5尺5寸长短,浸泡在生石灰池里沤三个月,洗去石灰,再用水车带动的石碓舂成纸末,下到水槽,成为纸浆。然后是“抄纸”,压干水分,再背到家里“松纸”,就是把粘连一起的纸,用复杂的指法搓开。松开的纸背到室外晒干,最后整形扎捆成为商品。一个生产周期需要8到9个月。

  在去作坊的小路上,一条水渠引着我们走进了造纸作坊。木屋里的设备十分简陋,所有的工具一目了然,非竹即木。在木屋的外面有两个10立方米的石灰池,池里浸泡的是从山上砍下来的毛竹,据说要泡100天,把毛竹沤泡腐烂为止。这是造纸耗时最长的一道工序——沤竹。腐烂的毛竹捞出之后,工人们再把它们斩开,然后拿到木屋,用最原始的舂碓,在水力的带动下一下一下地捶烂。这道工序叫“湿打”,棒槌是一根有一米多高、直径20厘米的木柱,这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了那条沟渠的作用——免费的动力系统。在木屋的外面,水车哗哗地转动,屋里,棒槌一次又一次地捶击下来,把已经沤烂的毛竹打成粉絮状。

  那一堆黄澄澄的竹末这时可以倒进水槽里,成为纸浆。

  最需要耐心和技术的是抄纸。用极细的竹丝编成的帘子在浆池中轻轻一荡,滤掉水,便剩下一层薄薄的纸浆膜,干了以后就是一张纸了。纸张的厚薄完全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控制水平,这是造纸的关键工序之一,是最见功夫的———抄纸工荡得轻了,纸就会薄;下手重了,纸又太厚。为得到一张薄纸,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古人总结出了“柔轻拍浪”、“持帘迎浪而上”、“抄浆着帘的一瞬间震动纸帘”这三要素。抄纸工双手抬着一个长1米左右、宽0.6米的木框走到水槽边,持着木框在纸浆槽中用力一舀,然后有节奏地左右轻摇,让水从框子上沥出,框子中间放着一片用细竹篾条编制的帘子,水沥干后,原本是黑色的帘子上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工人用右手熟练地拉过一旁的推杆,把框子放在推杆架子上,两手一上一下取出帘子,将其倒扣在案板上,再小心翼翼地揭开帘子,一张湿润的纸便留在了案板上。虽说抄纸很累,但是工人们熟练的身手让我们觉得像在欣赏一次精彩的表演。一个熟练的工人一天只能抄到一案纸,大约1500张左右。

  在抄纸的纸槽边,我们闻到淡淡的石灰味道和竹子的香气。

  抄出的纸有1米高的时候,这时就需要用外力去压干纸中的水分。新抄的纸水分很重,要用一种大型的自制工具“吊”把水分压榨出来。然后是“松纸”,也就是秦明炎所说的扦纸。松纸和抄纸同为造纸工艺中的核心技术,只有熟练的工人能够胜任。陈家掌门人陈三爷的侄子陈忠强就是一个松纸的好手,只见他双手拿起一沓15厘米高的纸,握住其中一角,像揉面一样慢慢地卷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角,依样揉过去,四个方向各揉一遍。那一沓纸在他的手里就跟橡皮泥一样,任他敲敲打打,任意变换着形状,却没有一张破损,直到所有的纸张都舒展开来,松纸才算完成。

  松开的纸,用一种自己设计制作的背架背到河对面向阳的地方晒干,然后整理包扎,才算完工。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古老的造纸术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小的。秦明炎说,他们是用石灰水对毛竹进行腐烂,现在的很多小造纸厂用的是剧烈的浓硫酸和盐酸,虽然可以提高造纸的速度,扩大生产规模,却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土法造纸的石灰水,在生产过程中已经降解和蒸发,不会造成污染。用于抄纸的增稠剂是一种叫杨条的植物,包扎成品用的是细毛竹篾,都是天然材料,非常环保。

  对于山上的毛竹,陈家人深知养护的重要,他们只砍伐已经成林的毛竹。据陈家最年长的陈三爷讲,在1960年代,国家曾派专家帮助纸厂改良生产,转而生产“丈帘纸”(一种可以作账本的纸张),可是因为要砍伐大量的幼笋,对毛竹是一种摧残性的破坏,他们毫不犹豫地停产了。竭泽而渔,必将祸及自身,居住在深山老林中的陈家后人深知此道。

  土法造纸所用的水、毛竹和烧石灰的石头是不要钱的,投入的只是人工。光靠自家人干活人手不够,需要兄弟们互助或者请山坡上的村民才可以完成,付出的工资不是现钱,而是一案纸的十分之一,折合人民币18到20元。目前上、中、下场原住民之间惟一的商品交换方式是以物易物,竹纸则以2.8到3元一捆的价格送到10多里远的远景换回日常生活用品。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往往要置换多次才可以完成。请工送货不合算,所以每次都是家里的男人们自己背20捆纸上山。

  “土纸主要是过白事用,是给亡人的上路钱,”秦明炎说,“也有家里头痛脑热的,有头天晚上梦到故去的亲人,往往就要烧几张纸来求得心理平衡。”山民们在有人过白事时把土纸作为礼品送给丧家,往往既送人民币也送这种被视为冥币的火纸。这几年因为外地造纸机械化和原材料、运输成本降低,土纸在市场上竞争力大跌,命运堪忧。从陈家老屋回到城市后不久,我发现离我家不远的小巷里有一家冥纸店,柜台上放着彩印的冥币,老板说,这些纸是从河南运过来的,零售每捆才2元钱。同样一捆纸,比中场的产品要便宜一元钱。

  一枝毛竹经过72道工艺成为一张黄色的土纸,最终化为灰烬,人们用以寄托对亡人的哀思,竹纸的宿命就像人的生命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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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造纸,丝绸、白蜡、蜂蜜、染料等都有这么个过程。。。

中国摇滚?中年摇滚?(张晓舟)

中国摇滚?中年摇滚?

南方周末 

  前几天跟人商讨一个音乐节,一个人说想请德国实验电子舞曲先锋Pole来参加,另一个人却提议请刀郎。中国乐坛的音乐价值观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这样混乱不堪。摇滚战士们行走在Pole和刀郎之间的大片大片雪山和草地。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一年一度的迷笛音乐节又要登场,又是新乐队的出头之时;秋天一到,“木马”、“左小祖咒”、“PK14”、“Joyside”、“超级市场”、“美好药店”、“废墟”……新老摇滚人都在排队等着发片,还有七年未出专辑的崔健。

  中年摇滚历史博物馆

  滚友们,你们早已不是先锋,可也不会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似乎只好自己纪念自己了,才虚长到十来岁的中国摇滚,已经开始忙于怀旧。一个中学尚未毕业的小屁孩,却喜欢一边往脸上描皱纹一边把小时候的奖状拿出来展览。

  继去年《呐喊,为了曾经的中国摇滚》纪录片兼书以及演出之后,8月上旬在银川贺兰山上演了“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纪念盛典,又一场超级怀旧派对,它制作大气,观众浩荡,看上去像沙漠里兀然建起的一个中国摇滚历史博物馆———其文物价值高于艺术价值———是否中国摇滚也到了建名人堂和蜡像馆的时候了?

  与其说这是一个中国摇滚二十岁生日派对,还不如说是一场中年危机的集中爆发。34岁的左小祖咒在论资排辈的摇滚方阵中被划入第四代。按照这种计算方式,中国摇滚到现在可以划出七八代来——两三年就是一代。这究竟是超英赶美,还是流星坠落?堡垒森严的老人摇滚等级制加速了中国摇滚的衰老,老明星们除了在这种难得的大场合露脸分钱,平素脱离实际,而新一代除了在“真唱运动”或迷笛音乐节这样的场合免费摇滚,平常只能在酒吧打游击——虽然长期短兵相接的小演出更能磨砺锋芒,但商业的贫血令新一代乐队一直在低劣的录制水准和严重匮乏的演出市场之中恶性循环。

  尽管目前中国摇滚发展空前的多元化已远超越了贺兰山音乐节所体现的单调旧格局,但中国摇滚乐和摇滚乐迷相互隔岸观火望穿秋水,却隔着市场这条缺水的阴沟,双方都觉着身上奇痒,却无力挠到对方。老摇滚吊起来卖,像被豢养的珍稀宠物渐渐失去野性,新摇滚纵使生猛,也难免像流浪犬无家可归。当然,对摇滚乐来说,当流浪狗总比当宠物强。

  不少老摇滚在贺兰山音乐节给人的最深印象就是力不从心偷工减料。在高歌猛进的中国摇滚发轫期,很多人都喜欢重金属和吊嗓子,但如今廉颇老矣,嗓子吊不起来的时候就只有在空中打秋千,把麦克风交给观众,或者蠢话废话连篇。他们不懂得如何用体面而聪明的方式来告别青春、继续前进。只有荷尔蒙而没有智慧是可悲的,而荷尔蒙总是会越剩越少。很多人只能靠几首老歌坐收摇滚养老金,唐朝和黑豹的新歌只剩陈词滥调;罗琦和指南针演了一首新歌,但这只能说明她在德国这么多年没学到什么;何勇状态甚勇,但也新不如旧,他还是只能用老歌来纪念自己的第一张也是惟一的专辑发表10周年;张楚是诚实的,他承认近些年新写的歌都不好,所以不演,也犹豫要不要重返“摇滚北京”继续烧那一把“中国火”。

  连范晓萱都从儿歌改玩爵士和电子了,老摇滚的中年危机只能靠转型来克服。王勇一直弃离摇滚而亲近世界音乐,左小祖咒和“子曰”始终另类,王磊的“泵“乐队在血脉贲张的电气重装之后,又正在蜕变为中国第一支dub乐队,甚至张楚也玩了好几年实验和电子,更不用说向民乐、电子、爵士和后摇滚全面进发连出专辑的窦唯……这些,都是老摇滚的新出路。

  而更多老摇滚的奋斗目标和最佳去向或许将是春节联欢晚会——不管是真唱还是假唱——他们有望靠假大空的励志歌曲开创“晚会摇滚”新时代。“黑豹”和“瘦人”在贺兰山台上念念不忘亚洲杯,他们完全可以和“零点”一样,成为体育歌曲的三剑客。
  那么崔健呢?虽然他对自己在贺兰山的演出不满意,但相比之下他已经够好的了,在市场、制作、演出方面崔健始终鹤立鸡群,不过这也带来高处不胜寒的压力,新专辑一拖再拖。但与其没完没了地在老套路中较劲,还不如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另起炉灶。崔健对新的节奏形式对HipHop的迷恋和他目前的乐队编配是有所脱节的——比如缺少电子乐手。相信他有魄力去改变求新,但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中国摇滚仍然需要找一位什么教父来解决。贺兰山音乐节的最后一曲是老崔的《解决》——“现在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脑袋里闪过的念头就是把你解决。”

  然而老摇滚面对新问题已渐渐失去了迎刃而解的锋芒。

  e时代的漂亮亲戚  

  时代变了,并不是每个滚友都是听崔健长大的,可以说听崔健长大的越来越少。更新的一代人,与其说是红旗下滚动的蛋,还不如说是欧美摇滚的漂亮亲戚。崔健的《一无所有》是在对欧美摇滚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诞生的,而新的一代滚友几乎对欧美摇滚无所不知,他们一出来就置身于资讯爆炸的全球化天罗地网。“跳房子”乐队的美女主唱田原拥有的第一张唱片是初二时买的“碎南瓜”(Smashing Pumpkins),而我的第一盒磁带甚至不是崔健而是刘文正。在老崔的Hip Hop和“CMCB”乐队的Hip Hop之间,整整一个时代像一根橡皮筋一样跳过,假如说老崔的新歌《农村包围城市》仍然直面现实的残酷,那么“CMCB”恐怕只是虚拟现实的耍酷——黑客帝国和黑暗帝国毕竟是不同的。

  8月份,我在北京“无名高地”酒吧看了一个朋克专场。中国摇滚目前的多元化绝不能用所谓“朋克时代取代金属时代”来形容,但在老一代假大空的金属滥潮后出现快准狠的朋克反拨是必然的。在我看来,8月28日在北京举办、达数十支乐队参加的“首届中国朋克音乐节”要比贺兰山的老人摇滚晚会更有现实意义,尽管无论市场号召力还是制作水准都不可并论相提。然而不管是土摇滚还是洋朋克,都容易把铁拳打到棉花上。

  “无名高地”的这场朋克演出就音乐而言已经相当接近国际水准——要知道那些金属老炮是完全无法和国外的重型乐队相比的——和“脑浊”、“挂在盒子上”、“生命之饼”这些已成名的老牌朋克乐队一样,“Subs”、“Joyside”、“Ourself Beside me”和“重塑雕像的权利”这4支乐队玩得都挺漂亮挺洋气。凶猛的女主唱令“Subs”听起来比“挂在盒子上”更刺激,其锋利程度甚至直逼上世纪90年代初西雅图暴女摇滚;“Joy side”拥有一个介乎米克·贾格尔和约翰·莱顿之间的颓废主唱(因此该乐队立马被摩登天空厂牌签下),“Ourself Beside me”的诙谐趣怪让人想到日本朋克师奶乐队“Shannon Knife”,“重塑雕像的权利”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和短促有力而同样意味深长的“The Television”、“The Fall”式后朋克乐风。

  现场的观众不乏老外,假如全部换成老外,你会以为自己置身于当年的纽约CBGB朋克俱乐部。让人容易产生这种错觉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场演出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听到台上一句中国话,歌词全部是英文,在台上他们也几乎不说话不和观众交流,由于观众人数不多和台上也无法形成火爆的互动。观众似乎只是在看一场精彩的排练,在观众们和朋克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玻璃墙,朋克们甚至连玻璃墙都没有打破,他们自顾自地陶醉在西方朋克光荣史中不可自拔,似乎忘记了朋克的精神恰恰是纵身一跃扑向现实、而不是和那些西方朋克偶像搂成一团。

  满嘴洋话一直是香港摇滚通病,现在北京似乎也跟了上来。在朋克的另一极,也充斥着用英文喃喃自语的女声乐队:“跳房子”、“星期三的旅行”、“陈小姐”、“漂亮亲戚”……这些摩登天空厂牌下的摩登乐队似乎更应该去签瑞典或英国的某个清新、梦幻厂牌,但人家会认咱这个亲戚吗,即便你很漂亮?
  假如说很多老摇滚是闭目塞听陈词滥调语无伦次,那么很多新生代滚友则是在全球化的众声喧哗中失语———广州有支乐队,名字是法语的,唱的是英文甚至日文!好在这二者之间仍然不乏实力非凡的乐人和乐队。他们才是中国摇滚的中坚力量。

  中生代的力量

  这股力量发轫于“魔岩时代”之后,崛起于1998年前后。他们是左小祖咒、“舌头”、“苍蝇”、“盘古”,再算上更早一些出道但又一直与主流体系有距离的王磊、“子曰”,以及更晚一点的“木推瓜”、“诱导社”、“木马”、“美好药店”、“痛苦的信仰”、“PK14”、“废墟”、“超级市场”、“生命之饼”、“脑浊”……可以有失笼统地将之归为“中生代”———中坚、生猛的一代。在我看来他们远远超越了上一拨人,是他们引领着上世纪末至今的中国摇滚,是他们真正开启了摇滚乐在中国的多元时代。

  之所以说“摇滚乐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摇滚乐”,是因为就摇滚乐的音乐形式和深度而言,“中国摇滚乐”还难以作为一个完全自足的概念成立。好在中国摇滚乐还没有也用不着像文学界奢谈诺贝尔、电影界垂涎奥斯卡和戛纳、艺术界眼红威尼斯和卡塞尔一样梦想《滚石》和《Q》杂志以及伍德斯托克和格拉斯通贝利,它要解决探讨的不是摇滚乐艺术的终极命运,也不是什么后现代后殖民后东方后“9·11”,而仅仅是一种血浓于水如火如荼的本土经验和情感。李云迪、赵胤胤都被吹成世界“殿堂级”音乐家,好在没有人说崔健或者其他什么人是“世界殿堂级摇滚大师”,中国摇滚要解决的始终是自个儿,不是全球化幻像,而是此时此地的魔境,这正是其真实所在,意义和力量所在。

  那些从聪明傀儡和漂亮亲戚中杀出、那些难以直接和某个欧美乐队某个欧美术语概念一一对号入座、那些在欧美影响的焦虑中幸存的音乐人还是太少,即使退一步要求也应是“西体中用”,亦即在说唱金属、朋克或Hip Hop的全盘西式音乐形式下吐露本土现实心声——摇滚乐永远离不开歌词的利刃。

  然而近年中生代的迅猛脚步已经减缓。“苍蝇”、“诱导社”、“木推瓜”相继解散,假如说“苍蝇”还属于寿终正寝(丰江舟转型到工业噪音、数码硬核和实验电子),那么“诱导社”和“木推瓜”这两支最具潜力的年轻乐队过早解散就令人惋惜,“诱导社”的专辑录制失败,“木推瓜”甚至来不及推出第一张专辑。作为中生代最具王者气质的乐队,“舌头”在连续两张专辑录制失败之后陷于停滞,典型地反映了中生代目前的危机和困境。

  早期中国老摇滚的“辉煌”假象建立在读解方式的无限放大和音乐资讯音乐消费的严重匮乏之上,就音乐本身而言,中国摇滚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辉煌过,因此也谈不上衰落,衰落的只是第一代老摇滚,而中生代在拿出超越前人的创作实绩之后却难以得到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的回报而前路茫茫,除了用“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自我激励,还必须在演出和唱片两方面求精,比如左小祖咒即将发表的新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将录制水准提升到一个新的值得看齐的基本标准。

  魔岩时代的中国摇滚乐曾经被冠以“新音乐的春天”美誉。而10年之后的今天,摇滚乐已经无法独垄“新音乐”美名,作为一种主流音乐形式,摇滚乐在中国却往往被当作“地下”混同“先锋”,这是一种错位。10年之后“新音乐的春天”再也不是摇滚乐一枝独秀,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电子音乐在刷新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的同时也拓开了电子舞曲、实验电子和声音艺术的无限空间,而民族音乐、爵士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实验音乐,也在迅速改变新一代乐人的思维和想象力。真正的“新音乐”已经打破了中国摇滚的宏大叙事和单一叙事方式,这是远比老摇滚新摇滚之争更令人瞩目的转变。摇滚乐未必先锋,但作为一种恒在的音乐语言它始终在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上、在刀锋上舞蹈。摇滚乐始终以最强烈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时代———它的疯狂与热爱,它的光荣与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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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的WOODSTOCK,贺兰山音乐节。美国几年前好象也来过一次,摇滚都老了。

舞台不是高高在上的(石岩)

舞台不是高高在上的

南方周末

  《安魂曲》的剧情来自契诃夫的三个短篇小说

  叶子干枯、只剩下老迈枝条的柳树突然绽放出一树粉红的花雨;由踩着两个板凳、戴着屋檐形帽子的演员装扮的小木屋;擎在手里的月亮——9月7日到9月9日,以色列卡美尔剧团的《安魂曲》把这些童话般的奇观呈现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

  《安魂曲》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契诃夫国际戏剧季的演出剧目之一。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在峡谷中》、《露希尔的小提琴》为这出戏提供了故事骨架:在一个遥远的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老人们回忆起他们出生几个月就夭折的美丽的女儿,他们曾在柳树下哼唱歌谣哄她入睡。老头突然意识到,尽管那棵柳树就在窗外,但多年来他从没有推开窗户,没有看到春天一树鹅黄的新叶和树下淙淙流过的小河,没有想到可以在河里放鸭养鱼,鱼可以拿去卖,鸭毛可以用来做枕头,而不必砍几十年的树,做几十年的棺材匠。

  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他快要死去的孩子,到处流浪,想找到治好孩子的良药。后来孩子死了,她亦觉悟:多年来,她一直在赶路,等着前方有人发给她传说中可以治病的糖,却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其他意义。

  一个失去儿子的卡车司机,运送着醉汉和妓女,他想向人诉说,他惟一的儿子如何得病、如何受苦、如何死去,但肯听他说话的,只有那匹和他一样老迈的瘦马……

  《安魂曲》谢绝舞台机械,几乎所有的道具都由演员扮演。舞台是一面缓慢上升的斜坡,远景上是一望无垠直到天际的旷野,旷野中有一栋孤零零的玩具一样的木屋。一只白色大鸟拍动着翅膀划破旷野的沉寂,它是一个黑衣人手里的牵线木偶。

  全剧台词简单,像诗一样优美凝练,大大减轻了中国观众听希伯莱语对白看中文字幕的负担。出演老棺材匠的卡尔门已是71岁高龄,坐在两层剧场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听到他苍老沙哑而又清晰有力的念白。

  千百年前就是这样演的

  编剧兼导演哈诺奇·列文是以色列知名的剧作家,被称为“以色列的良心”。创作于1999年的《安魂曲》是他的辞世之作。自上演以来,《安魂曲》在以色列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卫报》认为它有着“奇妙的诗意,给舞台带来了生命”。

  以哲学和希伯莱文学为专业的列文不曾受过专门的戏剧教育,但他的哥哥是一位戏剧导演,很小的时候列文就被这位兄长带着,流连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各个剧场。“他很小的时候就了解了戏剧的秘密。”在《安魂曲》中出演老棺材匠、和列文合作过25载的老演员卡尔门说,“哈诺奇·列文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他把诗歌的语言穿插进他的剧本里面。他的对白非常短,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任何人一眼就能从他的文字里面发现美。列文本人不信教,但他待人的态度就像上帝待人一样。他把剧本交给演员,由他们自己去揣摩其中的含义,演员只有完全进入他的戏剧世界才有可能出演他的角色。他不是让你‘扮演’他的角色,而是希望演员表达自己,用自己的头发、眼睛、声音、身体赋予角色生命力。”

  卡尔门说,在剧中,舞台设计成一面缓缓上升的斜坡,是为了制造一种视觉,让天际线显得格外开阔,制造出一种辽阔的氛围———那片旷野自人类诞生就没有变过。更重要的是,哈诺奇·列文希望他的戏剧贴近人的内心,演员从斜坡上缓缓走下,好像是要走进观众中间,走进他们的内心。“舞台不是高高在上的。它要和现实的生活、和我们每个人在凡俗生活中呼吸的空气接壤。”

  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观看戏剧场次最多的国家。“希伯来人希望在舞台上看到自己,看到他人,这也许是因为,以色列国家非常小,世界上只有700万人讲希伯莱语。政府下大力气推广戏剧,哪怕生活在以色列最北端偏远地区的人也能看到戏剧。年轻人在军营服兵役的时候也能看到。”卡美尔剧院院长纳姆·塞梅尔说。

  官方崇拜契诃夫

  纳姆·塞梅尔戏称,在以色列,卡美尔剧院和另一个知名剧院卡宾姆的地位分别如同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在中国的地位。在卡美尔剧院,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没有别的戏剧传统;卡宾姆剧院则更为教条,他们笃信,俄罗斯剧团的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卡宾姆的演员不管原籍是哪里都以带有俄罗斯口音为傲。契诃夫戏剧曾促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最终成型,因此契诃夫的作品在两所剧院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与这种对于契诃夫的“官方崇拜”相比,艺术家个人对契诃夫的喜爱更有人的情感和人的温度。今年71岁的卡尔门称,他本人和哈诺奇·列文都非常喜欢契诃夫。

  “契诃夫的人物有各式各样的装束、身份,但他们的内心无一不是孤独的、忧伤的———我认为这是契诃夫戏剧最大的特点,也是他最大的魅力。我在学校学表演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契诃夫的戏剧是在《三姊妹》里出演一个角色,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契诃夫的魅力,吸引我的还只是故事本身和那些优美的台词。又过了二十来年,当我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在卡美尔的舞台上,第二次出演《三姊妹》,那一次我看到了契诃夫的灵魂:无所不在的忧伤和孤独,而在忧伤的背后,是他对人的关切,那种关切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温暖人心、温暖俄国以外的人们的心灵。是契诃夫的戏剧,教会我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演员。我认为,一个好的演员必然经历三个阶段:play(扮演)—perform(表演)—act(呈现)。在扮演的阶段,演员就像在太阳底下做游戏的孩子,这个扮演国王,那个扮演王后,那个扮演强盗……他们只是在玩一种规定角色的游戏,除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名称,他们对其他一无所知。当你进了表演学校,你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你学习如何哭、如何笑、如何像老妪一样蹒跚着走路、如何使自己看上去像一个狂暴的强盗……但这还只是一种技术,你能在需要的时候哭或者笑,但那哭泣和欢笑并不来自于你的内心。到了第三个阶段,演员必须把他经历过的、没经历过的全部生活放进他所扮演的角色里,把他自己的人格从角色里呈现出来。那个时候,就不是你在扮演角色,而是角色被你所创造。如果演员拿到的剧本都是扁平的,都是及时行乐、浅显易懂的笑料,那他们就没有机会深入到第三个阶段,他们对照剧本照本宣科就行了。契诃夫的戏剧讲了一个故事,但他想告诉你的很多东西是在这个故事之外的,是在台词下面的,他借着那些人物表达他自己的内心,演员则在其中灌注自己的人生体验。”

  卡尔门认为,在今天演契诃夫的戏剧是越来越难了,因为观众越来越需要娱乐,他们想看喜剧,想在下班之后轻松地看一出杂耍,可是契诃夫的戏剧却需要你坐在那里想,那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当你真正看懂契诃夫的忧伤后,你就更轻松不起来。但是,我们会一直演下去。”

  《安魂曲》
  在各地演出的媒体评论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美、也是最恐怖的戏之一。光秃秃的舞台,就像中世纪的戏剧,生命的列车在奔跑。就和契诃夫剧作中的人物一样,列文笔下的人物也充满了哀伤。”
  (以色列)

  “列文有超凡的舞台驾驭能力,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状况。他能把想表达的东西压缩成一两个词或是一首诗,表达出高尚而普遍的意义。”
  (希腊雅典)

  “为了这么好的一部戏,你可以等很久,甚至可以等一生。”“这部戏像是水与火的混合,它提醒我们,即使在今天还有这样的剧院在守护着孩子般的纯洁,同时又没有丧失严肃性和深度。”
  (波兰华沙)

  “《安魂曲》不只是一部戏,更是一首忧伤的诗,围绕着生与死反复吟唱。它是诗,是童话,是亦苦亦甜的悲剧。”
  (德国汉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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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我参加过在纽约史丹顿岛上演的但丁的《天堂》,就在海
边的沙滩上,一堆堆沙上扎一道道彩布条,别的都由人演。。。天上
的星星,海水潮汐,手执着灯盏,天堂诗旅!

(读阿城的威尼斯日记,仿佛这种演出在意大利颇常见。)

那夜,曼哈顿的高楼是北天边的一袭灯景。第二天,就发生了双子楼
的事情,那时我还在做白日梦呢。。。

其实,有诗就可以演戏。当然,现在时髦的是电影。

康斯坦丁·卡瓦菲

〔希腊〕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 1863-1933)

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 1863-1933),二十世纪初期希腊大诗人、现代希腊诗歌的创始人之一,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父亲是富有的商人,早死。卡瓦菲幼年时期即爱好英国和法国文学,在英国居住过七年,回到亚历山大城读完中学,因时局不稳而移居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直到1885年。此后他先后去过巴黎、伦敦、雅典等地,也曾在政府中任职。他一生大多居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1933年死于喉癌。
卡瓦菲的早期作品多属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雅语”诗作。十年后的1896年,他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从这时起到他去世,他选定了自己的154首诗作为代表作。他创作严肃,发表的几乎都是短诗,很少超过一页,题材多涉历史神话,或哲理和个人感情的抒发,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最初未被重视,后来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1919年译介了他的诗作,才引起西方评论家和诗人的注意,逐渐成为希腊乃至西方诗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英国诗人奥登都曾专门评论过他的诗作。他一生只发表了二百多首诗,最重要的诗多写于四十岁以后。他是怀疑论者,否定或嘲弄基督教、爱国主义和异性爱的传统道德标准。他的文风和格调是现实主义的,使人感到亲切。他把人们熟悉的历史题材写成抒情诗,因而在他逝世以后仍然很受欢迎,也很有影响。

● 第一步

年青诗人欧梅尼斯
有一天对忒俄克里托斯①抱怨说:
“现在我写了两年
而只完成了一首田园诗。
它是我完成的唯一作品。
唉,它陡峭,我看见它,
诗歌的楼梯多么陡峭;
从我现在站着的第一步,
我很可怜,我永远爬不上去”。
忒俄克里托斯说,“这些话
不像样,而又亵渎神明。
如果你在第一步上面,
你就应该骄傲和愉快。
走到这么远成就已不小了;
你所获得的是巨大的光荣。
因为就连这第一步
也远离了芸芸众生。
要把你的脚放在这第一步上面
你就必须合法地成为
理想之城中的一位公民。
而要成为那个城市里的公民
是一件艰难而又罕见的事。
你在它的市场上找到立法者
投机分子不能愚弄他们。
走到这么远成就已不小了;
你获得的是巨大的光荣”。

_____
注①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诗人。

● 如果上帝遗弃安东尼①

当在子夜时分突然听到
一支无形的队伍经过
伴随着优雅的音乐和叫喊--
现在不要徒劳地悲叹你那不济的命运,
你那失败的工作,你那
到头来只是幻觉的生活计划。
仿佛为它准备了很久,仿佛鼓足了勇气,
向她,那就要离去的亚历山大告别。
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愚弄,不要告诉你自己
它只是一个梦,你的耳朵欺骗了你;
不要对如此徒劳的希望俯首。
仿佛为它准备了很久,仿佛鼓足了勇气,
当它变成那相当于这样一座城市的你;
迈开坚定的脚步接近窗户,
带着激情,而不是带着
懦夫的哀求和怨言倾听,
作为最后的乐趣倾听那些声音,
那神秘的队伍的优雅的乐器,
又向她,你那正在丧失的亚历山大告别。

_____
注①古罗马统帅,凯撒部将(公元前83-公元前30)。

● 伊萨卡①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那么就祈祷那道路漫长,
充满历险,充满知识。
不要害怕莱斯特律戈涅人②
和独眼巨人以及愤怒的波塞冬。
你在你的路上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的思想崇高,如果一种
美好感情触及你的躯体和你的精神。
你永不会遇到莱斯特律戈涅人,
独眼巨人和凶猛的波塞冬,
如果你不把他们牢记你的灵魂中,
如果你的灵魂不在你的面前抬高他们。

那么就祈祷那道路漫长。
祈祷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祈祷你将进入第一次如此愉快
如此欢乐地看见的港口!
停留在腓尼基③的市场上,
购买精美的物品,
珠母和珊瑚,琥珀和乌木,
还有各种令人愉快的香水,
尽你可能购买令人愉快的香水;
拜访众多的埃及城市,
向那些有识之士讨教又讨教。

总是把伊萨卡固定在你的脑海里。
到达那里是你的最终目的。
然而完全不要行程匆匆。
最好让它持续漫长的岁月;
甚至在你年老时才泊碇在那小岛上,
因你的一路所得而富有,
不期盼伊萨卡会把财富奉献给你。

伊萨卡给了你美丽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永不会上路。
然而她再也没有什么要给你的。

要是你发现她贫穷,伊萨卡就不曾欺骗你。
随着你获得的巨大智慧,随着那么多经历,
到那时你当然明白了伊萨卡意味着什么。

_____
注①希腊西部的爱奥尼亚群岛的一个岛屿,传说为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的家。
②奥德修斯在回家旅程中所遭遇的野蛮的食人族。
③叙利亚古国,濒临地中海。

● 自从九点钟

十二点半。自从九点钟
我点灯并且坐在这里
时间迅速流逝。我什么也没阅读
无言地坐在这里。完全独处这幢房子里
我又能与谁说话。

自从九点钟我点灯,
我青春的身躯的幻景
出现了,找到了我又提醒我
关闭的香味浓重的房间,
消逝已久的欢乐--多么大胆的欢乐!
它也把那现在变得
无法辨认的街道、那结束的
运动的中心和那曾经存在的剧院
和咖啡馆带到我的眼前。

我青春的身躯的幻景
出现,也给我带来悲伤的记忆;
家庭的哀悼,分离,
我亲爱的人的情感,如此少地
受尊重的死者的情感。

十二点半。时间怎样流逝了。
十二点半。岁月怎样流逝了。

● 下午的太阳

这间屋,我多么熟悉它。
现在这间屋和隔壁那一间作为
商业办公室出租。整个房子都变成了
代理人、商人和公司的办公室。

啊,这间屋,它多么熟悉。

靠近这里的门有一把沙发,
它的前面有一块土耳其地毯;
附近,是有两个黄色花瓶的架子。
在右边;不,对面,一个有镜子的壁橱。
中心是他曾经常常写作的桌子;
和三把大柳条椅。
窗户边是床铺
我们那么多次在那里做爱。

可怜的物体肯定还在周围的某处。

窗户边是床铺;
下午的太阳照射到它的中央。

……一个下午在四点钟我们分别
仅仅分别一周……啊,
那一周永远持续。

徐梵澄:希腊古典重温(一)

徐梵澄:希腊古典重温(一)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成绩。大势所趋,学术似乎是集体化与世界化。东西人士的才智没有优劣之殊,然若干专门研究,我们还是愧不如人,这是事实,然而正是正在过去的事实。

姑举一事为例:我们知道自有历史以后,人类存留了两部最伟大的史诗,在西方流传了三千年。欧洲近代语文多有译本,华文则无。这是一崇高亦又渊深的文化源泉,我们也忽略了,我们从何深透西洋学术思想的背景呢?通常我们钦重西方学术的发展,多只知道现在的成果,而起羡慕,很少注及其产生此果之由来。若稍究其由来,则不但是各各的历史,亦且其整个精神思想之背景宜加探讨。我们期望有一日精工出版一套希腊丛书,中收各种哲学文学等名著的译本。其第一、二部当然是荷马这两大杰作,《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了。

许多世界名著尚没有中文译本,也许将来渐渐会有译本出现的。希腊神话,早已有绍介;哲学,亦有过一些研究、著述。但至今希腊古典,没有在文化界得到适当的处理。因此没有得到正确的估价,加以应有的推重,大是憾事。现状还是学术风气不甚开通。我们约略知道巴勒斯坦这一文化源流,大有造于西方文化,玛修安诺德称之为“希伯莱主义”,没有那,则西洋决不能成就许多伟大事业,随处可以见到的。但我们时常忽略了这希腊文化主流,没有它,则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现代的一切工业、技术、商业、科学的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那么,其重要可想了。而且,甚至还有人假定——在推理上自然有应当容纳的假定——设若世纪初的罗马对基督教的反对更彻底,一切基督教信仰早已断根。则当时希腊文化渐渐陶镌了外邦,其斯多葛学说必支配了统治者,共和政体必已代替了罗马大帝国,奴隶制亦必早已废除。则欧洲在九世纪中必已进步到十九世纪的境况或更前了(此说见Sir R. W. Livingstone讲录)。其然,岂其然?

历史的发展未尝如此,基督教的兴起也不是偶然,有其必然之理,学人自可讨论。新旧之兴替随时代之推迁,那结果使人感觉苍茫得很。雅典哲人讲学的檐廊,早已化为尘土,雕花石柱头和柱础,以及出土的一些破缺大理石像,于今散在各处博物院里,竖琴歌声早消歇了,在哲学方面,至少到公元后四世纪,希腊人已完全退出世界剧场。不妨假定那整个文化起始自公元前一千年。譬之于一日,曙光微启,渐次黎明,哲人讲学时代,渐近于日丽中天,光明盛大不过三百多年。残阳之美见于新柏拉图学派之兴起,以后呢?渐渐沦入黑夜了。

这是西方文化的昨日,其光华发越,如何可为后世忽略,遽尔遗忘?我们是神明华胄,所处远在天之一方,未曾参加其文化工事。中国的蚕丝输入古罗马,有一位暴君赫里阿加巴鲁斯(卒于公元后二二二年)最初着一件丝织袍,起初是一两黄金换一两丝织品,后来输往渐多,价低了,做成了元老之流的华服。那只算是物质上的一点交易,不算怎样是文化接触,双方古典皆只有稀微的纪录,彼此略有传闻,中间隔了文化较低的若干民族。造纸、雕版从中国输入,则是中世纪之事。事实上古希腊罗马人决不知道我们,我们的祖先也不知道他们。穆天子之八骏西游纵使不是完全荒诞之故事,则所遇之“西王母”也许是中央亚细亚某部落的女王,决未尝是游到欧洲何处。荷马史诗中记载Tityus尸横九亩,与春秋时叔孙得臣射杀的长狄,其大相同,但后者是历史,前者乃神话,时代相距亦远,其间难说有何关系。那么我们看西方,自然不及西方人看自己之亲切、深透,然正因为有距离,时间的和空间的,两个决不可少之“缘”,使我们见物,又或可见其全。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个普通问题:即古不可复。古,无由复,不能复,亦不应当复,人类须是生活在现在而望着将来。但刻刻进步或说转变,现在旋即成为过去,三时一贯,了无间歇。罗马人造扬鲁斯神像,一面正对过去,向后,一面正向未来,向前。我们不正望过去,则无由确立现在,因为将来不可知。不正望将来,则现在已成断灭更无由立。凡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原则是表之于此一象征。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夸张点说,我们是在创造将来,即算模仿过去。但谁也不能在现代创造过去。重生是新生,新生是旧的死掉了,文艺复兴即是重生,复兴是新者兴而旧的废掉了。例如十三、十四世纪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回看是新起一创局,它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如此悠远,未尝入于我们之所知。正是这,有待于求知,有待于我们加以研究和采择了。大概无论物质真理或精神真理,总不会有国家或民族或古今之分别。古代希腊的这一大宗学术文化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呢?没有,凡其中摄持了“真理”之处,至今保存了下来,依然鲜健,活泼,分明,因为真理是万古常新。

我们姑舍种种学术如高深哲理不论,只举两件极平常的事为例,通常为人所忽略了的,以为卑卑不足道,而实在古代是颇重要的,一,是素食。我国人从来不重素食,除了佛法中人吃斋。但这正是古希腊哲人所重的。从毕达哥拉斯起,便已主张素食,并且豆类亦所不食,禁止杀生;杀牲畜以祀神,正是所反对的了。此一说从那时代起(假定毕达哥拉斯卒于公元前四百九十七年),直到悌峨夫拉斯妥斯(Theophrastus )——公元三世纪时人,逍遥学派之一位后劲——仍然在提倡,与当时坡斐理乌斯(porphyrius)诸哲人同,然则盛行了八百多年。(中国古代赵简子的道理是:“杀马而食人,不亦仁乎?”可见纯以人为宇宙中心,但亦非滥杀牲畜,以供饕餮。)倘若所谓“素食主义”这事中间只是虚伪,没有真理或不是某些真理的表征呢,则经不起东西方人几千年的实验,早已废掉了。现代青年吃西菜只遇到肉食,若不略知古代,便会发生误解,以为西方从不吃素。另一事是重生转世之说,中国历史上有些零星的记述,“三生石”是唐人说荟中有过的,佛法中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一说,在公元五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基督教大会公布“禁令”(亦译“毁灭律”),认为邪说,异端,其起源已不可考,最古亦可考到毕达哥拉斯,他历数他生前许多生世,某生为某人,早参加过特洛亚的战争,那是公元前一千一百八十四年前的事了(距第一次奥林匹亚的竞赛还早四百0八年)。可见此一说直至被基督教会禁止。至少在西方也流传了一千年。只是近代西人,方信人死后什么也没有。我们看历史,知道毕达哥拉斯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教主似的人物,虽然关于他的传说有许多不可信。我们所熟知的,只是他的一著名算学公式a² +b² =c² 。特洛亚的战争,古史上也实有其事,虽然有些历史家持异说。以此两事为例,还有许多事后下可说,我们知道古代西方这一文化世界,多么优美,崇高,可爱,有其不可磨灭之由,再视基督教的十字架,要在希腊罗马的神坛之浓密薰香中建立起来,是经过多少奋斗,费过多少信士之心血了。

若干年前,偶尔读到美国林柏的一篇文字,林柏是第一次飞过大西洋的英雄,那是对时代有感言,其间说到倘求精神与思想之发展,当回溯希腊。(大意如此,原文是在某杂志发表的。)笔者当时未甚以为然,以为何不求之古中华或古印度?后来时复深思,乃愈觉林柏之言为然。那文化中之所涵藏,实在有丰多的实质的精神之美富,大足以启发当代,昭示后人。东方的眼光总是向内看,求之中国尚可内外交修,求之印度纯为内转。希腊的眼光不专向内看亦向外看,无论看到万物之本源为水,为火,为原子,总归有外向的智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的文明。纵使于今科学化的世界有其缺点,我们决不能谓科学的发达便应止于这可悲的二十世纪。大致这么向外做到极处,到某一点,内外可以合并,那时可希望超人道的大升华。在欧美这虽是回溯,仍是一贯承流;在我们则这好似外加;但我们从来善于采取他长,同化外物。总之,此后我们不继续接受西方文化则已,若仍有任何采纳,则回溯到希腊源头,是第一要义。这里,正可建造东西方文化之桥梁。

在知识上,“同一知”是最上最胜,但这境界非凡夫可易到。那么,不奢望“同一知”而期于“同情知”,不算太苛求了。严格分论,知与情为两物不诬,但到了某一境界情与知可以合一,然这境界还是太高,则作“推理知”,更没有不可以的了。作学术研究,最忌知为情所蔽,为情所蔽则眼光不能正确而有偏,然虽为推理,倘不寄以相当的同情,则仍难圆满、周遍。最平凡为“识感知”,最不可靠,又绝不可弃。总归,处理古典,多宜设自处地参会一下事理,而寄与以相当的同情,方可比较明白。换言之,态度要平恕。

姑且说一实有其事的笑话:古雅典人丁蒙,绰号“妄人”,有一幽静的花园,中有一大无花果树。偶尔有一轻生短见的人,黑夜里在那树上自缢死了。后来又发生同一事件,在那树上又有一自缢而死的人。不得已,他将那棵树伐掉了。但在伐倒之先,他跑到市场上大声宣布:他家的园子里那棵无花果树快要伐掉了,还有愿意自杀的人呢,要赶快去哪 !

这真是人生的大讽刺,一贯的希腊悲剧精神。平情据理以推,不能说这人是疯子便完了。他不是故意和市民开玩笑,他是愤激,而这愤激出于对死者的悲悼之怀。他无可奈何,只在这嘲讽的形式中,直叫出人生之悲苦,使当时听者,哭不得笑不得。这也许是这一微小故事流传下来的原由。若徒然斥之为魔鬼似的讥讽,是疯话,那么,去正确了解又甚远了——虽然,此人也不免有推理之误。误在以过去之偶然为将来之必然,以非常为常,颇昧于亚里士多德之逻辑了。嘲骂群众固不应该,其罪过亦只是愤激而已。

通常讲“复古”的人也不免犯这种错误,即古人所谓“守株等兔”。事实上是我们于古代极难得明确的正见正解。不但论希腊古典,即于一般古人,我们总以为不及现代人高明。这是当然的,现代普通知识比古代进步,水准提高了,但以为古人不比我们聪明,对于若干自然现象还未能解释,对于精神事物充满了迷信,则颇错误了。无论我们的物质技术(不必然是科学)于今多么进步,人类踏上了月球,或如何可以建立太空站,我们的普通智慧并没有甚异于古人,倘若精神事物的知识古人是未开化呢,则我们所知的也不较多。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极少余闲,古人生活余闲较多,有机会静观,默想,参照,领会。以为他们生活于一愚昧之大混沌里,便错误了。希腊古神坛当然是林林总总,许多事近于荒怪不可究诘。在这中间稍清出一点头绪来,或者,稍确定一些价值,乃这些文字的目的。但我们要除去这一成见。古人,无论东西方,纵不比我们现代人聪明,也决不比现代人愚蠢。许多圣人,贤人,哲士,诗人,先知,辩士之流,足以证明是如此。

通常我们总以为原始民族许多野蛮风俗,存留在上古,佐证是于今地球上还有些榛 未凿的地带。但是,我想,只从有史以前与有史以后划界,那差别大到可惊了。有史以前若干世纪我们不知,看威尔斯著《世界史纲》,那时间的比喻是很恰当的。平心论之,爱琴海这几个岛或半岛居民的部落建成的文化,其优秀实居上古欧亚非三洲各一部分领导地位。七贤之一的梭伦,或其前的雅典立法者达拉科,皆公元前七世纪人物,那种重法治和重人事的精神,从何处可寻出一点初民野蛮之痕迹?达拉科立法,懒惰之罪严惩,游惰之民甚至可处死刑,何尝不是有思想有卓识的政治家?姑定荷马生于公元前九百零七年,那文学又岂能是低等文化之产品?同时或稍后的赫西阿德的诗才理思,又与荷马的有多少分别?将谓那些神话是原始信仰的遗余,野蛮民俗的表现,以其时代文化水准较量,似乎不确实了。

古代有迷信风俗不足以证明古人之未开化,亦如现代有迷信不足以证明现代之不文明。信鬼而好祀倒不是古希腊人,而是古代繁荣之罗马人。在罗马是山,林,果园,道路,河流,无不有神;人事则有吉神,凶神,睡神,梦神,并闲暇亦有神,沉默亦有神,而且偷盗诈伪亦有神可祀。可见这多神信仰,有多于古之希腊了。

这些事,有夫力德兰德(Friedlander)的罗马风俗史可稽,将来有人也易作研究,然则这些是野蛮民俗从上古的遗留呢,还是文化发展以后之产品?而且,是助成了文化的发展呢,抑是阻滞了文化发展?助成了在哪些方面?到什么地步?阻滞了又在哪些方面,到什么地步?皆当平心观察了。精神方面的事,若细加察看,决不是通常想象的那么愚蠢。

虽然如此,说希腊神话中便没有愚蠢,由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切皆是智慧,一切皆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一切皆可解决生命上的问题,则又大谬不然。这非但我们今人,即古希腊人自己,对他们传统的神坛,也不免要回过头去。宙斯是统治万有的天主,为了畏惧自己的统治权被推翻,便吞掉自己所生的婴孩,而藏过了的婴孩长大了呢,又向他的父亲报复了;天神被踢下天界,因为父亲宙斯用金锁链缚住他的母亲时,他要去解放她……。

这些事,在柏拉图已大谓不然了,那中间的缺陷和弱点,使那么一位哲人不得不另作精神寻求,倘若不能从传统天神中得到满足,又从何处寻求呢?反求诸己而已矣——“认识你自己”,阿菲神坛的千古名言——如是,希腊的道德、宗教,已觉未能建立在古神坛上,然则开辟出一新神道观在“人”身上了,要穷人与心灵与肉体之中所有所无,人之自由和幸福等等。于是,希腊的人文主义开始了。

一转而至于哲学,希腊文化便开出了异常美丽的花,这是至今在东西方所钦羡的,毋庸深说了。有一事大致可以说,即无论他们那一派哲学,最后总也归到精神,没有任何重要的一派不是有神论的。对于自然界作了许多推测,后世科学证明其或中或不中,但徒有物质而无精神,没有任何学派作此假定。同时一贯多神信仰的主流仍在蔓衍,流到罗马、小亚细亚、非洲,直到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统治了西方。纵使如此,断断续续,许多信仰仍在民间流衍,废不掉,禁不绝,而又不可究诘,成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那中间当然不止有古希腊的渊源,也还有巴勒斯坦、非洲、北欧本土的传授,但在基督教会的压迫之下,从来不公开,有特殊人物出现了,便不免焚身之祸,要被放在柴堆上烧死了。其间仍不免有些秘密会社存在,一鳞半爪,偶尔出现有一些象征。那支配社会动摇人心之力,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影响,有待考据了,冰山在水面漂浮,海水下面那一部分便很少推测到。人类也许有一部分天性是好秘密的,密教的势力从来比显教大,倘这话不错呢,或许那势力不小。

由学或思智所建立的人生观或宇宙观,哲智之士当然是比较可以满意,至少在高尚伦理之域中为然。而且,多少不明不白的事,何尝不一概包之于宗教以内。我们说,既无理性,又无组织,一皆出乎寻常知识范围以外,而又荒诞无稽,有什么可供研究的价值!但困难问题是,许多(不是一切)荒诞无稽之事,超出了寻常知识范围以外,我们便无从断定其有组织,无组织,或别一组织,或有别一理性,或无理性,或超理性,除了我们用了另一知识工具。而且,有时竟是向知识挑战,一村夫,一愚人,似乎已懂到多少知识分子所懂不到的事,他可有证明推翻许多科学根据。摩西领犹太民族出埃及,其时埃及的术士投杖在地便化为蛇,摩西作同样的事,投杖在地也可以化为蛇,这请谁研究过生物学或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学者去解释清楚?历史上这些纪录保存下来了,可以牒出,搜集,分汇,编次,还在上面作推测,或许归纳出一两个通则,但理智上得不到一结论,我们便一概否定其真实性。

希腊哲学的发展未曾除去那多神信仰,那么一位无事不穷究的哲人如苏格拉底,劝弟子之事不听,便教他去取决于“神示”。我们现代输入了一大部唯物论,势欲推翻一切不但古之信仰亦并古之哲学,这在态度上至少是欠博大了,未能包括无遗以成就我们的学术之大。同时以治哲学思想的态度处理神话固然不合——这不是说其中没有高深哲理存在,有之,且甚多,但这不徒是思智之事,是信心之事。信心,便不能凭理智一概而论了;徒以看小说故事的态度处理之亦欠公允。史诗的内容不是不丰富,对要研究古地理的人,那些海岛,崖岸,河流,山谷,等等,还可有指寻;其文学技巧不是不高明,故事不是不美丽,然专于文学上述之,又往往忽略了其他方面。那些神话中的主角,这位或那位天神,我们未尝严肃思之,以为大抵是诗人想象的创作,供人歌咏,因而流传了。但从来未完全是那样;与其说这是诗人之想象,不如说见士之会真。信与不信,各从所是,总归那些神是古希腊的有血有肉的神,那些事,对他们也是亲亲切切的事,有如我们今兹研究一古庙宇的基址,或者一些柱头,我们只从审美眼光看,作艺术上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审辨作风之殊异及其源流变化之不同,我们容易忽略了那是古人严肃敬拜的殿坛,原建筑为神灵之所居,以降,以安,以妥,而赐福……,不是专为美术而建筑的,虽未尝不讲究美,然那是第二义。后世呢,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们只好以其第二义为第一义着重了,其第一义我们不寻,也不安立。我们“买椟还珠”。我们取了古希腊的残砖断石,能补缀为完整建筑,正如古法式,考证可以精确不诬,但不是使人往其间礼神,而是作为博物院了。

这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知识主义的或主知论的结果;西欧十五世纪以后大举搜求希腊古典,知道了古之植物学,生物学,医药学等,算是一度复兴;十九世纪又再度复兴。达到的呢,至多是柏拉图的和各个学派的上帝了。有人以为奥林比亚诸神可与旧约第七书士师记或民长记里的耶和华相比。总归纵使令人相信独一上帝之教呢,亦无由否认其精神显示之多方,无由证明其对古人不是一一皆精神真实。

鲁迅与梵澄的尼采情结(顾钧)

鲁迅与梵澄的尼采情结

  鲁迅一生曾帮助过许多青年,为他们看稿子,改文章,做序言,写推荐信……这不知道花去了他老人家多少时间。在这些青年当中有一位是比较特别的:他不仅请求鲁迅推荐稿件,还要求不能把他的原稿寄出去,于是鲁迅只好叫夫人许广平抄写,有时许广平忙,鲁迅就亲自抄写,后来鲁迅夫妇实在忙不过来了,不得不向《申报》的编辑求助:“‘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见《1934年3月4日鲁迅致黎烈文》)

  “此公”就是梵澄(原名徐琥,谱名徐诗荃,字季海),190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29年赴德国留学,1932年回国,1945年去印度任教,先后执教于泰戈尔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1979年回到国内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直至2000年去世。他是中国20世纪对于中、西、印三大文化皆有深入研究的哲学大家,但当时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如何能让鲁迅当起了“文抄公”呢?当然,这不难解释,鲁迅帮助青年向来不遗余力。何况,梵澄“甚雄于文”(见《1934年4月1日鲁迅致黎烈文》),为鲁迅所赏识——当时甚至有人把他的文章错当成鲁迅的文章。而且,梵澄在留学德国期间,曾帮助鲁迅买过不少文艺理论书籍和美术作品,如著名的《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就是由他代购的。除此之外,我想,他们对于尼采的共同兴趣是不容忽视的吧。

  早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曾热烈地鼓吹过尼采的思想,将他称为“大士哲人”,后来在他的创作——特别是《热风》和《野草》中,尼采的影子更是不断闪现。无可否认,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受尼采的影响是很大的。对此,梵澄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从哲学角度做过一番解释:“为什么在西洋许多名家中,先生甚推许尼采?想来是在工作的性质上,有些方面相同。尼采是诗人,思想家,热烈的改革者。文章朴茂,虽多是写短章而大气磅礴,富于阳刚之美,诗虽好而视为余事。然深邃的哲学,出之以诗的语言,是欧洲近古所罕有的。稍可比美的,只有以前的一契克迦德,然仍较逊。其余的皆专重思想之质,表以自有的一系统哲学语言,往往难于普及。这些方面,皆与先生不异。譬之黄金则皆是精金,只有量之不同而已。”(见《星花旧影》)鲁迅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使尼采为更多的人了解,鲁迅曾打算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初用的是文言,但只翻译了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后来又用白话翻译,但也止于《序言》的前九节(刊于1920年6月《新潮》第2卷第5号)。后来郭沫若也翻译过一部分,但也不全。于是鲁迅支持梵澄完成这部大著的全文翻译,后来这一译文连载于《世界文库》第八、九册(1935年12月,1936年1月)。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看到它,而它的现名——《苏鲁支语录》也是根据鲁迅的建议确定的。

  不仅如此,梵澄还翻译了《尼采自传》,译稿完成后他写信给鲁迅,要求不要将该书放在《良友文库》中,而是单立。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以尼采特立独行的风格,确实不宜与别人杂合在一起。但是将书成套推出,却是古今中外出版家共同的生意经,梵澄不能理解这一点,确实就如鲁迅在给丛书主编赵家璧的信中所说,是“尼采气”十足了。顺便补充一点,《尼采自传》是鲁迅代为校对的,这倒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鲁迅始终无法知道梵澄的行踪。

  梵澄的尼采气不仅表现在他的独来独往,还在于他的率性而为,根据许广平的回忆,他最后一次见重病中的鲁迅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告以先生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阻拦,他终于进来了。”(见《欣慰的纪念》)梵澄的尼采气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古怪的,但在鲁迅看来,可能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吧。而在梵澄眼中,鲁迅在作文时是“喑呜叱咤,突荡无前,有时冷嘲,似乎更深锐一些”,但在待人接物,特别是对待青年时,却“冷静得多,为人亦是多么温和”。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文坛上的这一段佳话吧。

  鲁迅去世后,梵澄写过一首旧体诗《怀旧》:“逝者吾谁与,斯人隔九原。沉霾悲剑气,惨淡愧师门。闻道今知重,当时未觉恩。秋风又摇落,墓草有陈根。”(见《星花旧影续》)如今梵澄先生也已经去世了,由于没有及门弟子,身前身后显得有些寂寞。我的老师张西平先生一直在努力打破这一寂寞,并且希望我能出点力,于是我不揣浅陋,在梵澄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写了这篇小文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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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读梵澄译的《喻咖论》,一种极大的心悟。但以前念书一直不在意译者
之名,况且中国媒体对梵澄的宣传也少。

现在英特网方便了,古狗一查就有些篇章,还真是我的同趣呢。便又认识了一位
死去的朋友,我有不少这样的朋友。想起了海子那个诗序: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
的同时代人。。。恐怕真有这么个极乐世界呢。

七格默克不是要学梵语巴利吐火罗语吗?我看徐先生是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