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读庄子——之笨鸟先飞是如何可能的
·ＷＡＴＥＲＦＩＲＥ·
《庄子·逍遥游》有这样一段：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左“犬”右“生”即黄鼠狼）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子说自己有大而无用的樗树。紧接着说庄子的理论也是大而无用。惠子详细地说了为什么大樗树派不上用场，而对庄子理论的批评则是一笔带过。显然，惠子是用大樗树来比喻庄子理论。
庄子的回答很好玩，他也象惠子一样讲故事：说狸和黄鼠狼，有名的狡猾，却死在罗网中。嫠牛极大，很厉害吧，可笨得连老鼠也抓不住。又说：“如今你有这么大一棵树，却担忧它没有什么用处，怎么不把它栽种在什么也没有生长，无边无际的旷野呢？那样你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也可以优游自在地躺卧于树下。大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去伤害它。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可是哪里又会有什么困苦呢？”
在辩论中用讲故事，作比喻，这在古时是常事，中外皆然。可是，庄子和惠子的辩论，少了针锋相对的“抬杠”，而是顺着对方的思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他们应该有脑力看到不同的思路的，要知道庄子和惠子可都是顶儿尖儿的人物啊。
不一定真实，但庄子（或庄子的门人）说惠子很忌怕庄子。
《庄子·秋水》中说：惠子在梁国做相国，庄子去看他。有人提醒惠子：‘庄子来，是想夺你的相位吧。’于是惠子害怕了，就在国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去自首，说梁国于自己不过是凤凰眼中的腐鼠，犯得着到处折腾抓我吗？！
庄子对惠子的评价也很高。《庄子》中有许多地方惠子是庄子的辩论对手。
惠子是当时的大“名家”，讲逻辑，讲论辩。庄子在《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富五车在当时肯定不止是“博导”的水平了。惠子死后，庄子很伤心，因为没有了较量的对手。在惠子墓前，庄子给门人讲了一个故事：
有郢人用石灰涂在他的鼻尖上。很小一点，也就只有苍绳翅膀那样么大吧。他让名为匠石的匠人把白点砍掉。匠石运斧如风，声声作响地砍，砍尽了石灰而不伤鼻子。郢人也是面不改色。宋元君听到此事，召匠石说：‘给我砍一次看看。’匠石说：‘我以前砍过，但是，能被我砍的人已经死了很久了。’自从惠施先生死了后，我没有对手了，我还能跟谁交谈呢！《庄子·徐无鬼》
庄子和惠子的辩论肯定是当时的最高水平。我们从两大高手关于庄子理论的争辩看到的是什么呢？
庄子不叫真。例如，他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你批评我的理论，扯上大樗树干啥？你是拿大樗树做比喻。那么，大樗树与我的理论之间的可比性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你说大樗树不中绳墨，于木匠无用，紧接着就说我的理论大而无用。怎么个大而无用法呢？你的推理也太粗糙了吧！而庄子采用的是合作的方法，认可惠子的比喻，挖尽脑汁替惠子的大樗树找些用场。
惠子也不叫真。庄子建议惠子把他的大樗树种在不毛之地（无何有之乡）。惠子没有问庄子，能活么？如果不能活，惠子就不能围着大樗树绕弯，也无法躺在树下织梦，又怎么能为大樗树找到用场呢？很遗憾，辩论到此就算结束了。
庄子为什么没有用更周延的论辩方式呢？他可以首先催毁惠子的比喻。然后再说，就算你的比喻对，我也能为你的无用的大樗树找些有场。这样的话，以庄的脑力，中国人也会独立地写出三段论的吧？
朋友在瑞士开了出版社，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化，有“海盐”系列。她也不忘向海外宏扬中国文化，有“银杏”系列。银杏被称为“活化石”，据说有两亿七千年的历史。而今，又发现银杏有极高的医用价值。朋友以银杏象征中国文化，也是赤子情深。
“银杏”系列的开卷主角是汉字。书名《汉字古今谈》。压轴的作者是启功。朋友曾与启老同事。她也请专家从汉字型体演变（赵平安），哲学（陈鼓应），音乐（赵季平），和数学（丘成桐）角度来讨论汉字。她排除万难，硬是在启老生前出版了此书。该书大十六开，从左向右读是英文版，从右向左读是中文版。两版之间是大量的插图。装帧，编辑，印刷都是绝对精美，给启老余年带来莫大欢乐。善哉！善哉！
却说台湾学者陈鼓应，八十年代曾经执教北大，讲授老庄哲学。那时我也在北京求学。陈先生为当时大陆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六十年代，陈先生师从殷海光、方东美。大陆学者，我推崇李长之，台湾学者，我佩服殷海光。爱乌及屋，我便把陈先生的文章抢先读了。
陈先生为《汉字古今谈》所写的文章，叫做“老庄哲学与‘道’字”。不过，陈先生的讨论与汉字的‘道’，从文字的角度来说，或许只有文章的引子挂得上钩。陈先生说“‘道’作为一个汉字，由‘首’和‘辶’组成，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人’的一很好的象征：直立昂首行走。”很可惜，陈先生接下来的论‘道’，就与汉字关系不大了。
其实，陈先生的文章，头开得挺好的。讲到了汉字的象征性。做为现今唯一仍然使用的表意文字，单个的汉字就已经到处是象征和比喻。如果说科学的语言是描述性的，那么文学的语言正是象征和比喻性的。描述性的语言竭力接近所描述的对象，而象征和比喻的妙处则在“是似而非，似非而是”。所象征和比喻的事物要有相同可比的地方，否则就无可比之处，象征和比喻便不成立。所象征和比喻的事物也要有不相同不可比的地方，否则就无需象征和比喻。
运用象征和比喻当然需要有想象力。很久以前，意大利学者维柯（Ｇ．Ｖｉｃｏ，１６６８－１７４４）认为“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就愈雄厚”。这里无意于追踪当今心理学在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方面的最新进展。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用象征和比喻来传递信息，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背景。象征和比喻的创造者与欣赏者要有合作和默契，象征和比喻的功能才能极大地发挥。
忘了自己是怎么学会汉字的。有了两个在非中国文化环境中生长的孩子，才意识到要他们学中文是多么费力气的事。他们没有我们少时在中国文化中沉积的童子功。不会合作。也因为他们的不合作，我才看到了我过去不曾注意到的问题。
的确，最简单的汉字如“日”，“月”就已经有了问题：太阳和月亮的画法不只一种。再复杂些的汉字问题就更多了。例如“鳏”字：“老而无妻曰鳏”（《孟子·梁惠王下》）。左边是一条鱼。右边是一只眼睛（目）在流眼泪。表达的象征故事是：老头在鱼边落泪，是在想女人。理解这个象征，需要背景更需要合作。背景例如鱼，眼睛和泪水的画法。还有鱼于性的象征性（鱼水之欢）。合作，例如对性别和年龄的认同：在这里，鱼象征女性，而眼睛和眼泪则是男人的。是老头儿，而不是小心伙子在为思念女性而悲伤落泪。没有这些背景与合作，“鳏”就不能完成它的功能。
我们可说，汉字的表意只是提示性的，需要背景更需要合作来完成她的语言功能。那么，从小就浸润在对这种提示性的语言的学习和把握的过程中，成年累月，会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留下什么痕迹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我们接受“鳏”的象征意义时所需要的：
１．合作。
２．对模糊的容忍性。
这两点又是紧密联系的。
西方人常常能同意分歧所在（Ａｇｒｅｅ ｏｎ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而我们则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西人强调辩论，说服（ＣＯＮＶＥＲＮＳＩＮＧ），证明。数学，逻辑为这种辩论的极端。他们认为只要能找到有力的论据，人就可以被说服。我们讲究“心有灵犀一点通”，连宗教也有“慧根”一说。教堂在闹世之中，为的是方便说教。寺院在绝尘之处，只渡有缘。如果没有这种合作的灵犀，对方再有理，我们也会口服心不服。庄子不是说：“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庄子·天下》）而且，有了分歧，不知为什么，肯定总是我们对，他们错。妈妈们不是常常对自己的小孩子说：“他们不讲理，咱们回家去，不跟他们玩了。”
西方的舞台用背景，道具造作逼真的“实在”，去说服观众，相信故事的真实性。而中国的戏剧则依赖于演员的提示和观众的合作，“心领神会”。愈是熟戏愈要看，百看不厌，去体会演员的提示的技巧和妙处。我们有许多没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就是为戏迷们提供这种演员与观众共鸣的空间。
西人对空白有种不安全感。他们的艺术观体现在装饰圣诞树：饰物塞满，多多益善（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ｒｒｉｅｒ．）。而我们讲究留白。虽然也说密处密不透风，但更高明的是疏处可以走马。
西谚云：”Ｄｅｖｉｌ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对细节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我们讲究“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对模糊的容忍性很大。叫真在我们看来是“抬杠”，是“钻牛角尖”，是偏锋，不是正道，是不足取的。叫真的人常常是我们取笑的对象。那位忧天的杞人已经被我们嘲笑了几千年。“黑洞”说的流行也没有能给他平反。
孔子是咱们最大的圣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南宋的朱熹老夫子如是说。孔子他老人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洋人称为黄金律（Ｇｏｌｄｅｎ Ｒｕｌｅ）。老人家还提倡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圣人说他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矩”。可是，可矩是什么？圣人没有定义过。如何才能够做到“随心所欲而不越矩”呢？说不清楚。许久，才有岳鹏举出来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免免强强着点边。不过，这在西人，是“ｂｅ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是弯弯绕，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为此尴尬过。
有位叫南怀谨的，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问家。我有个做了学院院长，“博导”的同学，有幸跟南先生同桌吃过一顿饭。同学很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我讲，每日，南先生那里都有许多具有博士头衔的人去给南先生值班，作劳役。南先生对儒学的研究当然是一言九鼎的了。南先生极其推崇孔圣人。在他的大着《论语别裁》中，南先生说：“至于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前言）。可他也在同书中说“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为政第二·车上的一课）
南怀谨先生当然是对的：对中国文明的“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的东西，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因为老祖宗从来都是云里雾里，真也没有办法用严肃的态度去看。那么是谁曲解，谁不曲解呢？当然就是谁名气大，谁有权势就听谁的了！
西方人认为数学是超越主观的。德国哲人莱布尼茨，也是大数学家。老先生曾经为了微积分的专利权和大名鼎鼎的牛顿先生吵得天翻地覆。还卷入了德英两国的知识界，大大地伤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有感于此，老先生有了憧憬：要是争辩都能用数学表达出来就好了。这样，就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那真是莱布尼茨孤陋寡闻，对咱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十分地不了解。我们虽说没有能够发明出系统的数学，但简单的计算却也是充满了中国特色的。
小时候，听老辈子人讲过一个分马的故事：有一个财主，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家里有１７匹马可当遗产来分，大儿子取１／２，二儿子分１／３，三儿子得１／９。１７匹马的１／２是８匹半，难道要杀掉一匹马来分马肉吗？中国人讲究成物不可毁，何况是欢蹦乱跳，可以劳作的马乎？三个儿子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请村里的精英，当然是一个老者，来帮助解决难题。老者想了想，从自己家里牵来了一匹马凑成１８匹，于是大儿子得９匹（１８的１／２），二儿子分６匹（１８的１／３），三儿子留下２匹（１８的１／９）。９＋６＋２等于１７匹，还剩下一匹，就是老者从自家牵来的，自然又牵了回去。我听故事时也是很为老者的智慧折服的。
合作性，对模糊的容忍性是汉字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意识到这两点，我们就会理解庄子和惠子，我们文明中顶儿尖儿的人物，为什么会顺着对方的思路来争辩。离开这两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文明到处是捉襟见肘的尴尬。
也学我们的先贤，讲个故事来结尾：
有了孩子，时不时难免也板起面孔，把老辈子的智慧传下去。
我外祖父曾经对我说要笨鸟先飞。我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于是，也对他们说：
“你们要努力学习，笨鸟先飞哦。”
儿子笑了。女儿说：“爸爸一定是酒喝多了，说话没有道理。”
我努力把脸拉得更长，加重语气：“我的话怎么就没有道理了？”
“是笨鸟，对吗？”儿子问。
“是笨鸟，所以要先飞，这样它才赶得上大伙啊。”我回答。
“可是，如果真象你说的，小鸟很苯，那么它怎么知道应该往什么地方飞呢？它会完全糊涂，丢了罢。”儿子很耐心。我倒是有些秀才遇见兵的感觉。
女儿出来打圆场，说：“把笨改成慢，慢鸟先飞就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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