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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人: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南方周末)

厦门人: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发自厦门  [2007-12-26 20:42:55]

本报记者 翁洹/图

喧嚣渐入沉寂,厦门重回平静。

街边:茶馆、餐厅、大排档和酒吧。广告灯箱交相闪烁。鼓浪屿上升起灯火。短裙女孩,拖鞋男人,钢琴曲,功夫茶。
这是厦门,海风吹拂中安逸的厦门。
半年来,这个海滨城市,不期然地成为一场风暴的中心。这座城市的市民面对一个投资上百亿元的PX项目,温和的性格里爆发出巨大能量,当地政府官员从堵到疏,最终作出合理的决策——经过由公众参与的程序,决定项目迁建。
半年来的激情与理性归于平淡。厦门人赵玉芬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确认迁址,这归功于厦门市民。”
厦门人连岳准备回到他习惯的慵懒生活。已经拒绝一切跟PX有关的采访活动。“现在不需要我说话了。”
另一个厦门人李义强也回到了喝酒、打牌、唱K、吃大排档的平常生活。他曾是一个激烈的项目反对者。
他们不孤单,无数厦门市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市民,有的是20年内从外地迁入的“新厦门人”,有的是刚在厦门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他们原本素不相识,但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
令人不能忘记的还有厦门市的政府官员。他们中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厦门市民。半年来,他们从激烈的反弹走向妥协与谈判,和市民们共同成长。人们会记得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样的句子从一位政府领导者的口中说出,多少令人耳目一新。
12月13日和14日,厦门市召开市民座谈会。九成发言代表反对PX项目上马,官方承认,“反对复建、建议迁建的人士占绝大多数”。福建省一位主要领导说,“这么多群众反对,所以我们应该慎重考虑。”
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或许,如果足够幸运,他们的行动,会帮助中国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鲜为人知的是,在中科院院士赵玉芬介入调查之前,厦门海沧的居民对于PX项目的维权行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但毫无成效。
2006年5月10日午夜零点,老孟一家人被刺鼻的酸臭味呛醒。这个海沧区未来海岸小区业主成为维权行动最早的参与者。他找了110,找到当地环保局,结论是,“这个酸味跟厨房煮东西的醋味没什么不同。”他上网发帖一看:许多邻居也有类似遭遇。
业主们摸到翔鹭工厂门口,一股酸味扑鼻,“没错,就是这个味!”再路过一片大工地,牌子上写着“PX项目指挥部”,工程车卷起滚滚黄尘。
2006年6月11日,在小区的一个亭子里,十几个业主决心组成“厦门611环保志愿者联盟”,阻止尚未兴建的PX项目上马。
打市长热线,找环保局,部门相互推诿,上访信有去无回。业主们想想新办法,“拉横幅,征集业主签名吧”。小区里的一位退休老干部替他们指点迷津:“如果仅仅是关系海沧居民的利益,PX恐难下马。”
虽然他们高举了“保护厦门城市发展”的崇高口号。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本地最大的台资企业和政府的决策。
赵玉芬院士出场了。2007年3月,这位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联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业主们的希望重新被点燃。“有人来救我们了!”之前,他们的呼声,公众几乎一无所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赵玉芬的提案上,台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也签了名。他也是厦门人,祖籍台湾。

理性,再理性

院士和教授们运用他们的资源,将业主们的抗争和PX项目的问题传至庙堂深处。他们和后来的连岳、李义强一起,将和平、理性的抗议贯穿整个抗议过程。“两会”后,赵玉芬的政协一号提案未获得相关部门的满意解释,此后索要PX项目环评也未果。但外地媒体开始报道赵玉芬的提案,然后陆续有全国性媒体来到厦门,采写深度报道。
52岁的袁东星是留美博士,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她小个子,性格温和,一口闽南口音的普通话。一次她和赵玉芬接受采访,碰上厦大的学生要在校园里搞关于PX项目危害的展示,上门求助。袁东星温言:“如果官员来骂,你们走就好了,不要顶嘴。”
她和赵玉芬,以专业的科学研究,将PX项目的危害公之于众,为市民们的利益诉求赋予强烈的理性色彩。
网络将厦门人的抗议和媒体的报道传布到四面八方。本地最大的小鱼社区,网民们开始热议PX。这个论坛有超过8万注册网民。居住在鼓浪屿上的时评家连岳,在几家报纸开有专栏,擅长给痴男怨女们解决情感烦恼。他住在鼓浪屿上租来的小楼里,这里“有老婆,有无敌海景,还有自由”。但PX工地距离这个国家级风景区只有7公里,可以望见海沧的烟囱和储油罐。
他要“尽一个媒体人的本分”。3月29日,他写了《厦门人民这么办!》,告诉市民“你不要怕”,“你不会被抓的”,“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以后,厦门之死你就没有责任了”。
5月29日,小鱼社区以系统升级为名暂时关闭,上书:“爱小鱼爱厦门”。
6月1日和2日,上千厦门市民缠上黄丝带,上街散步。人群过处,没有留下垃圾,没有公物损毁。
汪民说,他们很默契地相互制约,一个共识是,不管怎样,决不能起冲突。“我们只是要表达自己正当的诉求。”
“我们希望能让政府听到百姓反对的声音,而不希望诉求变质。”他说。

政府顺应民意

环评终于启动,并有了具体的时间表。但紧张的气氛中涌动着种种暗流。厦门人在等待,在观望。
复建的传言撩人,“几乎一个月一个版本。”市民阿美说。网友们合力粉碎各种传言,并关注翔鹭在人才市场招聘的一举一动。老孟基本每个月去看一次工地。
连岳变得突出而敏感。他陆续接到一些神秘电话,请他注意安全。而连岳持续发力,除了继续写博客发评论,他还委托专业人士翻译有关PX的专业问题。他以辛辣的时评成为这场抗议的意见领袖。
期待的转折在12月5日到来。厦门市政府以高姿态正式发布环评报告简本,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
政府和市民们在缓慢地重建互信。老孟是海沧业主代表,但他没有报名参与座谈会。结果天天关照他的派出所跑过来做工作:“这次政府可是真心的,你一定要参加!”
网民们的声音得到官员的重视。小鱼社区里有人抱怨政府发布报告太仓促,且发言时间太短。主持座谈会的朱子鹭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坦言,官员们压力甚大,政府对参会代表名单如何产生,发言顺序如何安排,均经过谨慎设计,以消除外界质疑。
参与座谈会的市民陈小姐半年来一直在做准备,她利用自己的专业,演算PX项目对厦门的利害。“哪有翔鹭说的能创造那么多价值?”连岳则发表《厦门人民这么办2》,呼吁市民应该有所行动。他自己的示范是,以连岳的笔名继续写博客发评论,以“钟晓勇”的真名亲自上阵。
座谈会抽签前,有网民大呼:“希望能在名单上看到‘钟晓勇’这个伟大的名字!”抽签结果,连岳成为了第一组第24号替补,网民发起联动,将机会让与连岳。
12月12日晚,座谈会召开在即,NGO绿十字邀请厦大化学教授王光国为参会代表提供专业咨询。王光国以学者和长辈的身份告诉大家:“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沉默多时的厦大教授袁东星,临时获邀参会,赢得全场掌声:“我们的头顶上是大学教授的头衔,但之下是我们的良心。”
政府从堵到疏,到最后和市民面对面,在谈判和妥协理性迁建PX项目。朱子鹭坦承,“政府和市民在一起成长。”

多赢的结果

PX项目将迁建漳州。勇气、克制与智慧使这场抗议走向多赢的结果。
有关统计表明,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在近20年里移居厦门的。二百多万人口中,“新厦门人”已经占多数。老孟从1992年到厦门工作,“半生积蓄+半生债务”,才换来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汪民认为,这些落户厦门的外地人学历较高,有较强的公共意识。他们和老厦门人一起,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就是冲着它的温馨而来,并打算在这儿过下半辈子呢。这儿必须要好,否则只有离开。”市民李岩说,这座城市的市民性格已趋于多元化,“厦门是个移民城市,我们有点像‘游牧民族’,有进攻性”。
在这场运动中,新技术为民意的组织贡献了力量。网络和手机短信将信息广为传布,将素不相识的市民凝聚到一起,民意的力量由此不可阻挡。“民意需要组织。”汪民坦承。这正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起点。
半年来,厦门市民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和城市利益得到了尊重。
半年来,厦门政府官员在谈判和妥协中深切体会了城市利益和百姓利益休戚相关,“执政能力得到锻炼提高”。
发生在厦门人身上的这一切昭示人们:在转型期的中国,所有利益的扩张都应该受到制约;在利益调整中,抗争的勇气无疑是值得赞赏的,而适时的克制和妥协的智慧更值得赞赏,而由此产生的民主议事和决策制度将是最了不起的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人的这些努力,将穿越2007年的中国,烛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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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这件事整体很好,是民权的一举!咱当年也是在网上呼应,在咖
啡转贴了的。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180021609

报告指美在押囚犯人口超过1%(BBC)

报告指美在押囚犯人口超过1%

美国的人均囚犯比例高过中国和俄罗斯。

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目前的在押囚犯人数超过人口比例的1%,而9名黑人当中就有1人被关进监狱。

美国皮尤中心公布的研究资料说,2007年,美国监狱囚犯人数已升至230万人,美国目前人口为2亿3千万。

BBC记者乔治说,美国皮尤中心公布的数字令人惊讶,这不仅是为因为美国监狱的在押囚犯是全世界最多的,而且是因为囚犯数字增长极快。

全球最高

与美国相比,人口达13亿的中国拥有的在押囚犯人数排名世界第二位,为150万人;俄罗斯位居第三,在押囚犯为89万人。

报告说,吸毒和严重罪案导致了被判监囚犯的增加。但报告表示,严厉执法和判决是造成囚犯增长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也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美国去年在监狱惩教设施方面的花费高达440亿美元,一些监狱已捉襟见肘。

“令人惊讶”

美国皮尤中心的报告说,美国监狱在押囚犯中的少数族裔人士比例之高也令人惊讶。

报告说,每106名美国白人有1人是囚犯,每36名西班牙裔美国人有1人蹲监狱,而每15名非洲裔美国人有1人被关进大牢。

年轻黑人被判监的比例更高,20至34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每15人就有1人是囚犯。

报告还说,尽管囚犯大多数是男性,但女囚犯比例正快速增长。

在35至39岁的美国妇女当中,每265人中就有1人是囚犯。

少数族裔美国女囚犯比例也比白人女囚犯多:每100名黑人妇女就有1人是囚犯;每297名西班牙裔妇女就有1人是囚犯;与此相比,每355名白人妇女才有1人是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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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说过:现代文明是用监狱和神经病院来维持的。

直击哈瓦那 追寻卡斯特罗(南方周末)

直击哈瓦那 追寻卡斯特罗社会主义古巴最真实一面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史哲 郭力  

[2008-02-27 23:34:28]菲德尔·卡斯特罗退到幕后,古巴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他对于古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退休会带来什么?古巴的现状是怎样?古巴的未来会是怎样?

带着这些疑问,《南方周末》记者早在卡斯特罗正式退休之前就前往古巴,深入采访,广泛接触,向读者展现社会主义古巴的最真实一面

“我不想寻求或是接受国务委员会主席或总司令的职务。……我基本的责任不是保住职务,更不是挡住年轻人的道路,而是贡献我的经验和想法,由于我有幸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我的经验和想法有一些价值。”
2月19日,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发表了卡斯特罗致古巴民众的公开信,卡斯特罗宣布辞去古巴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
2006年7月31日,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动手术,手术前,他把自己所承担的职权,都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包括了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以及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不过,许多古巴民众却坚信他能够再次站起来,一如他过去无数次跌倒又无数次站起来一样。他们为病中的卡斯特罗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祝,哈瓦那一些商店里张贴过这样的巨幅海报——卡斯特罗高举AK-47步枪,旁边一行大字:再活80年!
此前传出的消息似乎证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去年4月29日,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说,卡斯特罗已经赢得了这场争取自己生命的战役,目前正在巩固胜利。而此后一直扮演卡斯特罗“新闻发言人”角色的查维斯也声称,“卡斯特罗已经开始重掌大权”。
然而,这一次,他的对手不再是处心积虑要让古巴变天的美国,而是时间,所以卡斯特罗说“接受一个超出我体力所及的责任有违我的良心”。现在,他只能依靠他“另一件武器”,在“观念战场”上战斗。他说,“也许,人们将听我的声音。”
卡斯特罗宣布辞职后的第五天,卡斯特罗的弟弟、7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就职当天,劳尔表示:“菲德尔是不可取代的,他的思想永远存在,……古巴革命只有一名总司令,那就是菲德尔……”

离开卡斯特罗的日子

“菲德尔”是卡斯特罗的名字,在古巴,人们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他。
尽管暂时的权力移交之后,古巴的未来迅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但古巴国内则是一片平静。
古巴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权力交接一事未谈一字。即便是古巴的普通民众,也很少有人主动跟本报记者谈及菲德尔或者古巴的未来。
在卡斯特罗无法履行领导责任的日子里,《格拉玛报》照旧在每天报纸报头右首的位置摘登一句革命语录,卡斯特罗的话正是其中主要的部分。卡斯特罗写给古巴其他领导人以及民众的信件则更是报纸最重大的新闻。除此之外,“卡斯特罗正在好转”的消息,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电视中播出。
不过,也有一些略显不寻常的事件。哈瓦那的外国人之间开始更多议论的是,劳尔是否会带来一些变化,将带来怎样的变化等等。当年12月7日,古巴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总结卡斯特罗革命历程的纪录片。这让在古巴留学两年的韩青山感到有点奇怪,“卡斯特罗反对个人崇拜,这样的节目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的确,古巴街头满目是切·格瓦拉,却鲜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
在卡斯特罗住院的医院大门外,常有民众跪地祈祝他们的领袖早日康复。对于一些古巴人而言,卡斯特罗就是主心骨,没法接受他“不在”的日子。不过,胡安·卡洛斯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当然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他早点好起来。不过,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卡洛斯已退休在家、专心打理家庭旅馆。
毕竟,卡斯特罗已经年逾八十,他能躲过数百次暗杀、阴谋,但他没法抗拒衰老。革命成功48年来,古巴人已经习惯了面对各种危险,其中也许就包括了他们的“菲德尔”的离开。更何况,在古巴人的生活中,卡斯特罗早已无处不在。
十字路口,漂亮的姑娘们不时探问过往车辆是否顺路。因为公交运力不足,能源紧张,卡斯特罗号召民众搭顺风车,其中也包括所有公家的车。
卡斯特罗从不讳言古巴问题重重,比如供应短缺,几乎所有的供应点都要排队,无论是酒还是面包……也曾有针对政府的骚乱发生,曾给卡斯特罗担任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最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甚至要只身犯险走入游行队伍,靠个人魅力和口才平息群众不满。然而,在卡斯特罗突然倒下甚至交出权力,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古巴,以为这里将发生些什么时,古巴却风平浪静。
开车途经因凡塔电影院,正碰上一个国营冷饮店供应冰激凌,排队的队伍蜿蜒上百米,但所有人却耐心而有秩序,“你们不是来看卡斯特罗的古巴吗?喏,这就是了。”王政朝车窗外努努嘴。

“爷爷的一块钱”

哈瓦那“天坛饭店”的老板陶锦荣是古巴一个热心的旁观者。说起卡斯特罗和古巴民众的关系,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爷爷”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每人一块钱,并为此殚精竭虑。
食品、家用电器等政府配给的生活物资就是卡斯特罗给人民的“一块钱”,“一块钱”其实还包括了从生到死的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
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首先把自家的庄园与农场收归国有。他和普通古巴民众一道领取微薄的工资,并且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子女做官或者经商。
所以尽管凭本供应的物资不足维持普通家庭的用度,这“一块钱”还是让卡斯特罗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让他可以在随后的30年中放手实践“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巴西人阿拉玛尔这样描述革命前的古巴:“这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贫穷、卖淫、贩毒和走私的跳板,独裁者的藏身之地,赌场洗钱的乐园……”与此相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对百姓而言,不是天堂,却足以安身立命。“卡斯特罗曾经多次强调,没有谁比古巴更有资格对美国式的民主做出评价,因为他们曾亲眼目睹古巴是如何被败坏的。”王政说。
对大多数古巴人来说,他们热爱卡斯特罗,或许就是因为他让他们活得比原来好。“‘爷爷’没想过从孩子那里拿钱。”陶锦荣说。的确,前苏联的援助曾帮助古巴实践“完美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到1991年苏联解体,卡斯特罗只来得及完成一个半成品。很多人记得那之后的一段日子——即使国家凭本供应的大米、黑豆也会短缺,至于肉和蛋,更是几个月都难见到……
1991年至1993年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陈久长有过亲身体验。在陈大使夫人的记忆里,“那时古巴连外国人特供商店里的商品都十分有限,普通商店更是空荡荡的,除了苍蝇四处乱飞。”
在没有弃儿和乞丐的古巴,宾馆附近出现了拉客的姑娘和向外国人伸手要钱的男孩;偷渡严重、人心浮动……
是否应该恢复“农民自由市场式”的小商店和摊贩,让他们漫天要价?这个问题卡斯特罗犹豫、反复了近十年。终于,在他率领起义者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时,他宣布改革,“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的解释是:“当古巴党和政府面临革命崩溃的抉择时,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险搞改革。”

卡斯特罗的忧虑

每人每月的10个鸡蛋,现在还经常无法足额供应。米莉安有空就去供应点,碰到来货,就马上买回来。不过她说,与十年前相比,“很少停电了,允许使用外汇券CUC了,能买到的东西也多了”。
哈瓦那街头的外汇兑换点常排着长队;使用CUC的商店,商品更丰富,自然顾客盈门;桑哈大街的Cuatro camino农贸市场,小贩们高声地叫卖西红柿和土豆;涉外酒吧经常能听到古巴乐队的演唱。
这一切都源于卡斯特罗14年前作出的改革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也曾短暂尝试过“市场经济”,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立即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一位亲密伙伴——古巴安哥拉派遣军司令奥乔亚将军甚至因此被处决。
但现实终究不能回避,留给古巴选择的道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条。
CUC一下子打破了“平等”。卡洛斯的家庭旅馆只有两个客房,但一天的房费——36美元——就大约相当于普通古巴人两个月的工资。同时,占公家便宜的现象屡见不鲜:国营的出租车故意不打表,车钱装进司机腰包;在国家商店里出售私人货物;开公家的车私会女友,等等等等。
不过,对于古巴今天的变化,像卡洛斯、米莉安等普通古巴人的评价是,“挺好”。
当记者前往“古巴革命博物馆”时,20岁的出租车女司机尤尔丹卡车开得飞快,一对金质大耳环晃晃当当。
“菲德尔?——他,当然很好,他让我们有了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尤尔丹卡说,“但我更喜欢钱。”
在卡斯特罗的晚年,他经历了一个巨大期望的破灭,但他用自己的克制,为社会主义古巴再一次赢得了时间。或者,用福丽娅蒂为卡斯特罗撰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话说,“他在思考、重温革命,并且在为政治觉悟的更高阶段寻求道路。”
1992年,一位乌干达记者问卡斯特罗“如果古巴没有你会怎样”,他的回答是:“在我之后,古巴的历史仍会继续。我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声叹息罢了。”
在美国人眼中,古巴就是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就是古巴。但这个国家没有一条路、一栋建筑以卡斯特罗的名字命名,也看不到一尊他的雕塑,连钱币上的画像也不是他。
古巴没有他的“圣迹”。“因凡塔电影院”和圣拉斐尔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他曾在这里关注着古巴的各种运动,并策划着自己的人生;普拉多大街109号,曾经的古巴人民党总部,1952年他在这里竞选公职,酝酿革命;23街一间不起眼的公寓,1955年他从监狱释放,就在这里会见政治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M街和21街拐角的梅蒂那咖啡馆,则记载了他的流亡前夜……所有这些,如今都淹没在民居与熙攘的人群中,不露声色。
略显特别的是辆停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前草坪上的坦克,在这所近300年历史的大学的罗马式建筑的包围中,特别醒目。卡斯特罗就曾就学于此。
哈瓦那大学教授Cadiz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哈瓦那大学曾经是贵族的特权,而正是菲德尔,用这部坦克,为我们轰开了大学的校门。坦克!这是革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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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退休,果然很自信。

说他遭到过五百多次行刺,多是FBI,命大福大!

章诒和:京剧进校 重新开始总比不开始好

章诒和:京剧进校 重新开始总比不开始好

来源: 作者:章诒和  

[2008-02-27 21:47:21]艺术的功能是通过审美来陶冶性情,提高素养。我想,传统艺术进入课堂的真正意义当从这里延伸

章诒和

最近听说教育部把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引起很大争议。其实这件事并不坏,不像网上有人惊呼:样板戏又回来了。1970年代末,即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从事戏曲研究的人士就一再呼吁,应该把传统艺术的欣赏列入国家教委的教学大纲。无数次的呼吁都没有下落,连个答复也没有。
三十年前,我们说传统文化面临着危机,是指它的问题多、困难多。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说传统文化面临着危机,则是指它的消亡、消失。何以至此?政府重视不重视、资金投入多少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这与百年来、特别是后五十年对传统文化的持续批判和扫荡直接相关。批判扫荡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血脉断绝、人脉断绝。首先是人的断绝,即懂得它的、掌握它的、创造它的人没有了。梅兰芳没有了,看梅兰芳的人也没有了。现在把京剧列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其意义恐怕不在于叫孩子们唱两段、哼几句。它意味深长,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传统文化即将成为“零”,才想到要重新拾起,已经迟了、晚了。但重新开始总比不开始好。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其实是把美育一脚踢开。不是觉得美育多余,便是认为它是属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于是相声、小品、流行歌曲、露脐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孩子们的“美育”课。今天我们处在全球化语境下被大众文化所包围了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核心就两个:一是传媒文化,一是消费文化。什么都是消闲、消费、消遣。我管它叫“三消文化”。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美育就更加重要了。
我主张把中国戏曲、中国书法、中国园林、中国绘画、中国音乐、民间工艺以及手工劳作一起纳入美育课。如果教育部门能找一批专家,编出一系列的美育课教材,从幼稚园开始,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西皮二黄,为什么一根马鞭就能代表千军万马;二胡的两根弦是怎么回事,《春江花月夜》是什么曲子,瞎子阿炳到底是个什么人;中国舞蹈为什么和西方舞蹈的肢体语言不一样;中国汉字是个什么结构,横竖撇捺怎么写。当初能这样做的话,如今政府就不至于费那么大的劲来推广“文明用语”了。因为美育的根本是使人能辨别精粗美恶,从情感到行为。
这次唱段的选择有一点偏颇。谁都知道,样板戏的思想内容是概念化、政治化,为“四人帮”服务的。但必须承认样板戏的音乐成就是空前的,此后的现代戏在音乐创作方面都没有超越它。选两段样板戏未尝不可。但这次数量如此之多,令人不解。显然,制定者还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目的是歌颂革命和革命者,歌颂党的光辉历史。艺术的欣赏和掌握就像学书法,应从横竖撇捺学起。所以,学京剧应该从最正宗的、最基础的传统剧目开始,从其经典唱段开始。而样板戏的唱腔都是经过创新的。
我听说这次选的曲目之所以侧重样板戏,是因为相关人士担心老戏超出了学生的历史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难道“空城计”的故事,学生们不知道吗?易中天都可以讲《三国》了啊!教《空城计》,老师把唱词大致讲讲,介绍一下诸葛亮其人,就可以开始学唱了。比如欣赏《苏三起解》,说从前有个苦女子,受了冤情,在押解途中请求过往的行人能够把她的冤苦带给曾经爱过自己的男人。这不,三言两语就介绍完了。我们是在鉴赏艺术,不是上历史课。况且,很多戏曲故事恰恰是孩子们——像我们小的时候——接受历史启蒙的渠道。《三国》一本一本唱,就等于把《三国演义》看完了。
全国各地的孩子是不是都要学京剧?四川的孩子是否可以学川剧,上海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学沪剧、越剧,山西的孩子是否可以学学梆子,东北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学学二人转?戏曲是一种爱好,是一种群众性的审美活动。不能像让4岁的孩子弹钢琴一样,让4岁的孩子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全来。每回在CCTV看那么小的孩子反串这个反串那个,我就立刻关掉。而且,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各方面条件都不大好的人,才去学戏曲。上了台真的非常丑,甚至走了形,看着生理上就不舒服。这种形式主义的搞法,戏曲非亡不可。应该把它作为一种修养和爱好去普及,不要搞成竞技和选秀。
我小时候在香港读书,进得学堂,五线谱、小提琴、钢琴、礼仪全有。有人把你领到一个房间里,你喜欢什么乐器,就去摆弄。摸摸这个、看看那个,每件乐器发的是什么声音,那声音好不好听——老师不会怪你。然后大量的是欣赏。它是一种业余的、兴趣为重的、普及的,没有把孩子往专业途径带,没有非要出去凑一个晚会或让哪个孩子从这里头拔一个出来捧到电视台去。
以前,还不要说大户人家,小户人家也是叫自己的孩子练毛笔字、习古文、背诗词,父母还教你怎么坐、怎么站、怎么走路。见到客人要起身鞠躬,吃饭夹菜也只能夹你前面的。女孩儿一定要学点刺绣、针织,有条件的学唱京戏,男孩要拉拉吹吹。小学的时候把底子打好了,到中学学英文,条件更好点的一定送你去留洋。所以,你可以发现1949年之前的中国学者,包括学自然科学的,他们的字写得好,诗做得好,还会拍昆曲。我们常讲的“文化底蕴”,从何而来?那是血脉中带来的,也是历史在每个个体生命中的积淀。
1949年后,提倡革命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其他的一律踩在脚下——或打倒、或取缔、或改造。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最落后的,古文没有了,书法没有了,四合院也不好了,旗袍也不好了,女人都穿列宁服。如果谁家再摆个八仙桌,墙上挂两幅字画,那他定是财主加封建遗老。我们摈弃和改造了很多应该被保留的东西,而且持续了半个世纪。所以,现在的艺术都变得非常地粗糙,我甚至觉得人也粗糙。
京剧不是贵族艺术,它属于民族民间生成性质,只是在清末民初进入宫廷后获得提高,平添了许多优雅。从前的梅兰芳没为工农兵服务过,一张戏票,三块大洋;一套行头,十万大洋。谁能比?这是京剧中的顶极。可是戏班子也有跑码头的,拉三轮儿的也看得起,平民百姓二两酒下肚,扯着嗓子就唱开了:“两国交锋龙虎斗……”梅兰芳的戏没有多少思想内容可言。他的戏是“纯形”艺术,给人以纯美感享受。《霸王别姬》内容十分简单,就是虞姬看着大势去矣,决定不给楚霸王留包袱,结束自己。戏就是写她生命结束前要为大王所尽的最后那么一点心意。细究起来,什么都没有,就是歌舞。那些歌舞非常美,美得哀怨。这属于美学范畴,而非政治思想内容。偏偏这样的戏能长久存留。
艺术的功能是通过审美来陶冶性情,提高素养。我想,传统艺术进入课堂的真正意义当从这里延伸。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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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看到伊甸一线,课本选段,多是革命现代京剧: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8485.html

Genius & Prodigy

genius 名: 天才;天赋;精神;思潮;倾向
名 精髓;风气;保护神;善神;恶魔;有影响力的人

近义词: gift; inspiration; intelligence; master; prodigy; talent; wizard
反义词: idiot

从这个字根看来,有创造的成份。

prodigy 名: 惊异;壮观;非凡;天才

近义词: curiosity; first-rater; genius; marvel; miracle; phenomenon; rarity; wonder

我记得还有浪荡子的意思,再研究。

child prodigy 神童,超常儿童,天才少年

&

学学阿奎那,先语源学一下,以方便咖啡未来的讨论。

欢迎浮生Touche三魔温古典等补充!

还有廖康先生。

书法家的退休(青冈)

书法家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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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于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他,脸色灰乎乎的,神情甚至有几分呆滞的样子。老于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间隔不太远,平日也就是在走廊上打个照面,这回我居然还近距离地发现老于脸上长了不少老人斑。老于马上就要退休了。
一想到退休,心里总有种异样的感觉,我知道都是名利心在作怪。一旦离开那个板凳退休了,生活可能再就不同了,原来找你办事对你恭维的人很快就把你忘掉,你原来的下级办事员再也不会低声跟你说话甚至会对你的言谈置若罔闻,你渐渐地被隔离于主流群体,慢慢地封闭,最后在孤独、失落、怨恨中了却晚年。想起来好像惨了点儿,可事实都是这样的,退休就近似于宣判一个人没用了。老于坐办公室坐了三十几年,没有农民的工作那么艰辛,也绝不像科学家的工作那么富有创造性,平平淡淡的,这一晃儿,就要退休了。看看老于,老于不过就是自己的缩影,早晚我也得变成一模一样的老于,领点儿退休金,回家呆着了。

我们主任之所以张罗着要请老于喝个午茶,是因为主任曾请老于给我们办公室房间写过一幅书法,老于不但给面子答应了,写完之后还用框子裱好。主任把老于送给我们的字挂在墙上,房间里立刻就充满了莫名的文化气息,老于写的那几个字是篆书,我们谁都认不出来,老于还曾为那几个字单独打印了一张说明,介绍文字的来历和意义。后来办公室只要来人就猜测一番那几个字到底是什么,主任这时候便以行家的身份进行深层次解读。
日常枯燥的工作之余,老于喜欢写字,可以说,老于算是个书法家。老于写的字很古僻,要么模仿金文,要么写隶书或者篆书,工工整整的印刷体汉字楷书他不屑得写。老于练书法很痴迷,他对这门艺术投入不少激情。我又总觉得,醉心于艺术的人都是有大野心的人,现实生活中实在找不到猎取名誉的出路,便一头栽进虚幻的世界里,一心做起精神世界象牙塔王者的梦想。艺术给人以超越的假象,于是终日沉浸在俗务里的凡人便有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自我安慰。

果然,大家一和老于谈起了书法,老于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自信而满足。
主任说:于经理,你可是巴不得退休呢,你退休了就有大把时间搞书法了。你不像我们,我们退休就完蛋了,什么也不会,只能天天坐在屋里看电视。于经理,你不是还在书法学院任教吗?等我们退休以后,都跟你去学书法。
老于也不作声,笑眯眯的,很明显占了心理上的上风,因为有人愿意做徒弟,而且还是平日里的同事。
主任又问:于经理,你书法写那么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啊?有没有老师啊?
老于说:我从小就练,一直写到现在。我拜过师的。
老于说了几个西泠印社的书法界名人,我也记不住,只听说过一个姓沈的。老于没怎么解释西泠印社,他知道解释了也没用,这些人没一个对那个印社真有兴趣。搞艺术的人最怕和俗人凑到一起,俗人讲话直接,露骨,直奔主题,有时候也令人防不胜防。俗人提问的话题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总是不含蓄,不讲究语言艺术。
主任问:于经理,你这书法太好了,有没有拍卖过?
老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有点儿僵硬,愣了一下,随即缓过神来。
老于说:他们在义卖市场拍过,我写过四个字,有人花两万六买走了。
坐在我旁边的老张“哇”地一声,可能是他没料到身边工作同事写的字竟然真的可以拍卖,而且还可以卖到上万块。我也觉得不得了了,一个字平均下来值四千多呢,够厉害。

我坐在一边听他们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地聊。我对书法没兴趣,也认识不到书法里蕴藏的美。我读大学第一门被抓补考的课就是书法,我没耐心为了写一个字花太多的时间,既废纸又废墨的。就好比一个从来不读小说的化学家,跟他谈《喧嚣与骚动》,他只能抱以一笑,如果非要让他评论一句,他也认为那小说不过就是连篇废话,毫无意义。老于的书法再怎么好,在我的眼里也凸现不出来应有的巨大价值。
其实我本该对老于的书法产生兴趣的,但是一直没产生,可能还有个因素在起作用。老于不吸烟,但有个毛病,总喜欢咳嗽,喜欢咳嗽的人痰多。我的办公室门斜对着卫生间,老于咔咔咔的咳嗽声我听得一清二楚,老于的咳嗽声结束后,就从嗓子眼儿里啪地吐出一口痰,这口痰总是吐在卫生间的盥洗池里。我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发现这事儿的,从此老于在我心中彻底丧失了艺术家所具备的美感,老于没了美感,当然他的书法就无法美起来了。我抬头看到办公室墙上老于的字,就不自然地和盥洗池联系起来。我一直机械而固执地认为,美是一种很系统化的东西,一个人身上的美不能割裂,要么是真有,要么是假的。
吃过中餐老于转起身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背也驼了一些。过了三月份,老于就再也不会来办公室上班了,他的位子上会晋升新人。老于的书法也将不再是业余爱好,而是变成倾泻余生激情与能量的唯一目标。

20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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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青冈也转到咖啡一下,好象他电脑指路不行:)

祖母的话

祖母的话

做人的媳妇着知道理,
晏晏去困着早早起;
又搁烦恼天未光,
又搁烦恼鸭无卵;
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
烦恼小叔要娶无眠床;

做人的媳妇着知道理,
晏晏去困着早早起;
起来梳头抹粉点点胭脂,
入大厅拭桌椅;
踏入灶间洗碗著,
踏入绣房锈针子;

做人的媳妇也艰苦,
五更早起人嫌晏;
烧水洗面人嫌热,
白米煮饭人嫌黑,
气着剃头做尼姑;

若是娶着依格呆媳妇,
早早着去困,
晏晏搁不起床;
透早若是叫伊起就面臭臭,
头鬃又搁背在肩头;
脚展不择拖在脚迹后,
起来大家官是老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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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台语老歌,够活泼的。

“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基甸)

“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

            

基甸

哈佛大学是美国着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但今天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以“认识上帝”为建校目标。最早的哈佛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周围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等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为基督及教会(的真理)”。校徽中的两本书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书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今天,你在哈佛的校徽上,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其余的字也不复存在了。

知识、真理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神学?神学不是人的学问吗?基督教信仰不是与“人本主义”相左的吗?这个问题不但非基督徒会质疑,基督徒同样会有困惑。少数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学视为“属魔鬼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信”与“知”,即信仰与理性两者的关系的问题。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人因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已经没有能力靠自己的理性认识关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人获取终极全部真知识的唯一途径,是接受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有两种:1)普遍启示,即如康德所谓“在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2)特殊启示,即圣经与耶稣基督。(培根用“两本书”来比喻这两种启示。所谓的“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一方面,上帝的启示是完整清楚的,人足以从中了解人的得救和人与上帝的和好;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奥秘,而人的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因此正如早期的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谦卑,同时需要努力追求认识上帝的真理。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想当然地以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反智、反知识,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这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吗?“因信称义”真的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吗?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反理性的吗?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相信,人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

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传统基督教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正如神学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

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即被宣布为“无罪”),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以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最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1:12)。

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基督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人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不取决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真理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从而形成系统化的信仰。

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因此基督徒信了之后,还要去理解、去明白,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神,而且也要“知道”、“认识”神。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

“以信求知”,并不是只信基督教信仰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承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Gilson),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所以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也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神学有什么用”的回答,就应该很清楚了。当然,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亿计,基督教神学的体系的确是繁杂和多元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批评的经院神学,其实只是历史上天主教神学的一派,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神学。

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哲(神)学无所不包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而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更是著名。

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即所谓“自然神学”),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至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

经院神学以后,基督教神学一直在发展。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逆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中的“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而路德和加尔文,正可以说是新教神学的代表。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探讨的神学家,包括了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或译祈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Troeltsch)、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Tillich,或译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Barth)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

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反思仍然在继续。毋庸讳言,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当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基督徒中虽有极端“反智”的,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把理性和信仰绝对地对立起来。

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则灵”。上帝,还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相信与否。人的堕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赎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认真地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是只在礼拜天做礼拜,却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无关。正如神学家、教育家、新闻家、政治家凯帕尔(Kuyper)所说,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生活)体系”,是涵盖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等整个人生与社会层面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1]。基督徒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在各个领域“荣神益人”,当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启示,现代自然科学也好,哲学人文也好,对基督徒来说,都不会没有价值,都是上帝显明其普遍启示的管道,当然也都可以用来见证和荣耀上帝。加尔文说过“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2]

当然,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宗教被视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离,是“形而上学”的“二楼”,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实际上却虚无缥缈,是非常“业余”和“私人性”的“爱好”。在1836年以后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也变成朝上翻开了,意味着人已经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搅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识和思想的领地。不要说世俗的大学,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都不把“认识上帝”当作目标,其神学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开,变成完全的学术性研究。目前中国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甚至接收了许多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3]──虽然,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一帮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那里穷研究上帝,多少是有点搞笑的。

参考文帖:

[1]凯帕尔着、王兆丰译《加尔文主义讲座》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p/kp.htm

[2]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ReformationTheology/institutes/institutes.html

[3]基督教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

http://www.godoor.net/whjdt/yjjg.htm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

1. 陈佐人,《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7。

2. A.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中译本《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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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知识的片面与偏激,我一直很欣赏奎那的“知”与“信”的
关系,前不久读阿奎那政治哲学,又翻起知识论来,找一篇好文。

本来也怕别人说宗教宣传,鉴于这是哈佛校微,估计就无异议。

南非13年来首次允许杀戮大象(BBC)

南非13年来首次允许杀戮大象

杀戮大象的决定引发很多争议

南非表示该国13年来将首次允许杀戮大象。南非政府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称杀戮行动是为了控制大象的数量。

自从该国在1995年禁止杀戮大象以来,在其境内的大象数量从8000头增长到2万头。

声明承认,有关的杀戮行动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情绪”,而这个消息会让动物权利保护人士感到愤怒。

这些动物保护人士已经威胁说,要呼吁对南非旅游业的杯葛以及对此措施采取法律行动。

南非环境事务及旅游署部长范沙尔奎克在声明中说,杀戮大象是最后的一个办法,而且这要遵守严格的要求才会得到允许。

他还说,也可能会使用其它的办法,其中包括更好地经营圈养大象,转换栖息地以及大象节育等。

范沙尔奎克表示,这次杀戮是在咨询过各方,讨论了各可能性之后才做出的。这一杀戮决定将会在5月1日生效。

生活在大象栖息地附近的居民抱怨说,大象非常危险,他们食用粮食,并和居民抢水喝。

但是动物权利保护组织表示,大象已经有很强的认知能力,以及高度的自我意识。而这一计划就相当于对大象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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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杀戮自然好听,任由杀戮就不好听了。

前者是政府行令,后者更象传媒视听。大象对环境的危害极大,又没
有天敌,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控制数量。

其实人类自己本身也一样,许多动物,都不知不觉的。

求一个字

求一个字,最近读山海经发现一种童年常见的鱼名,可惜网上找不到
字,字模也找不到。许多处只显示:(歺又鱼),

拉丁名是Hemiculter leucisculus, 英文white semi-knife carp,

只有这个网站近些,也显示的是白框:)。想写一首诗,可惜标题恐
怕都得用错别字了。

http://info.yqie.com/C/C0073.htm

估计也不好找到。’歺又’上,’鱼’下,’餐’音。先谢了!